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文化的理解和阐述，它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文化的本质、起源、发展、功能以及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它是一种科学的、辩证的、历史的和人民的文化观。它为我们理解和分析文化现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推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追溯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起点来认识人所从事的生产实践，通过对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深入地论述了建立科学的文化观念的物质条件，并从中得出了人类精神和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说。回看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批判性继承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凝聚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的文化特点，它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核心，以中国革命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了创新和升华。

乡村文化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特征、以乡村为主要地理特征、以村民为创造与传播主体的一系列思想心理、器物符号、行为观念的集合。乡村文化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明，它是乡村自然环境与经济基础相互交融的产物，具有独特的乡土情怀、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地域的差异性。不仅如此，乡村文化在社会功能上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承载着道德教化的重任，塑造着伦理规范，引领着价值观念。简而言之，乡村文化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思想道德观念、行为习惯模式、传统风俗习惯、科学文化知识和组织制度体系的综合体现。

乡村文化建设实质上是对外在表现与内在精髓的双重重塑。外在表现，即那些直观可见的元素，包括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乡规民约、传统习俗以及行为逻辑等。然而，这些外在表现背后隐藏的是对乡村文化和村民行为习惯的深刻回归。乡村社会中的情感道德、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理想追求以及人际交往的行为模式构成了内在精髓，进一步塑造了乡村居民的认知框架、理想追求以及处事原则。所有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共同绘就了乡村社会文化的独特画卷，展现了乡村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底蕴。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立足于实践，强调劳动是文化的衍生品，体现了文化的根本价值，以哲学角度阐述了文化对于个人及社会的影响，在文化观的视角推动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我国乡村地区的社会文化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因地制宜地将乡村文化进行整合和创新，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乡村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契合性的逻辑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理念和乡村文化建设目标都以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蕴含了人的发展思想，将实现全体人类精神的解放作为文化的落脚点，将人视为文化的缔造者和享有者，力求人脱离依赖而回归自我。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立足于“现实的人”，认为文化是人在对世界进行改造创造出来的，其载体也是人类本身。因此文化观重构了“现实的人”的行为逻辑，目的是为了全人类解放，也从多个角度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渊源。而当前我国的乡村文化建设也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农村群众的切身需求作为出发点，以村民的精神文化建设为最终目标。总的来说，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人民立场深深贯彻其中，旨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幸福感。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乡村文化的重视与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立场与乡村文化建设内容都以科学理性为发展前提。在马克思的文化观视阈下，无产阶级创造出了蕴含进步性的科学理性文化。《反杜林论》中指出文化具有阶段性的特点，通过持续性地对其进行理性的批判，才在进步中产生了新的科学文化。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需要通过理性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理性批判封建社会的文化和资本逻辑，从而不断重构文化的进步性和发展性，这不仅对塑造科学理性的进步文化有所裨益，同时促使人民群众的精神思想得到解放。在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扬弃”原则，借助科学理性的批判，保留传统文化积极的元素，同时摒弃消极的内容，以此提升农民的先进文化素养。因此，乡村文化的建设要在传承和创新优秀文化的同时摒弃桎梏文化发展的陈规陋习，从而推动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这也正是我们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追求进步的坚定立场所体现的行动准则。

人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文化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主导作用。对于乡村文化主体的流失与公共参与式微的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困境。

第一，乡村文化主体流失。当前乡村的基本社会结构主要由老弱群体、富人群体与中坚农民等构成 [4] ，老弱农民自身素质能力、经济基础等相对较弱，不能成为乡村文化所能倚靠的主体，富人农民以利益为行动导向，频频出现掠夺乡村文化资源的现象，并非乡村文化建设可靠的主体，中坚农民以小规模农业经营为生，社会关系根植于乡村，具有一定的执行力和参与度，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但由于社会的转型，乡村青壮年的中坚农民趋于向城市进军发展，使乡村文化的嵌入主体流失严重，乡村文化脱轨于现实而存在，其生存和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

