作为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流动的多民族共居城市之一。成都市S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在成都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检查、评估之后发现S社区民族融合不良导致的日常生活矛盾冲突已经威胁到社区的正常生活与治安。据此，S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以其他城市成熟的多民族社区融合项目作为经验借鉴，结合实地参与观察、走访调研，面向成都市S社区开展多元化民族特色服务活动，为民族互嵌式社区不同民族居民搭建民族互助平台，辅助各民族社区居民在社区生活上的相互适应，提升居民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本项目从多渠道、多角度对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进行推广宣传，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工作服务，促进不同民族居民的双向融合，推动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建和谐、平等、互助、共享的社区氛围。

该项目旨在针对S社区各民族居民在社区生活、文化、心理三个层面的问题及需求，开展社会工作项目，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理念融入到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有助于S社区各族居民接受并适应多元差异，满足其特殊的差异性需要，缩短心理和社会距离。具体而言，在社区生活融合层面，开展多民族社区特色服务活动，加深S社区居民间族际差异的了解，促进族际间生活习惯的接纳与认同；在社区文化融合层面，开展社区民族文化知识讲座、民族知识团体竞赛、组建民族语言文化交互学习小组，以差异化的视角互助学习民族文化习俗，加深相互了解，减少因多元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以文化交汇交融的理念营造民族和谐的社区文化生活氛围；在心理融合层面，通过培育社区民族关怀志愿服务队、搭建社区民族互助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组建边缘群体互助支持小组、心理疏导等专项服务。一方面帮助多民族社区边缘群体冲破边缘化枷锁，化解内心冲突，融入社区生活；另一方面拉近居民间社会心理距离，提升社区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居民的心理归属感、社区认同感与幸福感实现社区心理融合。

项目前期主要由S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对社区居民总计62户进行访谈调研了解社区居民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实际需求，共包括30户汉族居民，32户少数民族居民。在此基础上通过搭建民族互助平台帮助社区居民实现以平台为纽带解决族际沟通互动的难题。一方面，搭建居民社区生活互动的桥梁，增进了居民互动，有效解决了民族居民沟通交往的难题，减轻边缘化程度；另一方面丰富了社区民族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区居民相互了解，逐步达到社区认同，成为了民族社区融合的重要纽带。同时，为改善社区族际多元文化差异，项目筹划建立民族学习交流小组，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帮助社区居民互相学习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采取链接资源、组织督导、为组员答疑解惑等服务形式，一方面彰显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特殊的服务技巧与社会工作一体多面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以小组为小网络不断扩大网络范围，通过彼此间学习达到民族文化的相互认同从而延伸至多民族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最终达到相互接纳适应、族际自愿融合的终极目标。

项目中期的实施集中于提供民族特色化的服务。包括开展民族文艺、民族服饰、饮食学习培训班等社区集体活动，同时召集社区多民族居民以民族化的方式共同庆祝中华传统佳节。在展现民族文化多元的同时加强族际间互动，营造社区家庭感，增强民族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幸福感。通过结合S社区的资源链接力量，在社区集中开展民族风俗文化、政策制度教育讲座。社会工作通过走访、协商链接到成都市X高校的民族文化与理论专业教师，同时链接到当地文学文化机构的教师进入社区，在帮助各族居民讲解民族语言、历史、政策的同时，结合具体的文学、艺术样式彰显多元文化的魅力。一方面可以实现社区集体层面的教育补充；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嵌入进行文化学习可以有利于解决文化相互适应难与民族文化交融难突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S社区通过民族知识竞答活动根据竞赛结果，对优胜的小组给予奖励，发放纪念品与社区照顾积分，该积分与社区居家照顾相联系。居民凭借自身在社区的参与和贡献，在需要社区进行照顾时将积分兑换为照顾时间或是照顾基金，社区成员在享受社区照顾的同时感受到自我的社区价值。

