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问卷星平台想成都某高校大学生发放修订版成人依恋量表(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共188份，成人依恋量表由吴薇莉，张伟，刘协和等人于1996年修订，共18道题( 吴薇莉，张伟，刘协和，2004 )。该量表亲近、依赖、焦虑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7、0.65和0.71，15天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82、0.79和0.88，信效度良好( 罗湘莲，刘梨梨，2015 )。在AAS量表中，将亲近和依赖两个维度合并为亲近依赖维度，其中亲近依赖维度均分 > 3，且焦虑维度均分 < 3为安全型依恋，亲近依赖维度均分 < 3，且焦虑维度均分 < 3，为回避型依恋。被试平均年龄为20.33 ± 1.15岁，所有被试分别完成研究1和研究2。所有被试的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无生理或精神方面的疾病史以及家族遗传史。剔除一名错误反应的被试，共获得56名被试的有效数据，其中安全型依恋女性大学生28人，回避型依恋女性大学生28人。

2 (组别：安全型依恋、回避型依恋) × 3 (依恋词语：中性词、母亲依恋积极词、母亲依恋消极词)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的反应时。

本次研究实验材料是词汇，部分来源于刘娟根据国外有关依恋研究文献中筛选出来的依恋词汇。部分词出自陈灿阳根据《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遴选出的中性词。筛选共56个词汇，母亲相关依恋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各14个，中性词汇28个。

实验开始前先向被试展示一段文字，让被试回忆一个自己和母亲分开后比较深的场景，在头脑中设想当时有怎样的感觉，等被试记忆清晰后再进入正式实验阶段。目的是启动被试与母亲相关的安全依恋。

实验程序由E-prime 3.0编制，实验采用情绪stroop范式，实验共包含了2个Block，每个Block有112个trial，56个词汇被随机呈现在每一个Block中，trial的顺序被平衡每个词汇随机呈现，并且每个词汇以两种不同的颜色显示。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500 ms的注视点，然后呈现3000 ms的目标词汇，要求被试忽视词语含义，又快又准确的做出反应，如果出现红色的词语，要求被试按“F”键，如果是蓝色的词语，要求被试按“J”键，如果在3000 ms内没做出反应将自动进入下一个trial。

对采集的反应时指标进行分析，将整理后的数据导入SPSS22.0中进行2 × 3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依恋词类型(母亲积极依恋词、母亲消极依恋词、中性词)，组别为被试间因素。所有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后以 $\bar{x}\pm s$表示，需要矫正时，所有p值均采用Greenhouse-Geisser的方法校正，p < 0.05时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母亲依恋词汇任务中，以被试识别词语的反应时为因变量，组别和依恋词语类型为自变量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依恋词语类型主效应边缘显著[F(2, 106) = 3.061, p = 0.057, η²= 0.055]，事后比较发现对母亲积极依恋词的反应时间显著快于中性词[465.74 ± 9.6, 475.13 ± 10.9]。组别主效应边缘显著[F(1, 106) = 3.850, p = 0.055, η²= 0.068]，安全型依恋组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回避型依恋[490.64 ± 14.46, 450.16 ± 14.72]，见 图1 。

从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 ( Lang, Bradley, & Cuthbert, 1997 )选出2张威胁情景图片，一张图片内容为张开嘴的蛇(愉悦度为2.41，唤醒度为6.73，优势度为6.48)，另一张内容为指向图片中央的枪(愉悦度为2.90，唤醒度为6.33，优势度为6.66)，接着从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和网络上选出40张安全依恋情感图片和40张不安全依恋情感图片，随后，邀请20名平均年龄为22.45 ± 1.67岁的评价者(男9名、女11名)，对图片的唤醒度、相关度(与依恋的相关程度)进行1~7分评定，最终选出20张不安全依恋情感图片(唤醒度为1.25~1.95，相关度2.00~2.70)，20张安全依恋情感图片(唤醒度为5.10~6.30，相关度为5.35~6.25)，以上图片均由Photoshop统一处理，统一大小和分辨率为1024 × 768 dpi；母亲面孔图片均由被试提供，从网上选取41张陌生女性图片，邀请13名平均年龄为22.38 ± 1.90岁的女性评价者，对图片的愉悦度、唤醒度进行1~7分评价，最终选出1张陌生女性面孔图片(愉悦度为3.62，唤醒度为3.15)，母亲面孔图片和陌生女性面孔图片均利用Photoshop去掉多余背景，只保留肩部以上、头部以下的面部区域，统一处理为相同的明度、大小和分辨率(260 × 300 dpi)。

