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为问卷调查，抽样来自广东省普通本科高校和普通公立中学。中学生问卷施测前已向学校、家长、学生发放知情同意书并获得同意。研究回收有效问卷1211份，其中初中生540人(平均年龄13.29 ± 0.64)、高中332人(平均年龄15.83 ± 0.55)，大学生339人(平均年龄20.76 ± 1.31)。基于研究目的是对比高述情障碍个体和非述情障碍个体的道德发展差异，根据20项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20-items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简称TAS-20)的划分标准，总分 ≥ 61分为高述情障碍，总分 ≤ 51分为非述情障碍，得到高述情障碍404人，包括初中158人(TAS-20总分66.82 ± 5.04)，高中101人(TAS-20总分67.53 ± 5.21)，大学生145人(TAS-20总分70.01 ± 6.25)。非述情障碍511人，其中初中247人(TAS-20总分42.03 ± 7.17)，高中121人(TAS-20总分44.08 ± 5.44)，大学生143人(TAS-20总分41.96 ± 7.52)。

述情障碍量表。采用 蚁金瑶等人(2003) 修订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量表信效度良好且适用于青少年群体。量表共20题，包括5道反向题。按照符合程度进行5级评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量表包括3个维度分别是情感识别困难、情感描述困难、外向性思维。量表总分 ≥ 61分为高述情障碍，总分 < 61且>51的属于中等程度述情障碍。总分 ≤ 51分为非述情障碍。本研究中TAS-20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56。

道德判断测验。采用 吴慧红和余嘉元(2008) 验证过的中文版道德判断测验(MJT)，量表信效度良好且适用于青少年群体。该测验包含工人和医生两个故事，共26题，评分为9级评分(−4 = 绝对错误或绝对不同意，4 = 绝对正确或绝对同意)。测验通过公式计算得到个体的道德认知能力C分数和六个阶段的道德情感分数。C分数范围在0~100之间，分数越高则道德认知能力越高，通常认为0~9为低分，10~29为中等，30~49为高分，50分以上为很高。阶段的道德情感分在−16~16之间，分数越高则该阶段的认同度越高，六个阶段中得分最高的阶段指个体最认同该阶段的道德行为规范，即个体已经达到的道德发展阶段。本研究中MJT测验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70。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全部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析出10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首个因子的解释度为14.92%，远小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在六个阶段的道德情感分上，年龄段与述情障碍程度的方差分析检验结果显示，交互作用不显著(ps > 0.05)。年龄段在六个阶段上的主效应显著(ps < 0.05)，三个年龄段的道德情感发展符合MJT的常模，见 图1 。述情障碍主效应只在第1、第2阶段显著(ps < 0.05)。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三个年龄段的道德情感分数，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高述情障碍组都显著高于非述情障碍组，其余4个阶段道德情感在不同年龄段下的述情障碍组间差异不显著(ps > 0.05)。第1阶段、第2阶段的分析结果见 表1 。

在道德认知能力(C分数)上，年龄段与述情障碍程度的方差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交互作用显著(F_(2,909)= 3.81, p = 0.023, η²= 0.008)，年龄段主效应显著(F_(2,909)= 17.61, p = 0.000, η²= 0.037)，述情障碍程度主效应显著(F_(1,909)= 7.42, p = 0.007, η²= 0.008)。在不同年龄段对述情障碍组间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初中差异不显著，高中差异边缘显著，大学差异显著，高中和大学的高述情障碍组的C分数均低于非述情障碍组。述情障碍组间的C分数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于显著。结果见 表2 和 图2 。

对TAS-20总分、分维度和道德认知能力(C分数)进行相关检验分析发现，非述情障碍组的总体样本以及三个年龄段的TAS-20总分及各维度与C分数相关均不显著(ps > 0.05)。高述情障碍总体样本的TAS-20总分与C分数呈负相关(r = −0.11, p = 0.023)。在高述情障碍组中，初中各相关均不显著(ps > 0.05)，高中和大学的TAS-20总分与C分数显著负相关(高中r =−0.23，p = 0.022，大学r = −0.23，p = 0.005)。另外高中C分数与情感描述困难显著负相关(r =−0.23, p = 0.022)，大学C分数与情感识别困难显著负相关(r =−0.186, p = 0.025)，与情感描述困难显著负相关(r =−0.165, p = 0.047)。选取高述情障碍样本，以年龄为控制变量，TAS-20总分为自变量，C分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检验结果见 表3 。

