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360余年间，30余个大大小小的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重要历史事件先后发生，中原大地呈现出一派星流云散、颠沛流离的混沌景象。每一次政权的兴灭都伴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而每一场战争的展开几乎都伴随着檄文政治与正义的喧嚣。这一时期留传下来的檄文绝大部分和军事斗争有关，这类军事题材的檄文共计49篇，占总数的87.5%，是魏晋南北朝檄文的主体部分，直接反映了治乱兴衰的历史进程。很多檄文伴随着军事斗争出现，见证了著名的战役及天下分分合合的变迁。

比如：三国时期，兼并战争连绵不断。在军阀割据混战中，曹操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袁绍，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最终统一了华北。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正是作于官渡之战这个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前夕，当时，曹操是北方可以与袁绍集团抗衡的主要政治武装力量，两大军阀之间的对决在所难免。陈琳在这篇不足2000字的著名檄文中，从曹操的家世和经历中选出最能激起时人义愤和厌恨的典型事件，利用当时已逐渐形成的世族门阀观念和士大夫的忠君传统，再加以文辞的渲染、夸张，从家庭社会背景、主观心理等多个维度，将曹操的人物设定塑造为不仁不义、无德无能的化身，为即将发动的官渡之战提供思想和舆论准备。虽然最终袁绍一方失败，但陈琳的这篇檄文却在这场残酷的军事斗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为后世所传诵。

再比如：蜀景耀六年(263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等率十余万大军分三路攻蜀。钟会军进至汉中，兵临剑阁时，遭到蜀国将领的抵抗。为争取蜀军投降，并最终消灭蜀汉，钟会草拟了著名的《移蜀将吏士民檄》，告喻蜀汉前方将士和境内吏民。该文指出魏国发动的伐蜀之役是“应天顺民”的义举，分析双方形势，陈说利害、晓以大义，希望首先在理智和心理上征服蜀汉朝廷和境内军民，尽快输诚纳款，放下武器，归顺魏国。最终，后主刘禅出降，蜀汉灭亡，这篇檄文在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也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作用。

另外，单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此类檄文的侧重，如：标题中出现“讨”字的有晋元帝《讨石勒檄》、晋康帝《讨石虎檄文》、晋桓玄《讨元显檄》、晋东海王越《檄方镇兵讨石勒》、晋孙惠《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刘宋巴陵王休若《移檄东土讨孔觊等》6篇，可见这一时期征讨战争的频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长期的兼并战争给百姓带来无尽的痛苦和伤亡，一篇篇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其实是由无数个普通民众家庭的生离死别为其作注解的，这也是古代历史进程中的悲哀与无奈。“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外如是。

这一类檄文占魏晋南北朝檄文总数的8.9%，共有5篇，虽然数量不多，学术界也少有研究，但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它们所声讨的对象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敌对一方，而是带有虚幻色彩的江神、山神等神魔鬼怪，同时也反映出南北朝时期宗教的兴盛。这5篇檄文是：刘宋释宝林《檄魔文》和《檄太山文》、梁吴均《檄江神责周穆王璧》、北魏释僧懿《檄魔文》和《魔主报檄文》。其中：释宝林《檄魔文》《檄太山文》和北魏释僧懿《檄魔文》《魔主报檄文》同属一类，即基于佛教立场对鬼神进行谴责、声讨的檄文，而梁吴均《檄江神责周穆王璧》则属于拟公文体俳谐文。