实验程序由E-prime2.0编制，实验包括8个blok，每两个blok包含1个呈现任务和1个趋避任务，呈现任务中将一张阈下威胁情境图片与一张面孔图片进行搭配，两两相继呈现，共重复12个trial，呈现顺序如下：800 ms的注视点→14 ms的负性刺激图片呈现→184 ms的掩蔽→800 ms的空白屏→3000 ms的面孔图片呈现。呈现任务结束后，完成趋避任务，共40个trial，母亲面孔图片、陌生女性面孔图片分别与安全依恋情感图片、不安全依恋情感图片进行两两搭配。面孔图片呈现后，屏幕中随机出现一张在蓝色或绿色框中的依恋情感图片，随机选取一半被试并要求她们看见蓝色框图片时按下F键以此表示趋近，看见绿色框图片时按下J键以此表示回避，那么另一半被试则做相反反应。呈现顺序如下：500 ms的注视点→500 ms的面孔图片呈现→情感图片呈现→按键反应→放大或缩小的图片呈现250 ms。

情感打分：在实验的最后，请所有被试对自己的母亲或(像母亲一样的)奶奶或姑姑等成年女性的依恋情感进行1至7进行打分。

本实验结果中ATT平均值为负值，代表了个体对于依恋面孔的回避动机，其负值越大说明回避动机越强。以ATT为因变量，组别、面孔、安全启动为自变量，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面孔的主效应显著[F(1, 54) = 6.35, p < 0.01, ŋ²= 0.11]，事后比较发现，母亲面孔的ATT值显著负于呈现陌生女性的ATT值[−(30.5 ± 34.13), −(15.77 ± 31.89)]。

面孔和组别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54) = 3, 53, p = 0.066, ŋ²= 0.06]，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回避型依恋母亲面孔的ATT显著负于陌生女性面孔下的ATT [−(38.52 ± 37.31), −(12.81 ± 23.49)]，[F(1, 54) = 9.68, p < 0.05, ŋ²= 0.15]，见 图2 。

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对母亲或像母亲一样的成年女性的情感分数上进行对比，回避型依恋被试对母亲情感得分显著小于安全型依恋被试[5.43 ± 1.23, 6 ± 0.98]，[t = 1.922, p = 0.06]。

根据依恋理论，在面对威胁性情境时，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安全型依恋个体会采取初级依恋策略(安全基地策略)，而焦虑型和回避型依恋个体会采取次级依恋策略(过度激活策略和去激活策略)。在威胁性情境中，安全型依恋个体会主动寻求抚养者的帮助，并会在自己的努力下解决问题；焦虑型依恋个体会过度关注威胁性刺激，相信抚养者是可以解决的，但自己是能力不足的；回避型依恋个体则认为抚养者会拒绝帮助自己，只能靠自己解决问题。本研究所用的情绪stroop范式和趋避实验范式假设，母亲依恋词汇相比中性词促进了对颜色的识别，则存在注意警觉，母亲依恋词汇相比中性词滞后了对颜色的识别，则存在注意回避；对同一张图片的回避反应时快于趋近反应时，即AAT值越小，则存在注意回避，对同一张的回避反应时慢于趋近反应时，即AAT值越大，则存在注意亲近。

在阈上实验一中，组别、词汇类型主效应显著，安全型和回避型在母亲积极依恋词对颜色的命名上要快于中性词，说明两组被试对母亲积极依恋词存在注意警觉；回避型依恋个体的反应时慢于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反应时，说明回避型依恋个体是存在注意回避的；且回避型依恋个体的反应是更慢并不针对特定词汇，说明其注意回避是具有刺激普遍性的。这可能是回避型依恋个体在一味遭受拒绝和漠视的早期互动经历中，形成了对他人较低的期待，对可能会出现的信息不论是积极或消极都采取漠视态度，并表现为回避行为，这一结论也与Gillath和马书采等人的研究一致( 马书采，肖祝祝，周爱保，杨晓莉，向玲，2011 ； Gillath, Giesbrecht, & Shaver, 2009 )。

