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借“超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高呼“上帝死了”，宣告几千年来以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没落与衰败，其背后，基督教是其堕落的始作俑者之一。

欧洲世界几千年来以基督信仰作为其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基础和核心，而“上帝死了”这一疯狂名言则是对基督教的反叛。上帝已死这一讣告，打破了欧洲西方世界的精神信仰与价值衡准，旨在警告世人，公众信奉的彼岸世界已临近废墟，他们敬奉的偶像已跌落神坛，迎来迟暮之年，奉劝世人尽快摆脱基督道德的枷锁，反归生活本身，重新思考存在的价值与生命意义。“上帝死了”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西方世界精神信仰的崩塌，“最高价值自行废黜”，整个欧洲世界陷入虚无，基督道德的核心即是虚无主义，因此，尼采主张重估一切价值，基督道德也在其重估范围之内。

尼采出生于路德教派的牧师家庭，他的出身与生长环境注定了他与基督教之间的纠葛。尼采的敌基督思想的孕育成长受其生长环境、历史背景、哲学思潮以及当时的文化氛围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尼采声称自己是最彻底的敌基督者，他反对当时欧洲的价值虚无主义，企图重估一切价值。从一开始接受基督熏陶和教化，再到几十年里对皈依上帝与返归自然的摇摆，尼采最终将基督宗教置于对立的位置。

在初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借助古希腊悲剧文化来思索人生的意义，构建起自己的悲剧世界观以及艺术形而上学。该文本也隐微吐露着对基督道德的批判。尼采对基督教的反叛与批评(敌基督思想)并非自然而然地迅速孕育成形，而是不断在犹豫在决断。在后续的诸多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等)中延续了对基督教的批评与控诉，直至精神崩溃之前写就的最后一本批判性的著作《敌基督者》，最终认定基督道德是虚伪颓废的奴隶道德，是谎言是欺骗。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藉狄俄尼索斯对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基督)，狄俄尼索斯是个体生命冲动与蓬勃性动力的象征，耶稣则指向基督伦理推崇的禁欲理想，禁欲主义极力煽动个体对生命意志与存在欲望的贬抑排挤，而狄俄尼索斯则是对这种束缚的冲破与超越，转向肯定生存本身。同时，尼采借悲剧艺术建构起个体的生命哲学，认定艺术会带给我们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奉行“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 [1] , pp. 5-6)的使命真理，但在基督教的彼岸世界里，艺术、生命等美善真理是被抛弃贬斥的对象，艺术不会带来希望，只有向上帝忏悔罪过，皈依上帝，心怀神圣的信仰才可抵达彼岸天国。但在尼采的视域下，只有回归到狄俄尼索斯的世界里，在悲剧艺术中，个体的生命意志才得以被唤醒得以重生。进而在《敌基督者》中，尼采坚持从对生命本身的热爱与对自然真理的归返出发，抨击了基督伦理的原罪观念、同情理论以及神化美饰的理想人格等，揭露了基督道德的欺骗性和伪善性，认定基督伦理是虚无颓废的价值，从而转向生存的真理与自然，回归感性生命，以期实现价值的重估，从而肯定个体现实的存在本身。

尼采的思想是其自由精神与反叛态度的直观呈现，尼采究其一生探寻的是个体的生命的实在性问题，追问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尼采以其尖锐而独立的批判思维冲破了传统形而上学与神学的束缚，猛烈抨击基督道德与虚无主义，酝酿生成了体系庞杂的敌基督思想。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与《敌基督者》为参照系，从文本出发阐释尼采哲学中的基督教形象。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希腊悲剧生发的二元艺术动力即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将古希腊悲剧的精神本质解析为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精神之间的张力。二者虽处于对立的动态过程中，却也相互依赖，相互支撑，二者的交合促使新型戏剧即阿提卡悲剧的生成。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精神的直观表现就是造型艺术(雕刻等)和非造型艺术(音乐等)，分别对应的艺术世界或者生理现象就是梦和醉，美丽的梦境是幻觉假象，是虚幻的真实，日神构造的梦幻世界强调的是“个体化原理”，注重个体的秩序规则，即是说在日神建构的艺术世界下，个体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与规律，日神精神代表的是古希腊适度、中道、节制的精神理想。而酒神精神则是对这种规则与秩序的粉碎和瓦解，“狄奥尼索斯或醉的精神意味着‘个体化原理’的毁灭。” [2] 在迷醉与狂喜的状态下，狄俄尼索斯精神打破了“个体化原理”，突破美的外观界限，独具创造性的生存意志与性致冲动把人们带到了原始痛苦与原始本质面前，在酒神的强力引领下，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与隔阂得以消弭化解，被疏远被征服的大自然也得以与人类和解，并重新与人类和谐共处。