项目后期将有关服务介入的结果进行整合，就项目整体做出收尾工作并进行发展与展望。在链接高校资源提供民族文化讲座的基础上，引入高校教师作为S社区民族文化交融问题的专职指导教师，负责S社区民族文化讲座、多元文化问题纠纷调解等工作。从专业化的角度将文化与服务结合，整合资源嵌入S社区民族社区融合中。项目借助社会工作力量嵌入民族社区融合，在引入文化教育团队的同时在社区成立本土心理咨询团队。嵌入资源、改造环境转变S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较低、交际范围狭窄的现状。社区通过成立心理咨询室，专业心理咨询师辅助社会工作开展情绪疏导，帮助有社会心理障碍的居民宣泄情绪、学习自我情绪管理、重构健康的社会认知、培养社区接纳的意识逐渐缓解边缘化。再通过心理游戏促进了解、增进互动、拉近心理、社会距离。最后依据前期社区调查与活动实施情况，在活动尾声达到了S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融合的目标，能够实现族际间相互适应与相互支持，并在社区中构建起多元主体共同支持的具有民族社区特色的支持网络，营造了族际相互关怀的社区氛围。

通过专业评估打分、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个体改变情况观察等确定社区居民的改变程度。从微观层面来看。第一，该项目提升了S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度，通过充分调动分配资源和社区志愿服务，结合积分奖励制度的配合，引导居民在参与社区的同时得到社区照顾积分。使得居民既充当服务者角色也是充当被照顾者角色，将“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内化于社区中。第二，有效解决了居民间沟通障碍的问题。项目通过民族交互学习小组、社区教育、民族交流平台搭建、福利政策支持等，将个体改变带动集体改变始终作为服务理念，满足差异下的个别需求，同时并未忽视集体动力。在展现个性文化的同时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相互适应与接纳。第三，有效缓解了S社区各民族居民间的矛盾冲突。项目开展结束后，通过评估发现S社区居民社区支持网络基本得以建构、居民间见面问好、主动交流互动、自愿学习民族语言和习俗、自愿形成多元生活社区。因文化差异与生活习惯导致的矛盾冲突明显化解。从服务对象层面化解了民族居民间矛盾冲突，有效改善了S社区的民族关系，构建了良好的社区民族氛围。

从中观层面来看。第一，营造了民族和谐的社区生活氛围。S社区在居民间的自然互动、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的相互适应中，社区一改矛盾冲突，冷漠相对的现状，变为其乐融融、互帮互助的社区生活情景。第二，凝聚了社区民族间共识与相互认同。项目结束后，社会工作者与评估者以居民的身份参与评估，观察到居民无论在生活层面还是交往支持层面都有显著改善。满意度问卷、量表结果也显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度提升、社区活动参与度提升、族际间主动沟通且互动频繁，冲突明显减少。第三，提高了社区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该项目的社会工作者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结合，以更专业手段对S社区居民心理状态进行测量，发现较介入前呈现明显改善。评估结果也表明，社区族际间无论在信任程度还是接纳程度上都有所提升。社区呈现出不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居民都认同“同一个社区”的服务成果。经量表结果显示，居民社会心理素质稳定、社区内部成员间心理、社会距离拉近、边缘群体减少、社区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呈上升趋势。

从宏观角度来看。第一，建立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主体架构。在服务实践中，S社区多民族社区融合形成了“社工—社区组织—高校—政府部门—志愿者”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机制。在多民族社区融合的过程中发挥多方力量，实现多民族社区融合与发展。第二，促进了政府主导向社区自治转变。通过项目开展，社会工作力量嵌入，将“共情”与“熟人服务”引入具体服务中。发挥社区民族特色并将民族团结意识扩大化，鼓励社区成立志愿队，发展熟人服务，在族际间互助的过程中深化民族社区互动，逐渐将社区“家”化，提升民族社区居民的社区活动参与度，凝聚社区归属于认同。第三，提高了社会工作者的文化胜任力。S社区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解决民族融合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践行“文化敏感”与“种族敏感”的价值理念。强调相互适应与交融的民族共同体社区的建构，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者的文化胜任力实现了提升。

群际接触理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于1954年为解决群际偏见问题而提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群际偏见源自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没有形成足够的认知，认知的缺乏导致内群体对外群体形成刻板印象、态度的偏见和行为的歧视，以间接的方式促使了群际冲突的产生。而不同群体成员之间通过积极有效的接触和互动，可以促进对外群体的了解和建立信任，或改变对外群体的错误认知 [1] 。经过长期研究证明，该理论被公认为心理学领域最能有效地减少群际偏见、改善群际关系的理论之一。已有研究证明，当一名内群体成员了解到自己的群体和外部群体是朋友关系时，可以促使其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外部群体，并且他可以通过想象与外部群体的接触来降低对外部群体的偏见与抵触情绪，进而产生积极的群际态度。同时，他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群体与外群体成员间成功进行接触的经历，来改善自己的群际态度，从而提高与外群体进行接触的意愿，达到改变群际关系的效果。

