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河南省平顶山市、新乡市、郑州市等多个城市的青少年为研究被试，根据样本量的计算公

式 $n=\frac{Z^{2}p\left(1-p\right)}{e^2}$，按照河南省人口数，假设置信度为95%，在误差不大于5%的情况下，计算出样本量

的数目约为384，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不同地区的青少年通过问卷星线上施测，共发放问卷463份，回收442份，除去被试群体年龄不符合要求的问卷58份，未作答完全的问卷21份，规律或重复作答的问卷21份，回收有效问卷共363份，有效回收率为78.4%。最终抽取男生193人，女生170人，共计363人，年龄为12~18岁，取样时间为2024年5月1日到5月12日。

被试基本情况调查表的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游戏年限、游戏时间。

1) 预测验问卷的编制及预测验的施测

依据疾病诊断标准ICD-11 ( Shakir, 2023 ) (the 11th ed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参考中文网络成瘾量表(陈淑惠)、Young的“internet addiction test”(IAT)进行编制，并对河南某高中12名青少年进行开放式访谈，与指导老师进行联系后，推测导致青少年游戏沉迷的性质和来源，并据此筛选出共58个可能导致青少年游戏沉迷的项目组成预测验问卷。对河南某高中随机抽样的116名青少年(其中男生62人，女生54人)进行预测验。采用问卷星线上填写的方式，由主试在分享问卷链接时介绍研究问卷的目的和评定方法及资料保密事项后，被试自愿参与填写。共发放问卷138份，收回有效问卷116份。通过逐个分析每个条目的预测验结果，对其中受试者作答率低于95%的条目，以及性质接近、选项高度相关或集中的条目进行删除或修改，形成32个条目的正式问卷。问卷采用5点式计分法，每个条目按照事件出现的频度(极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极符合)分别计1~5分，各条目得分相加得到问卷总分，得分越高代表游戏沉迷程度越高。

2) 正式问卷的施测

采用河南省多个城市的青少年作为正式施测样本于2024年5月期间施测。正式施测样本与预测验样本无重叠，施测形式同预测验。共发放问卷463份，收回问卷442份，其中有效问卷363份(有效率78.4%)；其中男生193名(53.2%)，女生170名(46.8%)；样本年龄12~18岁。问卷信度衡量指标为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效度衡量以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为校标，以两个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效度。经计算本问卷的同质性信度为0.834，效度为0.787。见 表1 。

该量表是陈淑惠教授于1999年以大学生为样本，根据DSM-IV对各种成瘾症状的诊断标准编制的，经过陈伟伟( 陈伟伟等，2009 )等人进行信效度检验，问卷共26道题目，4级评定，共包括强迫症状(个体有一种难以自拔的上网渴望和冲动)、退瘾症状(如果被迫离开计算机，个体就会情绪低落、坐立不安)、耐受症状(随着使用者网络使用经验的增加，必须通过增加网络使用时间才能在网络中获得与原先相当程度的满足感)、人际健康问题(个体因为在网络中沉溺时间太长而与家人和朋友疏远)和时间管理问题(个体因为在网络中沉溺时间太长而造成学业被耽误)五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沉迷于网络的程度越严重。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0.9446，具有良好的效度，符合心理测量的要求。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第二版( Alexander et al., 1984 )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II, FACES II)由Olson等人1982年编制，但中国家庭的环境状况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本项目使用的是被广泛运用的由费立鹏( 费立鹏等，1991 )等人改编的中文版，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共有30个项目，采用五级评分，即“不是”记1分，“偶尔”记2分，“有时”记3分，“经常”记4分，“总是”记5分。主要评价两方面的家庭功能：(1) 亲密度(Cohesion)，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2) 适应性(Adaptability)，即家庭体系随家庭处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本量表Cronbach’s α > 0.6，符合心理测量的要求。

该量表由Russell ( Russell et al., 1978 )和Cutrona编制并修改，共包括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其中1、5、6、9、10、15、16、19、20题为反向计分的题目(即：原选1计为5分，原选5计为1分)，总分范围20~80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其中≥45分为高度孤独感，39~44分为中等偏高孤独感，34~38分为中等孤独，28~33分为中等偏下孤独感，0~27为低度孤独感。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重测信度是0.73，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运用SPSS 22.0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综合运用描述统计、Harman单因素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等。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的方法分析青少年网络游戏沉迷评分得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结果见 表2 )，结果表明：青少年网络游戏沉迷得分在在游戏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F = 6.822, P ≤ 0.001)，在性别、游戏、年龄上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05)。