尼采借助古希腊悲剧艺术来谈论人生的意义。讨论的核心意旨是面对毫无意义的世界与痛苦的人生，此在何以合理的生存与延展自己的生命？为此，他诉诸艺术，依靠艺术来拯救生命，艺术是“生命的真正形而上学的活动”( [1] , p. 18)。在尼采的视角下，艺术或生存从来都不只是古希腊式的“明朗”，而是喜悦参半、悲喜交加，艺术有二元紧张对立的内驱力，生活也不止是明快喜悦，更多的是痛苦伤病。尼采认为古希腊式的“明朗”是一种科学乐观主义的态度，它远离了希腊文化与人生存在的真实，科学乐观主义的核心形象即苏格拉底。尼采尖锐地批判了苏格拉底的知识信仰，指明苏格拉底的“德行即知识”的科学精神杀死了古希腊的悲剧，理性杀死了我们丰富的想象力。最终，尼采得出仅靠科学理性不能拯救人生。尼采对苏格拉底主义的批判延续至后续著作中，直至把矛头指向了理性主义的变种——基督教。

“希腊悲剧借助形而上学的意志把阿波罗元素和狄奥尼索斯元素加以结合而得以诞生” [3] ，阿波罗力量与狄俄尼索斯力量的二元互动在悲剧中得到了完美的持存，二者在对立的基础上在古希腊悲剧艺术中实现了统一，自此日神力量提供了悲剧艺术的美好形式，酒神力量在根本上揭示了此在之存在的悲剧性。尼采对狄俄尼索斯精神的颂扬与对基督道德的抨击集中体现于二者对待个体原生俱来的生存意志与性命冲动的不同态度上。狄俄尼索斯精神则就是原始存在本身，象征的是生生不息的原始冲动与生命意志，既是个体的内在驱动的性动力与生殖表征，也是个体生存意志和激情冲动的集中表达。但是，在基督教视域中，性是生殖的象征，象征着教徒与生俱来的原罪与堕落。因而狄俄尼索斯力量中强烈迸发的性动力与基督教宣扬的禁欲主义是相悖离的。

同时，基督道德贬斥人类艺术，但尼采视艺术为拯救生命的唯一不二的精神药剂。“基督教乃是迄今为止人类听到过的关于道德主题的最放纵的形象表现……它以自己的绝对尺度，例如上帝的真实性，把艺术。把任何一种艺术，都逐入谎言王国之中——也就是对艺术进行否定、诅咒和谴责。”( [1] , pp. 10-11)在尼采的视角下，艺术是拯救人生的弥赛亚，个体借艺术创造拯救了自身的生活；而基督教则宣扬来世获救的理念，企图通过构建一个理想、永恒的彼岸世界来拯救现世具有原罪的民众。基督教以善恶为道德判断的基准，奉上帝为最高的真实，视其为全知全善全能的存在，人们个体生来就有原罪，于是个体为了赎罪，教徒把生活的希望交予上帝这一至高的偶像。基督徒有自己判断善恶的价值尺度，也有自己坚不可摧的道德基础，他们确信存在一套能赋予人生意义的普世价值系统。但在尼采看来，这些都是虚构的，基督道德不过是人为的产物，而教徒所奉行的平等观念，所倡导的怜悯心与同情心，不过是弱者为了争得权力而采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强者的鄙夷，是对个体生命意志的无视与否定，是为了更好地驯化民众，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教徒们对于“生命的敌视”。由此看来，尼采无疑是对于基督教采取一种反叛与批判的态度，其视基督道德同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为“一丘之貉”，认为他们都是对个体自然生命意志的否定，而他们的共同精神都在于试图在脱离个体生命自身之外的超验领域去设定某种价值某种意义或目标来去宣扬普遍永恒的价值系统，从而否定个体的生命本身，否定现实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否定自然，本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基督教根本上自始就彻底地是生命对于生命的厌恶和厌倦，……最后在蔑视和永恒否定的重压下，生命必定被感受为不值得追求的、本身无价值的东西。”( [1] , p. 11)在基督教的普世道德观面前，个体存在的价值被贬低的一无是处，无时无刻都上演着对于个体生命意志的加害，根本上是虚无与颓废的道德。