人们往往具有“内群偏好”，对内群体产生认同感和积极认知；对外群体产生“外群偏见”或“群际偏见”，形成消极认知 [2] 。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偏见的减少或焦虑情绪的降低并不是依靠接触这一单一行为产生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接触的条件会对接触的结果造成消极或积极的影响，而只有积极的接触才能促进融洽的群际关系产生。该理论的提出者奥尔波特(Allport G.W.)提出，要想取得积极有效的群际接触效果，就必须达到与之对应的接触条件。他总结得出了积极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即在各群体接触的社会环境中，要实现各接触群体的平等地位，确保其有共同的目标，并且相互接触的不同群体需要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处于相互合作状态，避免竞争，最后，必须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持与鼓励，比如道德规范、法律、社会习俗等 [3] 。他认为，不同的群体在上述条件下接触，既可以减少以前对外群体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也可以增进对外群体的积极了解。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群际接触理论有助于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研究，从而为铸牢民族互嵌式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积极有效的参考价值。

当不同群体产生群际接触时，其背后的理论机制并不仅仅依靠“接触”这一行为产生作用，而是随着接触行为发生阶段的加深，使其联合作用于群际接触之中而产生的积极效果。研究者从认知取向的探寻逐步转向情绪取向，并进一步归纳为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三大作用机制 [4] 。增进了解主要通过对外群体信息的习得中减少对外群体的不适与排斥；缓解焦虑主要是指缓解在不同群体或个体在接触互动后产生的焦虑情绪，焦虑会造成一定程度消极情绪的产生，进而影响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加群际偏见；产生共情是随着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积极感受不断加强，内群体个体的行为动机也随之增强，从而促使他们对外群体采取支持性行动。

实际上，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是一个认知取向与情绪取向相结合的过程。有研究表明，群际接触的过程通过接触和态度的改变来运作，存在以下四个变化过程：学习外群体、改变行为、产生情感联系和群体内的重新评估 [3] 。首先，学习是群体间接触产生影响的主要方式。当新的学习纠正了外群体的负面观点时，会增加对外群体的了解从而减少偏见。其次，行为的改变往往是态度改变的前兆。行为过程受益于反复接触，通过不断的重复改变群体间的不协调，从而有可能产生态度的改变，使之往和谐的方向发展。再次，情绪在群体间的接触中是至关重要的。焦虑在最初群体间的接触中很常见，持续的接触通常会减少焦虑，最佳接触也常常引起积极的情绪，从而产生一种同理心。最后，群体内重新评估过程的一部分涉及组内接触较少会导致对外群体的偏见较少。从认知取向的视角来看，群际接触增进了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了解，改变了群际认知。而从情绪取向的视角来看，群际接触有效降低了不同群体在接触时产生的负面情绪，在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的相互作用下，对接触群体的群际态度影响更大。虽然如此，每一种机制的独立作用要远远弱于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探索它们对群际接触过程的共同作用，对于改善民族互嵌式社区各民族居民间的关系、减少其群际偏见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不同民族居民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三交”的首要步骤，“交往”需要在接触与互动的作用下产生。首先，接触与互动是不同民族居民产生联系的必要条件，它会打破社区内不同民族相对隔离的交往格局，带来交往环境的改变。比如社区居民能够通过使用社区公共产品或空间时(如社区健身器材、社区广场、社区棋牌室等)与其他民族居民产生眼神、语言、肢体等层面接触及互动，在这类基础互动行为的作用下，居民之间的交往隔阂会被一定程度削弱，双方陌生感会被进一步消除，有利于打造双方的初步印象，为今后推动交流交融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通过促进各族居民的接触与互动，能够增加各族居民间的交流与信任，缓解焦虑、紧张、孤独等负面情绪，进而降低群际焦虑，强化居民间的情感联结，激发社区居民团结互助的热情，减少对不同民族的错误认知与偏见，建立和谐团结包容互助的社区关系。社区不同民族居民之间通过积极的接触与互动，才能助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真正形成文化、心理、情感等层面的深度互嵌，通过采取接触互动、缓解焦虑、产生共情、相互认同等方式，在社区中相互联系、彼此影响，最终形成深层次互嵌的、共生共荣的民族精神共同体。