刘宋释宝林《檄太山文》是一篇佛教徒声讨太山山神即“太山东岳神府及都录使者”的檄文，以“沙門竺道爽”的叙述者口吻以及立场展开(这里的道爽及智静都被严可均认定为京师龙光寺沙门宝林的托名 [3] )。他开篇立论，指出五岳乃“神道自然”的产物，通过西王母和东王公都是从泰山升仙这一神迹点出太山的独殊地位：“夫东岳者，龙春之初，清阳之气，育动萌芽，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皇九天。东王西母，无极先君，乘气凤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间。”接着话锋一转，引出对山神的声讨：“而何妖祥之鬼，魍魉之精，假东岳之道，托山居之灵，因游魂之狂诈，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伪立神形，元无所记，末无所经。外有害生之毒气，内则百鬼之流行。昼则谷饭成其势，夜则众邪处其庭。此皆狼蛇之群鬼，枭蟒之虚声。”好好的道教仙都，自从西王母离开后就被名不见经传的淫祀邪神所占据，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接着引经据典，从《零征记》《枕中戒》中寻找依据，证明泰山神矫称“五岳真神”，“顺之则赐恩，违之则有祸咎……毁辱真神，非其道也”，属“神不正”者。又对比《玄中记》“经之所载，传之明验”的记载，摆事实、举例子，诘问泰山神“经旬历月，曾无影报。以此推之，有何证验？”指出泰山神祭从无效验，“验此虚妄，焉足奉哉”！继而指出，泰山神既不能“兴云致雨，以表神德”，又滥入“阎罗王之统”，混淆“生人应府”和“地狱”的界限，“横恣人间，欺绐万端”“毒锺王境，为害滋甚”。最后，作者表明“吾将荡秽，光扬圣道”的决心，严正警告太山众“小鬼”不要有所“顾恋”“望餐不去”，“将宣集毗沙神王、惒罗子等……降龙伏魔，靡不稽颡”。若胆敢反抗，一切魑魅魍魉都会如“鹤毛入炭，鱼行镬汤，倾江灭火，朝露见阳”。一位既有霹雳手段，又怀仁慈之心，义正辞严通过威吓之辞迫其“勿复稽留，明顺奉行”的佛教护法形象跃然纸上。

梁吴均《檄江神责周穆王璧》以公文之形行嘲戏之实，向江神讨还周穆王的玉璧，构思新颖，恣意挥洒，乃是一篇奇文。文章开篇先叙述了创作缘由：相传西周穆王南巡过江，江神向其索取玉璧，穆王无奈遂沉璧于江，方得通行。作者对千年之前的事情依然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故作檄责还玉璧：“念兹文璧，故问水滨”。接着指出若归还玉璧“则富有汉川，世为江伯”，若不交还玉璧，必令众勇士前来讨伐。下面重点描写了兴兵讨伐江神的具体安排：“使公孙蹑波而长呼，子羽济川而怒目。飞舞剑而东临，丘跃马而南逐。打素蛤而为粉，碎紫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处乎闽濮，水居百里，泥行万宿。右睨而河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铜，纯钩之铁，被鱼鳞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东隅，移燋北岛，使蓬莱之根，郁而生尘，瀛洲之足，净而可扫。”这一段描写生动活泼，气势非凡，对句工整，骈俪化色彩很重，还运用了公孙接、子羽等多名古代著名勇士的典故。最后用“按骊龙取其颔下之珠，搦鲸鱼拔其眼中之宝”来炫耀己方爆表的武力值，以起到震慑作用。吴均此文与典型的檄文相比，没有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己方之德、敌方之恶上，甚至对这两点不加强调，而是交代缘由后直接进入典型檄文结尾以威吓之辞进行劝降的部分。这种本末倒置的写作策略，将最能体现檄文特征的重点部分处理成过渡，而将附带部分作为重点来铺排叙述，正体现了拟公文体俳谐文的游戏调侃性质。

这类檄文较少，仅有晋代的两篇，分别是蔡谟《易子檄》、弘君举《食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檄文，有“檄”之名，却无“檄”之实。

晋弘君举《食檄》虽以“檄”命名，但纯为饮食之论也。所谓“食檄”，大概就是当时官方的食单。该食单大意如下：把太湖白兰之肉、乳猪肉、鸡肉去骨后，加上滠湖独穴之鲤鱼，赤山後陂之莼菜，淋上豆豉，加热后就着酒吃，味美清香。用急火烧烤的牛肚非常香，闻到香味的朋友们都想来吃。用50多个“罗奠碗子”配上牛肉、烤鸭、鱼干、熊脂、河鹿肉等野味和糟腌的蟹等，再加上蔗浆、木瓜、元李、杨梅、橄榄、石榴、葵菜羹等一起煮。用蒜、醋、盐、姜来调制春天的嫩韭菜。最后让厨子下又细又白面条来吃，吃面喝汤之后，非常满足。晋代士族阶层生活奢靡浮华，追求口腹之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吃文化在这份菜单上可见一斑。