尼采反对基督教，反对他们用一套普世永恒的道德体系来解释世界解释人生。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义巧妙地利用人们内心对于生存的罪恶感、耻辱感与同理心而剥夺了个体生命的向上力和自我更新的生存活力。因此，他反对基督教伦理藉用所宣扬的原罪说与怜悯心来扼杀个体的生存本能，压抑生存意志与激情，反对禁欲主义造成的个体精神与肉体上的衰弱与颓废。基督道德不是个体生命的直接表达与合理有效的持存方式，反而是对人生的否定。而只有在狄俄尼索斯的世界里，个体意识到了此在在世的恐怖森然，认识到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生存的痛苦，没有选择信奉偶像寄托来世，而是去创造价值，去肯定生命，在酒神精神的驱动下，人们感受到个体化原理破灭后的强烈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活力，感受到不可遏制的生存欲望和生理快感，只有此刻现世才能感受到真实存在的自我。

因此，在尼采的视角下，所谓的理性科学与宗教道德无非是对个体生命的戕害与抑制，而只有在悲剧艺术中，在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世界里，个体的生命意志才得以张扬自持，个体的生命才真正的被肯定被尊重，在艺术创造中，生命得以应许得以重生。

在《敌基督者》中，尼采对基督道德的进行激烈的批判与指控，凸显着最为强烈的叛逆与自由精神。尼采高唱“上帝死了”，被他宣告死亡的上帝并不仅指向犹太民族和基督教徒信奉的人格神上帝，还指向建立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荫护下的一切超验的世界与理念，这意味着西方几千年来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主导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哲学已失去效力，同时苏格拉底主义的变种——基督教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也已临近崩溃。无论是宗教还是古希腊哲学，它们都是在世俗自然世界之上虚构某种超越自然、超越经验的、超出有限生命之外的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世界，虚构某种超自然的绝对价值与意义，尼采称之为“道德”，“道德不再是一个民族之生命和生长条件的表达，不再是它的最深层生命本能，而是变得抽象，变成生命的对立面——道德成为幻想的彻底恶化，成为投向万物的‘恶毒目光’”( [4] , p. 33)，而尼采哲学的出发点即是批判这种虚妄不真反自然的“道德”，以实现价值重估。

“上帝死了”这一至理名言振聋发聩，尼采宣告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揭开了笼罩欧洲文明几千年的摩耶面纱，人类存在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境遇，尼采揭露了彼岸世界的虚假性，开始重新思考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他所主张的“重估一切价值”，正是为了能够把基督教颠倒的价值重新颠倒过来，确立起新的价值秩序，从而积极的肯定人的现实生存。

“尼采正是通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才真正实现对西方现代性价值危机根源和本质的诊断，因为基督教道德是西方虚无主义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其核心的价值理念，它不仅蕴含着古希腊理性主义道德精神，而且作为‘上帝的阴影’在‘上帝已死’的现代社会中还广泛地渗透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5] 尼采的《敌基督者》中对基督教的批判是他将要进行重估一切价值的工作的前奏。

“不应该粉饰和美化基督教：基督教发动了一场针对更高类型的人的殊死战争，基督教禁止这种类型的人的一切本能，基督教从这些本能中提取出恶，提取出恶本身——强者成为典型的受谴责者，成为‘被抛弃的人’。基督教站在一切弱者、低贱者、失败者的一边，它把对强壮生命之自我保存本能的反抗变成一种理想；基督教甚至败坏了其自然本性具有最强有力精神的理性本身，因为它教人把精神性的最高价值看成是有罪的，看成是误入歧途，看成是诱惑……”