群际接触理论的核心在于减少偏见的方法是通过接触，改善关系的方法是通过互动，建立坚实关系的方法是通过认同，从而实现不同民族社区居民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从理论上讲，通过相互接触和互动，两个群体可以改变对彼此的印象和认知，从而成功建立和谐的社区关系 [5]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接触与互动是“三交”的前提，而“三交”在过程中与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相互作用，最终推进集体身份认同的产生。如 图1 所示。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间经济、文化、政治具有差异，而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其差异引起的，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因此，不同民族的社区居民在面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传播影响时，会自发的对本民族产生强烈认同感，并同时产生“外群偏见”，消极看待或抵制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只有在各民族居民交往交流的基础上，才能增加对彼此民族的了解与认知，减少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建立起情感纽带，将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成员一同看作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最终形成各族居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

交往是群际接触的第一步，是群体之间的互相往来。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冲突与偏见往往来自于某一民族群体对其他民族群体缺乏充足的信息或掌握了错误的信息，由于缺乏了解与交往，内群体成员无法分辨真伪，便轻易地储存了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而接触与互动能改变社区僵化的交往格局，为社区不同民族居民之间关系的转变提供条件。在群际接触理论的最初发展阶段，来自不同群体的成员意识到与外群体接触程度的加深使他们之间的群际关系逐渐改善，而如果两个不同的群体长期处于一种隔离状态，避免彼此的接触，他们的群际关系就会恶化并逐渐导致群际偏见的产生 [6] 。

作为民族交往的首要目的，各民族间增进了解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对其他民族信息的获取来改变彼此之间的刻板印象，建立正确的认知，从而减少群际偏见。具体有三种实现路径：第一，增加对外部群体也就是其他民族的了解能够为改变群际态度，创造新的群际印象提供条件，使内群体成员能够用其个性化的视角看待其他群体，打破刻板印象，转变接触态度。第二，在接触的过程中，内群体成员获取到外部群体的信息会逐渐增加，这会增加群际接触方式的清晰度与确定性，从而减少他们在群际交往中感受到的消极、负面情绪。第三，随着获取到外部群体信息的增加，内群体成员会在自发的过程中减少对外部群体的排斥。

姜永志指出，民族交往的推动力在于民族交往认知，这种认知有助于培育积极的民族交往情感，增强民族交往意愿以及促进积极的民族交往行为的产生。不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演变过程中，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认知特点和民族文化人格，然而，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民族认知特点，这也证明了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民族交往心理 [7] 。所以，促进民族交往的首要任务是增进各族居民间的接触与了解，在此基础上利用民族交往心理相似的特性，构建社区中不同民族居民间的积极社会认知，以消除民族间的群际偏见与刻板印象。

对于S社区的各民族居民而言，他们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通过与其他民族居民的接触交流，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其他民族，也有助于增强他们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在社区生活中，S社区各少数民族居民与其他民族居民接触交流越来越多，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了解也越来越深。随着对其他民族的深入了解，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视角来观察其它民族，从而大大降低了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当不同民族的居民互相接触时，由于各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可能引发一种焦虑情绪，而这种情绪可能导致一系列消极反应，例如加强对他人的刻板印象、阻碍有效的交流以及影响群体间的信任。特别是当涉及到与之前从未有过接触或地位相差悬殊的群体交往时，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有研究表明，降低群际焦虑的起始路径是使不同群体的成员相互进行一次成功的接触与互动，当他们认识到此次互动结果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想象中的“伤害”时，他们就不会再害怕此类交往，其群际焦虑的程度也会明显下降。群际接触显著地减少了群际威胁和交往焦虑，从而促进了群际关系的积极发展 [4] 。社区居民之间形成良好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的认同，而积极正向的交流则是这种积极情感体验的主要渠道。当社区居民被社交隔离所困扰，导致焦虑、紧张和孤独等负面情绪时，他们对所在社区的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消极，这对共同体意识的培养是不利的。然而，借助心理疏导和心灵交流等互动方式，可以有效缓解不适心理状态，从而打破这一困境。改变不同民族间的刻板印象，强化居民间的情感联结，拉近不同民族居民间的距离，为团结互助、和谐进步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立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过程中，S社区的各民族居民对与自己有过交流的其他民族居民进行个性化的观察，发现在族群内成员对其他族群成员的态度、对他族成员的态度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同，他们在观察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并由此建立起了信任与亲近，减轻了他们在群际交往中的焦虑和不安。通过参与“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他们可以对自己的族群与其它族群的不同之处进行重新评价，达到从个人到群体的关系概括，从对他族居民个人的接受拓展到对他族居民群体的认同。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不同民族居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不相同，民族间的差异性会更加导致交往所产生的焦虑情绪。因此，我们应从增进民族互嵌式社区中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入手，通过彼此接触增加对其他民族的跨文化理解力，正确认知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通过社区的正向引领，构建一个居民信任的交流平台，从而使各族居民放下消极和抵触情绪，在各类文化活动中建立彼此的联结，构建和睦信任的新型民族关系，增加各族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信任感，从而培养他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并最终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共情指人与人交往中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积极情感；共情的产生过程是：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对方，在交往的基础上，深化彼此感情。共情从一种新的视角改善不友好的群际态度，成为消解群际偏见的有效机制 [8] 。群际接触是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了解和融合的重要方式。通过与不同族群的人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一个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体验他们的关注点和需求。这种跨群体的视角能够促使个体对外群体产生更多的共鸣和理解，从而改善群际态度，减少群际偏见的存在。

