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在马克思思想成熟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马克思早期思想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甚至其个别观点的主要来源就是鲍威尔；另一方面，马克思后期思想不断走向成熟就是在批判其早期思想形成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马克思思想成熟的过程就是不断告别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因此要真切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就不能不关注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关系问题，考察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关系的历史性转变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参考，所以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本文将按照重要的阶段时期来梳理马克思与鲍威尔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思想转型的整个过程。

19世纪40年代以前，整个德国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民主与革命的呼声高涨，此时“黑格尔哲学在柏林占据统治地位” [1] 。青年黑格尔派因为其激进的民主主义主张成为柏林最为盛行的思想之一，而博士俱乐部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活动场所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思想阵地，布鲁诺·鲍威尔则是博士俱乐部的领路人。

此时于柏林大学求学的马克思正处于从其短暂的浪漫主义时期逐步转向对法哲学的思考的阶段，很快马克思便陷入了抽象的唯心主义的窠臼难题中，通过不断地思考，马克思发现他只能通过转向黑格尔哲学来解决他的精神危机。于是马克思通过上鲍威尔的课，阅读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来了解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在史特劳拉夫修养时期，马克思结缘了博士俱乐部的一些成员，自此便加入其中，正式开始了同鲍威尔的往来。伴随着二人交往的不断加深，鲍威尔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这种重要性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获得了集中体现。

首先，“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题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的)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从内容来看，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关注的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也是鲍威尔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特征。马克思对比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之间的一般差别，支持并赞同伊壁鸠鲁感性的思考方式，从自我意识的哲学角度给予伊壁鸠鲁学派高度的评价，这与鲍威尔主张的要批判宗教神学并回归到自我意识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鲍威尔在早期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具体来看，在阐述“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这一部分时，马克思论证伊壁鸠鲁“偏斜”一说的合理性时从“正如点在线中被扬弃一样，每一个下落的物体也在它所划出的直线中被扬弃。” [2] 出发得出“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离直线的偏斜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而这些对立的规定又被看成是直接对立的运动。”的结论。原子偏斜脱离一个规定性存在，在与其相对立的定中实现自身的独立性和一切特殊性，“须知为了真正克服这种定在，抽象的个别性就应该把它观念化，而这只有普遍性才有可能做到。”这也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个别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这里已经能看出马克思把原子的偏斜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中，使得“偏斜”之于原子成为本质的，必然的。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原子的偏斜”与“直线”的问题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而肯定“偏斜”之于原子就相当于肯定“自由意志”之于“必然”，也就是说他已经发现伊壁鸠鲁物理学中所蕴含的“偶然性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内容并给予其热情地回应和高度的评价。

其次，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还打算编辑文学评论，这大大地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的鼓舞。二人还在商议合作一些有关反对宗教神学的著作，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但是可见这段时间二人的交流十分的频繁，交往十分密切。

最后，鲍威尔对马克思关于如何快速摆脱考试并且和他一起工作给出了积极有益的建议，日后为了获取博士学位，马克思更是与鲍威尔合作修改论文。虽然后期鲍威尔因为他的著作与政府产生的矛盾使得马克思并没有成功获取大学教职，但是这段时期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关系仍处于“蜜月”时期，二人频繁进行书信往来。

德国现实革命的发展使得两人的思想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分歧。1840年随着普鲁士政府的反动与德国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鲍威尔显现出了不同于他以往激情革命的立场，反而走向了反对革命的一方，并且希望能够获得普鲁士政府王朝的支持来对抗宗教，后在1842年鲍威尔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自由人”团体，这个团体的核心理念正如卢格所说，例如布鲁诺·鲍威尔“佯让我忍受那些最为荒诞的事情，例如必须在理论上来消灭国家和宗教，还有财产和家庭，而不必费心考虑用什么来代替他们，不考虑要摧毁一切事物的关键事物。”马克思与自由人团体的理念的相悖成为马克思转向批判鲍威尔的重要线索。