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发展阶段中，第一阶段被称为权威主义阶段，是服从与惩罚定向，关注行为受到惩罚的严重程度，第二阶段被称为道德相对主义，是利己主义定向，关注行为对自身的利益。这两个阶段属于前习俗水平，其典型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关注行为结果的奖惩后果。在本研究中高述情障碍组在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道德情感分显著高于非述情障碍组，表明高述情障碍组更认同关注行为后果的论述。关于未成年暴力犯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肖玉琴(2021) 采用MJT测验的研究发现未成年暴力犯在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道德情感高于普通未成年群体，而最高道德情感分数表明两个群体都发展到第5阶段所在的后习俗水平。在青少年罪犯中述情障碍是重要的预测因素( Leshem et al., 2019 ; Zimmermann, 2005 )。本研究中，高述情障碍组和非述情障碍组的道德水平均发展到了后习俗水平，这说明高述情障碍组认同包括法律法规、社会公平等更高阶段的规范。因此高述情障碍组在第1阶段和第2阶段上的道德认同程度高于非述情障碍组，更有可能是回避惩罚和看重收益后果的情感直觉反应。高述情障碍类似的道德表现还包括在道德困境决策中倾向整体结果最⼤化的功利主义( Patil & Silan, 2014b )，对惩罚更敏感( Lyvers et al., 2011 )，优先考虑自身利益( FeldmanHall, Dalgleish, & Mobbs, 2013 )。

根据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否符合个人利益的角度进行推理，这是儿童最早期的行为准则，即便是成人也会表现出这种水平的推理。在本研究中高、非述情障碍在前习俗水平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述情障碍的一个关键特征：情绪的经验性回避。经验性回避是指试图逃避或避免不想要的内部事件的倾向( Panayiotou et al., 2015 )。家庭功能失调、冷漠的教育方式、负性童年经历都是述情障碍高发的预测因素( 张春雨等，2011 )。不安全依恋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述情障碍( Zhang et al., 2023 )和惩罚的敏感性( Monteleone et al., 2018 )。回避型依恋对道德判断有负面影响，在道德困境中对公平和个人伤害的敏感性较低( Koleva et al., 2013 )。良好的依恋程度与情感依恋质量能正向预测MJT测验中的道德判断能力( Stephens, 2009 )。三个年龄段的道德均达到后习俗水平，这是由于道德发展水平和教育密切相关，个体的规则意识通过社会学习可以获得。不同述情障碍在三个年龄段均表现出前习俗水平的态度差异，说明述情障碍作为一种稳定的情绪障碍或人格特质对道德发展的影响持续且稳定。

本研究发现初中阶段的高述情障碍与非述情障碍在道德认知能力上差异不显著，可能是初中整体的道德判断能力均还处于较低阶段的原因。在高中、大学阶段，高述情障碍组的道德认知能力明显偏低，述情障碍程度越高，道德认知能力越低。有关未成年暴力犯的研究和本研究结果相似，青少年罪犯在道德情感上已经脱离前习俗水平，但整体道德认知能力偏低，说明青少年罪犯将其道德原则应用于讨论和解决具体道德困境的能力不足( Lind & Huber, 1994 ; 肖玉琴，2021 )。TAS-20量表中的情感识别困难、情感表达困难两个维度属于情感维度，外向性思维属于认知维度，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神经基础( Goerlich-Dobre et al., 2015 )。研究结果发现情感识别困难、情感表达困难的两个情感维度和道德认知能力相关更密切，而偏理性思考和缺乏想象力的外向性思维特征对此无影响。这一结论说明了情绪能力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情感唤醒是道德决策的必要前提，旨在提醒个体注意情境中特定的道德元素( Decety& Cacioppo, 2012 )，道德判断能力高的个体在与情感调节密切相关的杏仁核–腹内侧前额叶(amygdala-ventromedial prefrontal)通路连接上激活更高，说明道德判断过程中的应对情绪冲突能力强的个体道德判断能力更高( Jung et al., 2016 )。

道德发展水平描述了一个人的道德取向和原则，而道德判断能力是在判断道德问题时始终如一地使用内在道德准则的能力。对六个阶段的行为规范的正反面观点进行思考是复杂的认知情感冲突的过程，情绪能力有助于更好地推理和应用道德规范和原则( Szekely & Miu, 2014 )。述情障碍的情感能力缺陷包括情绪唤起以及察觉不足，处理微妙的情绪刺激更困难( Zucchelli & Ugazio, 2019 )，消极的抑制为主的情绪调节和表达方式( Pandey, Saxena, & Dubey, 2011 )。情感能力缺陷可以预测述情障碍在认知上的偏差、缺乏耐心和缺乏灵活性( Rinaldi et al., 2017 )，以及决策草率、抑制控制不足( Zucchelli & Ugazio, 2019 )、对道德规范不敏感( Chen et al., 2023 )等。这种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持续增大。

近几十年来，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述情障碍和青少年身心健康、认知发展、决策与行为等领域密切相关。从发展角度来看，述情障碍已经不单是临床表现，而是一系列心理功能发展迟缓的重要预测因素。高述情障碍群体在表情注意加工、情绪的语言和非语言图式、心理理论等幼年期开始的心理机制中已经表现出缺陷，因此在包括道德发展在内的广泛领域上探讨述情障碍对心理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研究初步探讨了述情障碍和道德判断能力及其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情绪能力在道德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性作用。情绪察觉与表达障碍不仅影响道德判断中道德情感同时也影响道德认知。这对深入理解述情障碍在青少年群体道德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具有积极意义。有关述情障碍在更具有生态效度上的道德判断实证研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