以青少年游戏沉迷问卷总分与家庭功能因子分和孤独感进行相关分析(见 表3 )，结果可见青少年网络游戏沉迷问卷总分与亲密度、适应性因子呈现显著负相关(P < 0.01)，表明在亲密度因子、适应性因子上得分较高的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沉迷水平较低；与孤独感因子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1)，表明在孤独感因子上得分较高的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沉迷水平较高。

注：n = 363,^**P < 0.01。

以游戏沉迷为因变量，孤独感为自变量，亲密度和适应性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相对应的路径系数为β = −0.535 (t = −12.047, P < 0.001)，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β = −0.402 (t = −11.683, P < 0.001)，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为β = 0.716 (t = 22.314, P < 0.001)。可见，亲密度和适应性在孤独感和游戏沉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详见 表4 。

注：n = 363，^***P < 0.001。

通过Process重复抽取样本5000次，取95%的置信区间，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温忠麟等，2004 )，所呈现的数值如 表5 所示。这些数值说明，亲密度和适应性的中介效应具备一定统计学意义上的价值(P < 0.001)。以上数值可以作为参考，构建孤独感、亲密度和适应性和游戏沉迷的中介模型，如 图1 所示。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期，对新鲜事物有无穷的好奇心，同时自控能力较弱，相较于充斥着巨大压力的现实世界，网络世界充满了新奇和诱惑，因此他们极易产生网络沉迷的现象，陷入网络当中无法自拔( 李思滨，2021 )。网络沉迷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很多危害，可能会诱发青少年人格障碍、不利于青少年情感发展、影响青少年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引发青少年“网络成瘾症”等( 田丰，2023 )。结果显示，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沉迷水平在在每日游戏时间上差异显著，在性别、游戏年限和年龄各个水平上差异不显著。男生的沉迷总分略高于女生，且在年龄上差异不大，这与肖云( 肖云等，2023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男性对于游戏有更多的投入度，同时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各个年龄段接触游戏的差异不大；每天游戏时间越长的青少年的沉迷均分越高，说明每天游戏时间越长的青少年沉迷程度越高，这个结果与ICD-11 (the 11th ed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中的游戏成瘾标准的界定相符合。

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网络游戏沉迷总分与亲密度和适应性因子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学生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亲密度越高，会越多的去接触现实世界，对于网络游戏的需求感减弱。而已有的研究也表明沉迷网络游戏的青少年与家庭成员之间往往更缺少亲密感或情感表达( 杨量杰等，2023 )，能够感知到更多矛盾，遇到问题时的家庭适应性也更差( 刘学兰等，2011 )。青少年处于身心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伴随着自我意识高涨，对于家庭中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心理，对于家庭成员有更多的心理需求如情感需求和沟通需要( 靳康悦等，2024 )。故如果家庭中亲密程度和适应性程度低，将会导致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和沟通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有更大可能使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网络游戏( 杨显彩，2021 )。

青少年的游戏沉迷与孤独感之间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孤独感越高的青少年游戏沉迷的水平也越高。相关研究指出，孤独感和网络游戏沉迷之间高度相关，沉迷者可能依靠网络交往替代人际交往( Lim et al., 2016 )。按照埃里克森的发展理论，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特定的任务需要完成，通过完成任务和克服冲突，获得特定的品质。青少年在此阶段需要克服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从而获得自我同一性( 樊辰煜等，2018 )。青少年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同一感或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以及他在社会集体中所占的情感位置。当这个任务没有得到满足时，青少年便会产生同一感混乱，之后会转向游戏去寻求情感支撑( 周蜜，2020 )。因此，青少年的情感满足度越低，孤独感越高，沉迷程度也越高。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亲密度和适应性能够在孤独感以及游戏沉迷两个要素之间发挥中介的作用。孤独感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游戏沉迷程度，还能够以亲密度和适应性为中介，间接对游戏沉迷产生影响。之前的研究发现孤独感在家庭亲密度和网络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陈明珠，孙越异，2021 )，同样的，亲密度和适应性在孤独感和游戏沉迷之间也其一定的中介作用。根据已有结论可知，孤独感和家庭亲密度息息相关( 杜宜展，杨艳颖，2021 )，孤独感受亲密度的影响，当个体家庭亲密度高时，会降低孤独感。换言之，家庭亲密度高的青少年在面对网络游戏的诱惑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因此，针对于游戏沉迷的青少年，可以从家庭入手，剖析青少年与家长的关系图，调查其背后隐藏的青少年的孤独感感受，对青少年的沉迷成因进行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分析。同时，这也提醒大众对于青少年的游戏沉迷问题不仅仅要关注到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还有环境因素如家庭造成的隐蔽性结果，为游戏防沉迷的实施提供一个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