1842年11月，马克思在一封给卢格的信中，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这就表明了与自由人团体的决裂是彻底的。

与自由人团体的理念相反，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通过对莱茵地区的实际调查看到了在普鲁士政府统治下的民众的真实情况，即看到了在政府统治下的，符合法律规定的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掠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于林木盗窃法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生活贫困状况等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上。以关于对林木盗窃法的讨论为例，莱茵省议会试图将农民捡拾一般的林木作为盗窃来看待，“省议会根据自己的任务，维护了一定的特殊利益并把它作为最终目的。”而马克思主张“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不加区别，不给予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概当作强盗，那么，任何私有财产不都是赃物吗？我占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所有权吗？”这就从侧面论证了原本代表理性的法成为了私人利益的代表，从而违背了其理性的本质。这些矛盾的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使得鲍威尔的自由理论显得更加不切实际，不断地促使着马克思朝着现实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转向。正如他后来所写的“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的目光越来越转向现实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预示着注重现实的马克思与脱离现实的鲍威尔的差异愈发的明显。

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严苛以及德国政府的干预，马克思的莱茵报工作无法进行，他不得不移居到巴黎，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批判的新起点，也成就了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向。其中对他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费尔巴哈的观点，尤其是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中的观点。“其中费尔巴哈在这些文章中把他看待宗教的方法应用到思辨哲学中，即神学还没有被彻底摧毁；黑格尔哲学(其神秘性并不比任何神学小)是它的最后一道理性壁垒。既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于并结束于无限，那么有限(即人类)仅仅是超人类的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神学的本质是超验的、外化的人的思想’。但是哲学不应从上帝或者‘绝对’开始，甚至不应从作为‘绝对’的宾词的存在出发；哲学必须起始于有限、特定、现实，并承认感觉是第一位的。既然这种方法已经率先为法国人所倡导，那么真正的哲学家就必须是“法德的混合血统”。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因此必须被摧毁。这产生于这样一种认识：‘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思维源于存在，存在并不源于思维。’”这也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说的“主谓关系的颠倒”问题。马克思读完这本书就立即给卢格写了一封信“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的强调自然而过少的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马克思通过了解费尔巴哈的思想，从中汲取有益的唯物主义思想，开始有意识地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并逐渐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开始致力于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现实与思辨的抽象颠倒问题，并朝着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开始并着重关注现实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性已经暴露出来，二人注定会走上相反的道路。

在19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有反犹太人的社会现实，从1816年以来，在普鲁士的犹太人就不能够享有和基督教徒一样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犹太人的政治权利的问题自然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1843年布鲁诺发表了《犹太人问题》，掀起了全社会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鲍威尔在他的文章中宣称犹太人为了和基督徒生活在一起，他们必须放弃那些分离他们的东西。在有关宗教和国家的关系上，鲍威尔停留在宗教批判上，并没有涉及到真正的人的解放。他认为犹太人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全都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德意志国家，犹太教势必不能获得与基督教徒平等的权利，犹太教属于不适合历史发展的宗教，所以要想解放犹太人，必须要从宗教问题入手，犹太人只有放弃犹太教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并且鲍威尔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上升到普遍的人的解放上，表明真正的解放是要把国家彻底地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即将解放的问题寄托在政治解放上。

马克思欢迎鲍威尔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但批评他没有质疑这种国家，因此没能考察政治解放(即对政治权力的承认)和人类解放(人类才能的全面解放)的关系。1842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论犹太人问题》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批判，马克思通过引用发达的北美国家宗教依然存在的事实反驳了鲍威尔通过宗教解放就能实现人的解放的观点，政治解放即使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固然实现了国家的进步，但是“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并提出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只有消灭了他们的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虽然我们在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形式的时候抛开了政治国家在宗教方面的无能，但实际上也批判了它在宗教方面的无能。”这样，马克思就公开批判了鲍威尔没有看清现代国家的本质，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混为一谈的理念。

