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DeAngelo的定义，审计质量是指注册会计师通过开展审计工作，执行审计程序后，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不遵守会计准则规范性的违法违规行为且进行披露的联合概率 [5]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定义审计风险为“当企业的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时，注册会计师未能识别该错报而发表不恰当意见的可能性”。可以发现，审计风险将影响审计质量，风险越高时，注册会计师未能识别被审计单位错报的可能性越高，将会导致审计质量越低。

而由于企业的ESG表现能实现披露出其环境、社会责任及治理的信息，使注册会计师据此对被审计单位形成更全面的了解与认知，尤其是评估固有风险时，将有助于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

但是，分析ESG表现也意味着注册会计师可能需要处理更多的信息，这对注册会计师而言也并非是好事。当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使用ESG信息时，其需要在审计期间内面对、处理和利用更多的信息，这时ESG因素增加了审计的复杂性 [6] ，尤其是当ESG报告出现污点即有损ESG声誉时，注册会计师将为了保证审计质量而不得不加大审计业务的工作量 [7] 。在审计的复杂性与工作量增加后，注册会计师在精力和时间可能会被分散，使得潜藏的风险被忽视，导致审计质量降低。

因此，本文做出竞争性假设H1：

H1a：上市公司的ESG表现越好，审计质量越高；

H1b：上市公司的ESG表现越好，审计质量越低。

信息披露程度对审计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审计风险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成正比 [8] ，而当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较差时，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将意味着存在更大的审计业务风险，审计师会要求更高的审计收费 [9] ，当其远远超过审计成本时，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会受到威胁，同样会对审计质量产生消极影响。

而ESG表现作为企业信息披露中的一种方式，能够在数量与质量上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在数量上，ESG表现将更广泛的企业发展情况纳入披露范围，本身就丰富了披露信息的数量，因此拥有更高的信息富集程度，信息的来源和渠道也更为全面；而在质量上，由于ESG表现会进行评级及披露，这能够迫使上市公司为了满足ESG评级体系所要求的信息披露标准，对自身的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水平进行提升 [10] ，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

考虑到ESG表现能够从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而信息披露的质量又将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本文提出假设H2：

假设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较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来提高审计质量。

当企业在治理过程中将ESG理念纳入体系后，其战略优化、文化构建、治理体系建设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均出现了显著提升 [11] ，这对于企业所面临的运营风险有着降低的作用。而当考虑接受了ESG理念后，企业将在意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将促使其获得客户、员工以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更广泛的支持，所处的经营环境会更加稳定，将有助于企业经营过程中面对更低的风险。

而当企业面临较低的运营风险时，其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因为遭遇财务困境而进行过度盈余管理的行为风险较低，使得财务造假的动机较小；另一方面，较低的运营风险可以使注册会计师对上市企业形成低风险感知，够降低审计风险 [4] ，从而有助于其审计质量的提高。

因此，企业较好的ESG表现对于其面临的经营风险有着一定程度的降低作用，从而可能促进其审计质量的提高，基于这一作用，本文提出假设H3：

假设H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较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降低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实现审计质量的提高。

本文选取2012~2021年沪深A股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剔除ST、*ST、PT以及金融业与保险业上市公司并删除严重缺失的观测值后，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7010个样本。本文除ESG得分来源于华证指数外，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参照吴倩等(2021) [12] 的研究，选择使用审计意见及进度的绝对值作为衡量审计质量的指标，通过逐年回归得到预测的非标审计意见概率 $MA{O}_{i,t}$后，计算与实际出具的审计意见 $Actualopinio{n}_{i,t}$的差值并取绝对值，得出审计意见及进度的绝对值，记为AbsARAgg，其值越大，意味着预计审计意见与实际出具的审计意见的差距越大，审计质量越低。

本文选取华证指数ESG得分来衡量ESG表现。ESG得分越高，该上市公司的ESG表现越好。

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角度入手，选择综合性指标TRANS来量化上市公司信息透明程度。TRANS指数越高，信息透明程度越高。

从上市公司经营风险角度入手，参考王竹泉等(2017) [13] 的量化营运风险的方法，使用代表计算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标准差的累积分布概率作为衡量经营风险(Risk)的指标。

