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政府要求各直属部门、县区、相关部门要筹划协调，统筹发展农村文化，为打造吴越文化名城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围绕“全覆盖”、“均等化”、“促提高”三个目标，推动农村文化场馆广电基础设施和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结合《数字杭州》和《一部移动电话游临安》等政策，将移动公共文化服务和农村群众的需求进行了有效对接 [5] 。

为了更好地促进文化、旅游、体育等行业发展，临安区板桥镇制定了《板桥镇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旅体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临安区文旅局为抓手，围绕杭州市发展目标，以促进文化、旅游、体育等为目标，借助文化体育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拉动效应，促进文化体育和文化体育的高水平发展，加速区域文化体育和文化旅游产业的高水平进展。由板桥镇牵头编制的《板桥镇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旅体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已实施。

从2020年开始，临安区板桥镇启动了“美丽村庄3.0版”的战略，使“美丽村庄”的创建就成为了一个重点。板桥镇根据“一村一策”的原则，在全镇11个示范村中分别进行了不同的定位，并进行了个性化的建设。比如凤川街道的翙岗村，以当代流行的艺术为特色，在村子里建起了动画主题画廊，创造了沉浸式的游戏氛围，还举行了动画艺术节。

“艺术”已经渗透到了农村建筑的各个层面 [6] 。具有地方特色的越剧、剪纸、故事、书画等与乡村特色住宅、公共服务设施、景观小品结合起来已成为临安一大特色，形成了一大批具有浓厚艺术特色的“浙里临安那么乡田”山水艺术节和“二十四节气乡村”等特色活动。临安区开展了艺人下乡活动，吸引了一批书法、绘画、书法、诗人和民间艺人成立的创作工作室 [7] 。从板桥镇启动“艺术村”活动以来，每个镇(街道)和试点村都策划了60多个艺术乡建工程，引进了大量投资，带动了当地的农村旅游资产和经济发展。

近年来，临安区的基础文化服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增加了对文化基础设备的投资，健全了文化服务的网络，使城市的基础文化服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临安区实现了城市和农村四级交通基础设备的覆盖，“十五分钟市区，三十分钟乡村(两昌除外)”的文化生活圈已经形成。建成了14个公共图书馆，街道有11个图书馆达到了国家一类标准。全市共有164个镇(街)馆和540个公共电子阅览室。全市共有14个文化中心，12个区、县(市)的文化中心达到了国家一级馆的水平；190个街(乡镇)文化体育中心(站)全部建设完成，达到全国三级或更高水平的文化体育场所全部建成。

一是在全区范围内，文化单位都有了更多的自由 [8] 。为了推动城市和农村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发展，临安区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分阶段、分时段实施了文化场所的免费和错时开放。临安区各大美术馆实行周二至周日错时开门营业。

二是使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书籍资源得以流通。临安区建立了以县、乡两级综合文化中心为中心，以“农家书屋”为中心的区域性移动图书网，有效地做到了居民身份证的通用及“通借通还”，满足了读者借书的便利。

三是农村地区的流动群众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截止到2020年年底，临安区已拥有17部流动文化服务车，9部流动图书，4部流动文化服务车，4部流动文化服务车。2020年度，全市共安排了87场巡回文化类表演，接待群众20,000余人；为1000多名读者提供移动图书，2000余册；运用巡回文艺车辆进行49场表演，吸引了将近10,000名听众。

以SMART原理为原则，SMART原理是各国在制定绩效评价时必须遵照的准则 [9] 。本文从SMART原理出发，建立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评价模型，并提出了基于SMART原理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要遵守基本、可操作性、科学性、关联性和时效性等标准。

首先，结合《“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和《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等相关的政策文件，确定了各项指标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10]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明确规定了农村和城市为人民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内容。

其次，朱丽华(2011)等建立了由公共文化资源投入与输出构成的次级指标，即对公共文化资源投资与输出，即对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对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广播电视等部门的投入。王洛忠(2021)等从文化资本投入、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活动与文化人才三个层面建立了文化资本投资、文化设施筹建、文化活动与文化人员素质评价三个层次。

根据指标选择基础和选择原理，本文构建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其中二级指标4个，三级指标9个。见 表1 。

首先，我们将邀请20位行政管理学者和城乡政府文化处的领导，向与会的专家发放具有不同权重的指标，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最后，利用AHP方法，测算出临安区城乡基层文化服务进展水平的各个指数的权重。见 表2 。