第二，村民文化参与式微。一方面，受传统小农思维影响，村民在接受新思想和接纳新事物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落后性，突出表现在行为粗犷和思想保守等方面 [5] 。由于自身较低的文化素养的羁绊，使村民的学习新进文化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无法融入文化建设的氛围，相应招致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意识比较弱。另一方面，村民片面看待城乡发展的差别。在城市化发展的强大冲击下，村民只是一味地直观感受城市魅力，并未充分地认识到艺术传承等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乡村文化对村民的吸引力逐渐萎缩，导致他们主观上自愿脱离乡村的文化生活，滞缓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

乡村社会自古以来具有集体团结的性质，其中，文化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但近些年来，乡村社会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裂以及存在公共价值缺失的困境，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滞缓了乡村振兴的进程。

第一，乡村农耕文化传承断裂。优秀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一方面，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冲击了传统农业的文化架构。城市化节奏持续加快，使传统“小农”生产模式逐渐被取代，因此传统模式下所衍生的含情脉脉、守望相助的集体文化相应被冲散，改变了传统农业的文化架构，农民对传统农耕技能的掌握和经验流失，传统农耕文化失去了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原子化、空壳化现象普遍，乡村的人才流失严重，优秀传统文化失去了坚实可靠的继承人，使众多“非遗”文化财富无枝可依。由此，现代乡村文明社会与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交融出现了割裂。

第二，公共精神缺失。一方面，由于遭受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乡村社会环境发生嬗变，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个人本位”逐渐取代传统文化中以守望相助、含情脉脉为核心的“伦理本位”，表现为村民更关注自身的利益而忽视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规民约成为一纸空谈。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囊括了乡村文化的准则和道德规范等内容，形成了村民共同行动的逻辑。但乡规民约近年来形式化严重，乡规民约的制定与乡村实际情况脱轨、乡规民约缺乏宣传引导使其成为一纸空谈等现象，招致乡村社会中的公共文化无法凝聚。

开展乡村文化的活动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转型时期的乡村文化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乡村文化服务供需错位与公共文化场域萎缩逐渐加强，使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受到影响。

第一，乡村文化服务供需错位。国家政党在乡村建立了电子阅览室之类的基础设施，但由于内容不对口、村民不识字等客观原因，未达到村民的期望，阅览室等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导致乡村文化建设被边缘化。面对农民分散、多样的乡村社会文化服务需要，无法聚焦化满足每个人个性化的需要。例如，带有精英化特点的文化服务无法与文化素养低下的村民相适配，村民大多需要通俗易懂，乡土性强的文化活动。再加上，受不同年龄结构村民的影响，他们所追求的文化活动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这些都引致乡村文化的供需错位。同时政府的文化供给方式常表现为对基础设施的“硬供给”，而在精神文化上，对于村民所需要的“软供给”则常表现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匮乏。

第二，公共文化场域萎缩。文化逐渐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在此过程中要通过公共文化场域并充分发挥其载体的重要作用 [6] 。乡村文化由意识层面和物质层面组成，其中物质层面囊括了乡村文化场所及配套的文化设施等。目前，乡村公共场域逐渐萎缩，无法承载乡村文化的开展和实施，无法作为文化交流的平台供村民使用，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物质基础，使村民之间由于缺乏公共文化活动而减少联络以及情感淡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进而推动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引下，以人为本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建设找到了前进的航向。面对乡村文化主体流失和文化参与式微的态势，需要有效整合运用乡村文化主体，即人才资源。重视人才在文化振兴中的作用，明确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是人民，建立乡村民众挖掘、应用、振兴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长效机制 [7] 。

第一，外引与内培人才并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外来人才给乡村文化注入新鲜活力，本土人才的作用回归到了对乡土文化的巩固上。一方面是乡村政府需要回应外来人才不同方面的利益需求，通过资金、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供给来吸引外来人才的回流。尤其注重吸引高校毕业生、工人和优秀党员等身份的人才，促进人才队伍的顺利嵌入与规模壮大，激活乡村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是培养本土人才。通过定期举办学习会和文化宣传活动来提高中坚农民的文化素养，也要注重吸纳乡村社会地位较高的乡贤人才，促进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激发村民对家乡的眷恋与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使人才在乡村的长久驻留成为可能。