——《敌基督者》第5节

“……我称基督教为一个最大的诅咒，一个最根本的败坏，一种最大的复仇本能，与它相比，没有什么手段更有毒、更隐秘、更阴暗、更猥琐了——我称它是一个人性的不朽污点。

而人们从这个开启灾祸之门的不幸日子(dies nefastus)开始计算时间——从基督教的第一天开始——为什么不反过来从它的最后一天开始？从今天起开始？——重估一切价值！”

——《敌基督者》第62节

个体作为有限存在，面对变幻莫测的经验世界，出于对生存的恐惧和焦虑，渴望寻求一个超自然的永恒不朽的更真实的力量来保全我们的生命。人们试图发明形而上学和宗教道德之类的东西以保全自身，建立起一个彼岸世界，而彼岸世界到最后恰恰成为了对于个体有限生命和现世实存的否定，致使个体认为此岸世界与现实生命毫无价值与意义。根据尼采的观点，传统的形而上学与宗教道德不过是人为解释世界的发明，它们所追求的真理价值不过是人为的产物，进而人们把这种解释与价值强加于自然之上，“基督教在根本上也是来源于人对自身有限存在的恐惧和焦虑感，也是一种想象和伪造”( [4] , p. 109)，宗教的产生是为了应对个体在现世生存所面对的痛苦与畏惧。在尼采看来，基督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虚无主义”或“颓废”的宗教，它的核心问题是人生之苦，基督教认为人会受苦是因为人有罪，因为个体不信从上帝，个体要想摆脱痛苦，就必须忏悔罪过，皈依上帝。生存的痛苦在基督教这里被美化粉饰为道德化的解释，基督教徒在众人头脑中种下了原罪的种子以及植入了来世获救的观念，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因此，个体只有通过不断地忏悔，不断的贬低自然价值，否定现世的生命才能得救。基督教义告诫世人，你当下此刻生存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肉体是有死的，而只有你的灵魂是不朽的，只有永恒的上帝和彼岸世界才是最高的真实，基督教把现实世界看作是虚假的幻相，而只有想象世界才是最高的真实，他们发明捏造出一套永恒的绝对价值来哄骗群氓，“人类现在用来概括最高愿望的一切价值都是颓废的价值”( [4] , p. 9)基督教发明的普世化的绝对价值反而变成了对现实生命的否定和限制。

同时，尼采抨击了基督伦理中的同情观念。“基督教被称为同情(Mitleid)的宗教。……同情加剧并且成倍地加剧了对生命的损害，而这损害本身就已经使生命受苦……同情保存的是那些烂熟至衰亡的东西；同情是对生命的剥夺和谴责；同情确保形形色色的失败者苟延残喘，由此给生命本身带来一种阴郁和可疑的面相。”( [4] , p. 10)尼采谴责同情，并且把同情看作是一切高贵道德的对立面，在他看来同情是奴隶道德，是弱者的德行，在同情观念的引导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演化规则被倾覆，同情使得弱者多了存留的机会，使得弱者不被淘汰，而阻碍了生命整体向上延展的空间。同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是一种病态和消极的情绪，所以他倡导悲剧艺术的“卡塔西斯”(净化)的作用，在欣赏悲剧的过程中，观众感受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的同时观看者的惊怖、怜悯等情绪能得到合理的宣泄和纾发，从而把糟糕病态的情绪排遣出去。尼采揭示，同情是下等人的道德，只会帮助失败者和软弱者，而真正促使个人生长的只有痛苦。因此，基督教义所宣扬的同情他人，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最为尼采所鄙夷。更甚，尼采认为耶稣之死的真正原因归咎于过度泛滥的同情心，世人皆苦，耶稣过于同情他人，见证过太多的痛苦，以至于最终承受不了，而对生活产生了厌倦。“生命本身就是追求力量增长、追求力量持存、追求力量积累、追求权力的本能：只要没有权力意志，那就只有衰亡。”( [4] , p. 9)强力意志不再坚强，生命便会堕落，同情否定了一切代表生命上升的力量，是对生存意志的贬低，而基督教义在根本上宣扬的乃是一种否定生命、贬低意志的价值，是对人生的颓废的解释。