文章以临安区5街道2镇基层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以《杭州市统计年报》《杭州市临安区统计年报》为基础，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国内的政治纲领 [11] 。第三条是关于临安区的统计报告。第四是采访了临安区统计局，临安区委宣传部，临安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临安区财政局等相关国家机关，以获取相关资料。

通过建立评估指数，采用专家评分法确定各项指标的加权，采用综合评判法与变动系数法对其举行测量，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采用《临安区统计年鉴》中的相关资料，采用临安区统计局、区城乡统计局、区文旅局、区财政局等单位编制的2013~2022年临安区各个街道三级指数，并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第二个步骤是利用极端归一法(或线性效用系数)对各个年份的特定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得到转换后的数据；第三阶段，采用综合评判方法，将多项指标转换成单一的指数，并对其开展计量；将三个层次的指数进行权重组合得到次级指数；第四步，将综合后的子指标与临安区不同街道进行综合，利用方差分析的有关原则，计算各街道在2013~2022年间的差异性，得到不同街道以及城镇基础公共服务进展的变化规律；第五步，测算历年临安区不同街道城乡基层文化事业发展指标及各项均衡指标十年来的平均数，得到历年临安区不同街道基层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状况及其变动趋势。

本论文拟采用变异系数的相关原理来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进行测量，公式为 $Y_i=S/\bar{X}$。式中Y_i代表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S为所选指标的标准差， $\bar{X}$为所选指标的平均数。变异系数通常用来表示两组数据间的离散程度的大小。Y_i的值越大，说明各数据之间波动越大，该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较低，反之则说明该地发展水平较高。一般来说，变异系数的取值区间。见 表3 。

根据三个层次的权重将各个子指标进行权重组合，利用方差系数的相关性原则，得到了临安区各个街道及镇不同年度的变动系数。见 表4 。

一般来说，变异性指标的值较大，说明异质性较强。从 表4 中可以看出，在2022年，仅玲珑街道和锦南街道两个区的城乡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均已实现均衡，而其它街道和乡镇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比较不平等的状况。十年来，板桥镇的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在所有县区中是最低的，但发展程度却是最高的，这表明板桥镇的城乡差距发展程度很高，除了2022年的0.261以外，其余的都在0.2以下(低于0.2，表明差距不大)，名次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截至2022年，锦南街道的发展度为0.196，差距不大，基本处于均衡的状况。到2022年，玲珑街道的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程度处于低位，并略有波动。到了2022年，基本达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公平。锦城街道的发展度在2013~2017年略有改善，其他各年的发展指标都在0.4~0.6之间，反映出锦城街道发展的“不均等”，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高虹镇和青山湖街道的公共文化财政投入指标总体呈增加的态势，但平均化程度有所下降。青山湖街道在2020年至2022年间，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最后一位，而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存在较大差距。

通过对 表5 的分析，发现在城乡范围内，仅玲珑街道2022年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均衡，其他的街道都处于不平衡或比较不平衡的状况。除了2021年与2022年，青山湖街道的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指标持续变小，2013~2021年分别位列各街道中城乡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最为均衡的位置，2022年位居第2，但并未实现均衡，2022年青山湖街道的进展水平仅为0.407 (0.4~0.6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表明城乡发展均衡度还有待提高。玲珑街道的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指数在2022年以前较为不平衡，在各乡镇、街道中都是垫底的；而在2022年，玲珑街道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指数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所有的街道、乡镇中都排在了首位，为0.168 (低于0.2的话，就是没有显著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不那么显著了，已经到达了平等的程度。锦城街道、锦南街道、锦北街道、板桥镇、高虹镇，这些地区的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标近年来呈增长态势，但整体发展程度还有所提高。截至2022年，四街道(乡镇)的发展水平指标都已超过0.4，但是仍然有差距，未实现平等，尤其是锦城街道，10年来的均等化指标都超过0.6，城乡差距非常明显，锦城街道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备建设的6年来一直处于末位。这表明，锦城街道农村基层公共文化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促进农村社会的均衡发展。