本文选取了资产报酬率、成长性、上市公司规模、两职合一、上市年限、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四大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年度效应(Year)以及行业效应(Industry)，具体变量定义见 表1 。

为了检验假设H1中ESG表现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AbsAR{A}_{gg}={\beta }_0+{\beta }_{1}ESGscorin{g}_{i,t}+{{\displaystyle \sum }}^{}{\beta }_{n}Control{s}_{i,t}+{\epsilon }_{i,t}$(1)

为了检验假设H2和H3中ESG表现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AbsAR{A}_{gg}={\beta }_0+{\beta }_{1}ESGscoring+{{\displaystyle \sum }}^{}{\beta }_{n}Controls+{{\displaystyle \sum }}^{}Industry+{{\displaystyle \sum }}^{}Year+{\epsilon }_{i,t}$(2)

$Mediator{s}_{i,t}={\beta }_0+{\beta }_{1}ESGscoring+{{\displaystyle \sum }}^{}Industry+{{\displaystyle \sum }}^{}Year+{\epsilon }_{i,t}$(3)

$AbsAR{A}_{gg}={\beta }_0+{\beta }_{1}ESGscorin{g}_{i,t}+{\beta }_{2}Mediator{s}_{i,t}+{\beta }_{n}Control{s}_{i,t}+{{\displaystyle \sum }}^{}Industry+{{\displaystyle \sum }}^{}Year+\epsilon$(4)

本文涉及的全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下 表2 。审计意见激进度绝对值的均值0.033，最大值为0.993，最小值为0.001，标准差为0.097，整体差异较大，说明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存在较大的波动差异；而ESG得分在百分制的情况下，平均数为74.23，中位数为74.41，表明样本上市公司的平均ESG得分较高，处于较好的水平，但是标准差为5.206，意味着这10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ESG水平波动较大，目前还并未进入高质量稳定发展阶段。

回归结果见下 表3 ，列(1)与列(2)为基准回归分析，第(3)至第(7)列为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列(1)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ESG得分与审计意见激进度的绝对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列(2)考虑了控制变量后，二者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较好的ESG表现为审计质量的提高有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H1a。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机制检验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和运营风险两个角度检验了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影响审计质量的具体作用机制。列(3)显示ESG得分与信息透明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良好的ESG表现可以促进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列(4)则是ESG得分对运营风险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ESG得分与运营风险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ESG表现良好的情况下，面临运营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被降低。

列(5)和列(6)分别为将中介变量信息透明度和运营风险加入回归模型后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中，ESG得分的系数绝对值相较于不含机制变量的情况均出现了下降，两种情况下的直接效应都小于总效应，说明存在不完全中介效应。列(5)中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审计意见激进度的绝对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较好的信息透明度可以提高审计质量，而核心解释变量ESG得分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上市公司较好的ESG表现能够通过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程度，促进审计质量的提升，验证假设H2；列(6)列中上市公司运营风险与审计意见激进度的绝对值显著正相关，表明较高的运营风险会降低审计质量，而此时ESG得分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上市公司较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运营风险，从而实现审计质量的提高，验证了假设H3。

此外，列(7)将两种中介变量同时加入模型后可以发现，信息透明度和运营风险均在1%水平上显著，其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2.679和2.971，说明相较于信息透明度，运营风险在ESG表现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关系中起到的中介效应更强。

我国证监会在2018年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添加了“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相关内容，这与ESG体系的核心要素高度契合，进一步规范和明确了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发展方向。因此，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选取2019~2021年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检验，以保证本文实证部分结论更具有一般性。

更换样本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 表4 第(1)列，可以发现，ESG得分对审计意见激进度在10%的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系数为−1.949，相较于2012~2021十年间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的主回归结果，二者的显著程度有所降低，就意味着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尽管仍可以对审计质量产生作用，但是影响力呈现出越来越低的趋势。

根据张宏亮和文挺的过滤检验结果，修正的Jones模型与审计师是否来自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这两项指标可以实现对于审计质量比较客观的衡量 [14] ，因此本文选择企业可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AbsDACC)作为替换的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审计质量，其值越大，说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质量越差。