共情是消除群际偏见的关键机制之一。首先，共情能够帮助个体产生更加积极的感受，从而改变对外群体的看法。当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并感同身受外群体的情感和需求时，他们往往会对外群体抱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心，从而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其次，共情还会影响个体的动机，促使他们采取支持性的行动来帮助外群体。当一个人真正与外群体建立起情感联系时，他们会更加关注外群体的利益和福祉，并愿意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性行动不仅可以改善外群体的状况，还可以增强个体与外群体之间的联系和互信，从而进一步消减群际偏见。总的来说，当人们与其他群体的成员进行接触，尤其是较为亲密的接触时，他们有可能会从外部群体成员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并对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产生共鸣。这种共情的角度不仅可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态度，还能够起到减少人们对不同群体的偏见的重要作用。通过共情，个体可以产生更积极的感受，并被促使采取支持性行动，从而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谐与融合。不同的民族居民，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信仰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接触中，这些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接纳和理解，并最终使不同民族居民改变对对方的第一印象，从而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增加了他们之间交往交流的可能性。彼此间有了更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就会逐渐地产生共情。由于彼此间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和信任度后，他们就会尝试着从另外一个民族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其民族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印象也会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对该民族的文化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也会逐渐增强，进而在与这个民族的接触中形成一种正面的情绪。而共情这一积极情感正是推进民族交融，实现相互理解，深化彼此认同的秉轴持钧。

随着S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的实施，不同民族居民与其他民族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从个体层面逐渐扩展到群体层面，他们对其他民族群体的内在态度和情绪感受将会从消极抵触逐渐转变为积极认同。这种变化将导致他们将与所接触的个体居民建立起积极的情感联系。在各族居民交往交流的基础上，共情产生自各族居民对于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随着不同民族居民间关系的加深，不同民族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生活方式伴随着交往交流的过程产生了同化、融合以及共生，实现了民族间的交融。由共情所带动的民族交融必然会深化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嵌入形式，在文化、行为、认同和情感的互嵌与交融中形成真正的、最高形式的精神共同体。

促进民族交往的首要任务是增进各族居民间的接触与了解，构建民族间积极社会认知, 消除民族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而党组织就是领导社区建设、促进民族交往的关键力量。

开展社区民族工作不仅要做到和各族居民群众的需求相适配，还要和党的组织建设相适应。首先，要充分发挥民族互嵌式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扩大工作覆盖面积。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主阵地，加快形成社区以党组织为领导，社区组织及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协作参与的组织体系，确保社区内党的民族工作有效开展。同时，要将社区内党的工作覆盖到社区各族居民群众生活、社区治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中，深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组织相关活动的开展下，领导社区各族居民接触了解，减少各族居民间的群际偏见，建立平等和谐互助的群际关系。

S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在成都市民族事物委员会的指导下，发挥S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全部力量，由社区党委和居委会领导，综合服务工作站执行实施。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区内少数民族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号召少数民族居民参与此项目，有效利用利用S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资源链接能力，成功与X高校建立联系，邀请其高校教师为社区开展民族文化讲座，并担任其长期民族文化交流指导教师。既实现了社区教育目的，也帮助居民了解彼此间文化，促进多民族社区族际间的文化接纳与认同。同时利用S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交流学习小组、民族知识竞赛别具特色的民族活动。这不仅为社区各族居民提供交流平台，改善社区居民对其他民族的偏见或消极认知。而且，此类活动有利于增强各族居民间的群际认同以及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使社区各族居民逐步建立起对“他族”的正确认知，削弱“我的民族”与“他的民族”之间的界限，建立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群际关系，为促进各族居民交流，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凝聚力量。