第二，促进村民文化活动参与度。通过定期举办展览、讲座、演出文化宣传活动来拓宽村民的文化视野，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促使村民形成重视文化建设的思想。引导村民正确看待城乡文化差异，并深入挖掘乡村的历史、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坚定本土文化的自信，使文化根源最终回归到村民心里。同时，政府要鼓励村民自发组织文化团体和活动，以多形式的活动丰富和拓展乡村文化建设，最终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自治的乡村文化建设格局。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主张民族性以及文化认同，也强调历史创造了文化，文化体现了历史。乡村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性的文化，也是乡村历史的缩影，基于马克思文化观视阈下弘扬乡村传统文化，要以乡村本土文化为根本，协同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进步文化，弥合乡村公共文化精神，实现文化建设的创造性“扬弃”。

第一，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不意味着全盘接收，而是在新文化背景下对原有文化创造性地发展。一方面，要平衡现代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力。面对乡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在革新农耕技术的同时要保留农耕集体主义文化，注重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同时大力弘扬本土特色的乡贤文化，加强对文明乡风的培育，不断滋养广大村民的精神世界，让文化成为滋养村民心灵的源泉。在追求现代化技术的同时赓续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形成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和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离不开村民的传承。要因地制宜结合村民实际需求，挖掘乡土文化内涵，依托新媒体、数字信息等文化载体大力宣传乡村传统文化，激发人们对乡土文化认同感，促使村民与乡村传统文化形成不可分割的联合体。

第二，弥合公共精神文化。一方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弥合公共精神文化。乡村政府要带领村民通过开展主题活动、线上观影、线下志愿服务等文化建设活动，潜移默化地使社会主义价值观下的公共精神深入人心。同时也要注意回应村民的文化诉求，关注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凝聚村民的文化共识。此外，还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力，通过这个外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乡村文化建设中，为乡村文化的振兴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完善村规民约，提高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村规民约的制定与落实要与乡村实际情况相契合，可通过走访问卷的形式对村规民约进行完善调适，避免其脱嵌于乡土从而消解了公共精神文化。此外，我们还将致力于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组织，旨在营造文明乡风、培育良好家风、维护淳朴民风。通过这些组织的运作，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精神建设，促使广大农民将对乡村文化的情感认同转化为日常行为习惯，从而构筑一个和谐、文明的乡村社会。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出，文化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变化。文化服务的供需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内容，但近些年来，乡村文化服务的供需错位以及公共文化场域萎缩的问题日渐凸显，因此，调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求关系和扩大文化服务的场域，成为推动乡村振兴进程的有效途径。

第一，调适乡村文化服务的供需关系。一方面，党政干部可凭借问卷调查、座谈会、访谈等方式，在深入了解村民文化服务需求与期望的基础上，向村民提供相应的文化服务供给，达到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精准适配。基于此，向村民提供多样化的文化服务来满足更精细化的需求。例如舞龙舞狮、戏曲表演等传统文化活动，村口露天电影等现代文化活动，舞蹈、象棋等文化培训课程以及书籍、报刊等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通过网络、电话、信访等透明化形式及时收集村民对文化服务供给的意见，并及时进行调整，保证文化服务供需关系的动态平衡，推动资源、管理、服务向文化下沉。

第二，扩大公共文化场域。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公共文化场域的投入，包括资金、人力和物力，以改善和扩建乡村的文化设施，如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乡村剧院等，使其成为衔接乡村文化与村民的承托载体，同时建立公共文化场域的使用规则，确保其确保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打造乡村特色的公共文化场域。凭借因地制宜的模式打造特有的乡村公共文化场域，能够有效推进乡村文化的建设。具体可以通过建立乡村特色文化展厅以及乡村特色文化博物馆、展览馆等，将乡俗文化、乡愁文化、乡情文化等作为情感因素引起村民的共鸣，进一步提升村民的互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