基于此，尼采视耶稣为唯一真实的基督教徒。尼采将耶稣看作是一位“象征主义者”，他认为只有耶稣把内心世界看作是最真实的世界，而外在的客观世界不过是他内心世界的映像和幻觉。耶稣的内心世界像孩童的世界，因而外在客观世界对于他来说是陌生恐惧不可轻易把握的，耶稣的真正的教诲只有一句话：神的国只在你心中。在尼采看来，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起，基督教的历史已经被篡改，而对耶稣的注解出现了偏见和背离，真正的神已经被杀死。直至后来基督教创始人保罗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普世的宗教，保罗成为神的代言人，教会掌握了对教徒的统治与管辖权，他们宣讲的罪与罚的逻辑、许诺的彼岸世界和对上帝的信仰在根本上变成了虚假的承诺和控制手段，他们的作为已经叛离了原始的神明，是对基督教徒的否定。因此，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因信称义”，不是单纯对信仰的强调，只有像耶稣一样去思想去行动，才是“道成肉身”。尼采看来，耶稣最可贵的品质在于他对待世界对待存在的态度，他的内心世界如孩童般天真烂漫，对外在世界漠不关心，没有反抗和复仇意识，只把外在客观世界看作内心世界的主观映像和象征符号，在他那里，从来没有此岸和彼岸世界的分别，没有规则没有律法，无所谓亲友或敌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后来“保罗教”所强调的信仰即可得救，“人格不朽”的宣言以及许诺的彼岸从根本上就是谎言，因为他们在面对现实世界时是胆怯退缩的，天性懦弱，不敢直接面对现实与死亡，而只能够虚构想象，逃避弃世，自欺欺人。基督教徒们一方面批判贬低自己不能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所有美好事物例如真神、真理、光亮、爱、智慧和生命等，把它们看作是道德上的恶，而把懦弱的自己伪装成道德上的良善，用颠倒的善恶价值观来审判世界审判自我；另一方面沿用罪与罚的道德逻辑强化对灵魂的控制，上演了一场“道德起义和‘价值领域’的奴隶造反”( [4] , p. 173)，是典型的“价值颠覆”，实质是用“奴隶道德”或“无名怨恨”来批判“主人道德”或“高贵的道德”。( [4] , p. 173)区别于基督教教义，《摩奴法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生命与现实的讴歌和赞美，前者的谎言是对生命的戕害与否定，而后者更加积极地肯定了变幻无常的世界，肯定了生命本身。对于现世的平庸者和失败者来说，他们恰恰需要“神圣的谎言”的保护，“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他们无力面对现实的痛苦和恐怖的真理，只好诉诸信仰，祈求生存。然而，尼采看来，基督教的谎言使人不能直面现实人生，使人难以容忍和难以接受生存的艰难，反而捏造虚构理想的彼岸来救赎世人，把对现实世界的厌倦转换为对来世彼岸的向往，无法直面现实的真理，根本上是对生命活力和生存意志的否定，根本上是一种虚无主义和颓废，是个体乃至整个民族强力意志衰退的结果，从本质上远离了生命的真理和自然。

尼采批判解构了延续数千年的欧洲基督道德的传统，为后世的哲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与精神资源。尼采的敌基督思想冲破了传统形而上学与神学的束缚，他批判了基督道德颓丧虚无的价值观，而主张超人理论与强力意志，尼采对个体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肯定，对人的自我超越和生命意志的褒扬，深刻地鼓励了后世人们自我意识与生存意志的觉醒与超越，为后来的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结构主义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同时，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声明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基督伦理中，通过揭露基督道德的虚伪与欺骗，试图重估一切价值，颠覆基督教黑白颠倒的价值以应对现代价值虚无主义危机，试图借助生命意志来唤醒迷途的羔羊，这对欧洲社会的精神风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