促进各族居民间群际认同的必要基础是建设兼容并包、和谐互助的社区文化，而各族居民间的友好交流正是促进良好社区文化形成的重要途径。缩短和减弱各族居民之间的物理距离、文化差异、社会隔阂和心理隔膜也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需要积极推动各族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同。只有通过加强交流，才能打破各民族居民间的隔阂，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尊重每个族群的文化和传统，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共同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

社区文化建设应坚持平等交流、求同存异的原则。即在尊重各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平等促进各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保持自身民族特色，寻求各族文化共同点，形成各族文化间的群际认同，最终实现各族文化的共享。S社区链接到成都市X高校的民族文化与理论专业教师，同时链接到当地文化机构的教师进入社区，在文化讲座与交流互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各族居民间的文化了解与认同。在社区集体民族文化课堂的形式中，各民族居民间的接触与互动增加，通过与其他民族居民的交流互动，增进族际交往、建立族际间的友谊，达到多民族社区文化的交汇交融。最终实现与高校的长期合作，外聘高校W教师成立S社区的民族文化教育讲师，定期开展社区文化讲座，以社区文化学习教育为纽带构建社区民族文化学习共同体。

同时，该项目利用S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场地，多次开展中华传统节日、民族特色节日等节日庆祝活动。在活动中展现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不同民族的社区居民都能共同参与到节日庆祝的氛围中来。在文化交流和互相认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化各族居民对共有文化符号的认同，形成对中华民族与各族“一体多元”的深刻认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潜移默化地减少群际偏见，在社区中形成包容理解、共生共荣的民族关系。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居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与信任。同时，这也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促进各族居民之间的和谐共处。只有在相互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一个多元而又和谐的社区环境。在此条件下，有利于增强各族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宿感，形成和谐共生的社区文化共同体。

徐祥运认为，群际合作是群际间和谐友善、相互尊重的良性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良性互动不仅会带来积极的效益，而且会随着各族间相互合作频率的增加和相互合作领域的拓宽而逐渐减少敌意和偏见 [9] 。因此，将多方力量联合起来参与社区治理，对于促进不同民族在社区内的交融，以及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只有积极的互动才能增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建立起我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将其他民族成员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S社区该项目结合社区多方资源力量，通过民族特色文化讲座、学习交流平台、互助小组活动以及民族特色服务与社区民族融合资源嵌入，促进了居民族际间良性互动与彼此接纳。同时，S社区通过对社会资源平台的挖掘利用，借助其正式的福利支持渠道，辅助边缘群体走出困境，实现融合定义下的族际间相互适应与相互支持。在此过程中，社区也通过搭建基于成员互助合作的关系网络，将多元主体共同支持的具有民族社区特色的支持网络嵌入到社区内部，从而营造出族际相互关怀的社区氛围。通过对S社区治理的研究发现，完善的社区支持网络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促进多民族社区融合、降低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构建完善的社区支持网络，一方面非正式系统间的社区支持拉近了心理、社会距离，增进了相互认同接纳；另一方面正式组织提供福利与政策性支持，开辟了多民族社区问题帮扶解决的渠道，推动建立了多民族互助网络抵抗外界压力，奠定了多民族社区融合的良好的群众基础。

S社区在做好宣传培育工作的基础上，为各族居民讲解、普及各民族特色文化，创造接触互动的平台。另一方面，为了有效推行社区内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宣传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制定法规政策，以支持各族居民之间的交往、交流和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社区多元主体的权威保障作用，为社区不同民族居民间的群际接触提供保障，为民族间的情感交融保驾护航。只有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同时，社区治理也需要注重民族交融和民族团结的促进。通过各民族居民的共同参与和合作，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减少误解和偏见，促进各民族的交流和交融。只有实现了民族交融和民族团结，社区才能实现“善治”，才能更好地满足各民族居民的需求，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因此，发挥社区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是促进民族交融、增进民族团结、实现社区“善治”的基础。

总之，要实现社区的共同目标，我们需要坚持合作与包容的理念，促进多元主体的友好合作，同时也要加强各族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交往，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稳定的社区，共同实现社区的繁荣发展。在充分发挥各族居民的集体智慧中推进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形成和谐互助的族际关系，建立不同民族间的情感联结，推动社区内交往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