更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 表4 列(2)，可以发现，ESG得分在1%的水平上与可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显著负相关，说明较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再次验证较好的ESG表现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

考虑到企业的ESG表现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存在滞后的可能，因此将ESG得分分别滞后1期和2期进行回归，结果分别见 表4 的列(3)和列(4)，发现在各滞后期中，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ESG表现对于审计质量具有长期且持续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由于上市公司的ESG表现能够反映其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对于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的侧重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往往需要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项责任，其进行ESG活动更加注重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而非国有企业可能更偏向纯粹的经济利益，其开展ESG活动实践更多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4] ，因此需要考虑产权性质对ESG表现与审计质量的异质性作用，检验结果见下表 5，其中列(1)和列(2)分别是上市国有企业和上市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上市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为−1.243，并不显著；而上市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为−3.153，在1%的水平上与审计意见激进度的绝对值显著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会影响到ESG表现对审计质量的促进作用，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过程中需要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其无论是经营状况还是财务信息质量都有着更严格的要求，而这有助于保持较高的审计质量，此时ESG表现对于审计质量的推动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非国有企业需要更多地考虑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于经济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往往会更大，因此信息不透明、代理问题等风险也会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存在加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ESG表现作为能够全面反映上市公司实际运营状况的指标，其对于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影响会更加显著。

由于环境方面的表现是考虑ESG表现的重要指标，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可能因为其行业特性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而非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则可以根据其实际表现进行评判，因此需要考虑企业的污染程度对ESG得分与审计质量的异质性作用，检验结果见下 表5 ，其中列(3)和列(4)分别是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中的回归系数为−1.529，并不显著，而非重污染企业的回归系数为−2.901，在1%的水平上与审计意见激进度的绝对值显著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的污染程度会影响ESG表现对审计质量的作用，且这一影响在非重污染企业中更加显著。

对于重污染企业而言，即使其整体情况良好，不存在内控、财务、运营等方面的风险，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出具的实际审计意见与预计审计意见差距不大，审计质量较高，但是由于其产业环境不友好的特性，其ESG总体表现可能往往处于较低水平，这种情况下ESG表现对于审计质量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而对于非重污染企业而言，其ESG表现反映整体运营状况、信息透明度以及侧面验证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的重要抓手，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会比较明显。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ESG表现从环境、社会责任及治理三方面入手，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实现较为全面的反映，而随着研究的开展，对于上市公司的ESG表现的分析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点分析，而是同信息透明度、企业价值、审计收费等多点形成连线，以全面了解其对企业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上市公司ESG得分与审计意见及进度绝对值的关系，厘清二者间的影响机制，以实现对于ESG表现与审计质量二元关系的研究，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发现：

1) 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对于审计质量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当企业的ESG表现较好时，能够通过改善该公司的信息透明度，降低注册会计师获取审计客体相关信息的难度与成本，或是降低其面临的运营风险，削弱被审计单位进行过度盈余管理等财务粉饰行为的动机，从而实现审计质量的提高；

2) 就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而言，相较于国有企业时，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对于审计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由于国有企业对于经济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其财务状况及总体发展质量会处于较高水平，审计质量也会因此较高，使得ESG表现对于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

3) 而相比于重污染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群体的ESG表现对于审计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重污染企业由于行业特点，生产运营过程势必会破坏环境，即便其整体审计质量较高，总体ESG表现仍可能不佳，因此ESG表现对于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

首先，企业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肩负起责任，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ESG表现，从环境、社会责任以及治理三个角度入手，做到环境友好、勇于担责、治理完善，从而降低审计风险，提升审计质量，赢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青睐，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次，注册会计师可以利用ESG表现与审计质量之间的二元关系，在开展审计业务时利用审计客体的ESG表现，实现对审计业务整体风险的评估，并利用ESG信息与财务报表进行验证，更准确地识别出不同业务中审计风险的高低程度，以实现审计资源更加合理地分配，提升审计效率；

最后，上市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投资方，可以借助ESG表现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增强其理解上市公司年报的能力，扩大对于上市公司的整体发展状况的了解，更加清楚地明白该公司的价值，从而做出更加理性更加正确的投资决策，而这对于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也有着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