通过对表的分析，我们发现，在2022年，镇(街道)、村层面的公共文化活动还未实现公平，需要进一步提高。2013~2022年，青山湖街道的均衡程度在所有县区中都是最高的，发展程度的变动也比较平稳，到了2022年，其进展指数达到了0.343，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态势。近五年来，锦南街道、板桥镇的均衡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表明锦南街道、板桥镇的均衡程度出现了明显的降低，特别是板桥镇的平均均衡度达到了1，这表明板桥镇的城乡间的公共文化生活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高虹镇2013~2017年的平均收入比其它地区都要高，反映了高虹镇城乡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状况差别很大，整体发展程度位居各街道(乡镇)之末。从2018年起，高虹镇的发展程度并不平稳，2018年、2021年基本持平，2022年再次下降，均等化指标为0.357，介于0.2~0.4的范围内，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十多年来，锦城街道、玲珑街道、锦北街道公共文化事业均等化指标呈“曲线式”下滑，但降幅较小，未实现均衡；锦城街道，玲珑街道，锦北街道，2022年，均平性指标都超过0.6 (>0.6，即存在较大的差距)，且存在较大差距。

通过对上述表格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青山湖街道与高虹镇在城市与农村的公共文化人才配置上，到2022年基本实现了均衡发展。2019~2022年，青山湖街道在城乡范围内都是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发展程度，从2017年起，青山湖街道的公共文化人才配置基本持平，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城乡差距。从2019~2022年，锦城街道的均衡度指标一直在不断变大，到2022年，平均水平达到0.521，处于0.4~0.6的范围内，这表明锦城街道的农村和城市在公共文化人才领域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均衡程。平均水平也由一二位改为四位和五位。十多年来，玲珑街道、锦南街道的均衡度总体数值呈下降趋势，但仍未实现均衡，截至2022年，玲珑街道与锦南街道的均衡度仅为0.372、0.453，均处于0.4~0.6的范围内，表明城市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13~2022年，锦北街道、板桥镇的均衡度均在0.6之上，锦北街道则极度不均衡，这表明锦北街道与板桥镇的公共文化人才资源配置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高虹镇10年来，虽然城乡公共文化人才的均衡程度位居所列前三位，但是其均衡程度并不稳定，而且变动很大，直到2022年为止，都没有出现过一次均衡，直到2022年，发展水平系数达到了0.135，低于0.2，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显著，而且，均等化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困难，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无法完全适应农村人民的文化需要 [13] 。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品质上来看，与城镇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4] 。杭州市临安区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中最脆弱的环节。因此，必须要尽快地破解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难题，推进城乡均衡，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农民们对美满生活的向往，提高他们的精神和文化素质，缩短城乡之间的距离，从而推进城乡融合进步 [15] 。

在分析杭州市临安区各个街道基层公共文化工作发展状况及所获成就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的政策文献及相关研究结果，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杭州市临安区2010~2019年10年的各个街道和乡镇10年的资料，计算平均化系数，判断每个乡镇、街道当年和特定的文化服务专项，以及今年杭州市临安区的总体均衡程度，从而得到杭州市临安区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在此基础上，将测量的数据与杭州市临安区的本质状况进行现场调查，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剖析。同时，还建议，要加强对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认识，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建立多元化的管理机制，改进和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途径。只有在国家大力补短板，缩差别，扩内涵，提质量的前提下，才能让农村和城市的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 [16] 。

本文没有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写入在此文中。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足、城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及城乡收入差距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单一等等，其中用的方法是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建模分析影响因素。然后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模测试每一条路径选择，因为影响因素不可能只有一个，所以针对每个影响因素都应该有侧重的制定不同的路径，最后根据实际需要对这些路径进行选择。

我自身的学识、实际经验及研究水平尚待进一步提升，因而其撰写文章难免会出现一些缺陷与缺陷。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浅谈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考虑到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经济构造，只好放弃了一些指数，选择了他们共同的一些指数，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指数；但因认识程度及资料搜集的难度等原因，本文在建立评价指标时均采用了容易度量的方法。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探讨，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我国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问题。

第二，通过数据和辨析，学术界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的测度主要采用胡税根提出的基准法和均衡因子。后续的研究可能会对新的指标来研究。

第三，由于是以县、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尺度较小，缺乏反映各县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指标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评价体系在指标设计时可能存在相对局限的问题。在今后各类数据的不断完善过程中，可以优化杭州市临安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第四，本文仅针对杭州市临安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测度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缺少对于不同时期的杭州市临安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动态分析，未来可在现有研究范围上，对杭州市临安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维度进行动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