在阈下实验二中，也同样发现回避型依恋个体对母亲面孔图片和陌生女性面孔图片的ATT值均为负值，AAT为负值，表明了个体的回避动机偏向，且AAT负值越小，说明回避动机偏向越强，说明回避型个体对母亲面孔图片下的回避程度更大。在中国传统的养育角色中，母亲对孩子的照顾和互动更多些，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情感一般会高于对父亲的依恋情感( 徐健捷，张一一，林德堃，车俐颖，宋漫漫，韩卓，2023 )，但当母亲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没有及时回应时，孩子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便会逐渐形成回避型依恋模式和去激活策略，使个体对依恋信息和非依恋信息都采取注意回避偏向，母亲带给个体的情绪效价是要强于陌生女性的，这说明回避型依恋的注意回避倾向是会随着情绪效价的增加而增加的。Dykas和Cassidy提出的整合模型认为，安全型个体在遇到积极或消极的社会信息时，会以一种相对开放的方式去处理，而回避型个体则可能会根据该信息是否会引起个体痛苦程度来采取反应；如果该信息引起个体痛苦，那么个体会防御性地将这些信息排除在外，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如果这些信息没有引起个体的痛苦，但是陌生和中性信息，那么个体倾向于将他们与消极抑制的信息联系在一起，而将其加工为负性信息( Dykas & Cassidy, 2011 )，这与马书采采用外源性提示的点探测实验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马书采，丁玲，田志霄，杨晓莉，周爱保，赵明仁，2013 )。

本研究结果表明，回避型依恋个体可能是采取警觉–回避双加工模式来应对外界信息的。在阈上实验一中，回避型依恋个体对母亲依恋的反应是更加敏感的，同时对威胁性信息是采取回避态度的，相比于安全型依恋个体对颜色的命名是更慢的，更慢从母亲依恋词汇中脱离出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回避型依恋使用抑制性调控策略的使用特点，即回避型依恋个体更倾向于采用抑制激活策略。这证明了Mikulincer和Shaver所提出的回避型依恋个体去激活策略相一致(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这是因为回避型依恋个体将依恋系统保持在一个低的激活状态阻止他人察觉自己的内部情绪状态有关( Vrtička & Vuilleumier, 2012 )。以往ERP研究也发现回避型依恋个体在处理情绪信息时会出现C100、P100 ( Dan & Raz, 2012 )和更大的LPP波( Zilber, Goldstein, & Mikulincer, 2007 )，这说明回避型依恋个体在处理情绪信息时，虽然抑制了对情绪的投入，但投入处理情绪信息的资源也相对较低，更难从之前的情绪中脱离出来。

在实验二中，我们发现在阈下威胁情境任务中，回避型依恋个体的去激活策略仍然存在，回避型依恋个体和安全型依恋个体都表现出了对母亲面孔和陌生女性面孔的回避倾向，并且回避型依恋个体对母亲面孔的回避程度是要大于陌生女性面孔的，这可能提示我们在阈下威胁情境中，对于回避型依恋个体而言，呈现母亲面孔图片信息对于激发安全依恋情感的作用是有限的。国内学者马原啸( 马原啸，陈旭，2019 )和国外学者 Beckes et al. (2010) 在阈下安全启动任务中都注意到相比于中性面孔图片，微笑面孔图片对激发个体的安全依恋情感是更加有效的，这提示我们安全依恋情感的激发在个体成人阶段是不局限于特定角色的，而是和互动对象的反馈能否切合个体的心理需求有关。在阈下威胁情境中，安全启动对回避型依恋个体的安全依恋情感的激发可能是有限的，回避型依恋个体可能仍会采用长期形成的次级依恋策略(抑制激活策略)，同时对母亲的情感评分也是更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