随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宗教批判的问题。马克思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里是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方面，宗教表现着现实中的苦难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对宗教的批判意味着已经开始切入现实苦难的关注。并且不应该只停留在宗教批判上，人们需要通过摘掉宗教这朵虚幻的花朵来摘取真实的花朵，所以不可避免批判需要转向更深层次，即政治批判。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与鲍威尔的不同就非常明朗了。

所谓的神圣家族，即鲍威尔三兄弟，以及以他们为缩影的青年黑格尔派。《神圣家族》的全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采用“神圣家族”这个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而这个全名则直接显露出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神圣家族》主要针对的是鲍威尔主办的《文学总汇报》上的“批判的批判”。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即从自我意识出发，将自我意识认定为万事万物的起点。自我意识是指导万事万物发展的绝对的主体的同时也是万事万物发展的最终方向，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合理的现象均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异化，所以要通过思想的批判来推动事物的发展返回到正确的回归自我意识的道路上来。那么“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大脑活动。” [3]

马克思主要批判了以鲍威尔为首的思辨唯心主义。首先是批判鲍威尔直接将自我意识神圣化。鲍威尔将黑格尔体系中的绝对精神替换为自我意识，使得自我意识绝对化，“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从而不可避免地要解决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与实体性的一切存在的关系，因为任何一切的不符合自我意识的发展都将成为自我意识异化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阻碍因素，需要被批判。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思辨哲学无非是“对于黑格尔哲学漫画式的完成。”其核心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依旧是对于现实和观念的颠倒，只不过是抽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片面的自我意识，并把这一观念主体化，其实质等同于“绝对精神”。其次，批判了鲍威尔的英雄史观，即“鲍威尔希望切断哲学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认为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历史，这种历史是独立的个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在鲍威尔看来，群众与精神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是一些拥有个别智慧的知识精英们产生的“自我意识”推动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群众通过自身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所谓的绝对精神的存在，正是为了掩盖其本身的虚假性才需要把群众对立起来。最后，紧接着对鲍威尔英雄史观的批判，马克思从整体上批判了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布鲁诺从自我意识出发，认为自我意识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力量，“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而马克思主张物质生产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这三方面的批判基本上完全表明了马克思已经全方位地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了批判，已经彻底划定了自己与鲍威尔的界限。

《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上发表的之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费尔巴哈一派人的批评的批判。正如书中所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布鲁诺·鲍威尔的这一部分是非常简短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经详细论述过鲍威尔的思想了，所以在这里它只是用几页重述了‘批判的批判’的完全贫乏，驳斥了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攻击。”这也就表明了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彻底决裂。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称鲍威尔为圣布鲁诺，正如《马克思传》中作者所提到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布鲁诺的批判所占篇幅相较于对施蒂纳的批判而言是非常少的，但是马克思针对布鲁诺与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批判，针对性地对于布鲁诺“乏善可陈”的批判提出了批判。“圣布鲁诺依旧在骑着他的老年黑格尔派的战马耀武扬威。” [4] “鲍威尔的秘密就在于其认为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存在的只是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实体。将思想、观念等等看作现存世界的基础，没有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而不是像黑格尔所认为的反映现实问题的抽象的和神秘的词句是现实问题内在的原因，是本质外化的结果。” [5] 鲍威尔并没有吸取并反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做的批判，而是执拗地停留在“自我意识哲学”本身，用空洞的抽象变着各式各样的戏法。

总的来说，纵向观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布鲁诺·鲍威尔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时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二人由一开始的密切交往到出现潜在差异，再到明显分歧的出现随后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最终彻底决裂。这一过程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这一过程背后的逻辑是马克思关注问题的转变，尤其是马克思投向现实问题的研究时发现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无法看见真实的现实世界问题的本质性缺陷。马克思便是在这样的批判之下一方面整理自己过去的思路，另一方面迈进唯物史观的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