晋蔡谟《易子檄》虽然以“檄”命名，反映的却是丧服礼制的问题。文中记载了蔡谟对太康年间，王昌欲以母忧不摄职事而引发的一场社会大讨论。王昌的父亲王毖先后娶了两个妻子，导致王昌作为后妻的儿子对其父之前妻的丧服无所适从。文章先叙述了关于“前母服”一事“太康初，公府卞粹”和“元康中，司徒左长史胡济”两人的看法，指出不同时期关于此事的见解与理由，最后以议论作结，提出自己的观点——“明以名礼为制者，不计恩逮与否也”。蔡谟主张遵从名服的礼制传统，而不去考虑“恩逮与否”。表面上看，这是礼法与现实、政治和情理的冲突 [4] ，实际上却反映了西晋时期儒学的衰微和遭遇的困境。

这类檄文以讨伐责让，揭露敌人的罪行为主。如晋庾阐《为郄道徽檄青州文》：“天步祸乱，有自来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纲暂弛，遂陵跨神州，翦覆上国……而石虎穷凶，袭其馀业，内肆豺狼之暴，外有无辜之祸。”将石勒、石虎兄弟二人的的种种罪行予以深刻揭露，并指出其“毒流四海，人神含愤，天诛自灭”；再如南朝齐丘巨源《驰檄数沈攸之罪恶》，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此檄文的主要内容，此文绝大部分的篇幅都在控诉、历数沈攸的罪恶，非常清晰到位地将其列为9个方面：“此其乐祸幸灾，大逆之罪一也”、“此其苞藏祸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此其伏慝藏诈，持疑两端，大逆之罪四也”……。晋孙惠《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颖禀性强暗，增崇位号，阿比奄官，专任孟政，遂使恣睢，杀活由己，疾谏好谗，小人满侧，官以贿成，位以钱获，囚以货生，狱以弊解，百官卷舌，朝野隐伏……为子则不孝，为臣则不忠，为弟则不顺，为主则不仁，四恶具矣。豺狼之性有甚无悛。”全文一百余字，纯为揭露罪行。其他以揭露敌人的罪行为主的檄文还有三国蜀吕凯《答雍閭檄》、晋桓玄《讨元显檄》、北周于谨《传梁檄》、北周阙名《传檄吐谷浑》等。

这类檄文以描写本方军队的兵马之壮、气势之盛，宣扬强大的军威以震慑敌人为主。如三国繁钦《为史叔良作移零陵檄》：“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堙既设。”仅用十二字就将本方军队的盛大气势给描述出来；三国王昶《檄吴将校部曲》：“释无前之矢，实映日之甲。羽骑迅逝，步卒星陈；鸣震山之鼓，张蔽天之旌。”也非常短小，但全为描述本方军威之辞；再如南朝刘宋颜竣《为世祖檄京邑》，文中以大量文字来进行描述：“今命冠军将军领咨议中直兵柳元景、宁朔将军领中直兵马文恭等，统劲卒三万……辅国将军领咨议中直兵宗悫等，勒甲楯二万，征虏将军领司马武昌内史沈庆之等，领壮勇五万……”“冠军将军臧质忠烈协举，雷动汉阴。冠军将军朱修之，诚节亮款，悉力请奋……又安东将军诞、平西将军遵考、前抚军将军萧思话、征虏将军鲁爽、前宁朔将军王玄谟，并密信俱到，不契同期，传檄三吴，驰军京邑，远近俱发……”“以此众战，谁能抗御，以此义动，何往不捷。”虽然同是宣扬军威，但与三国时期两篇檄文不同的是，此文不仅以较为抽象的词语来夸饰描述宣扬军威，还花费大量篇幅详细列出具体的统兵将领以及他们的头衔名号，甚至还列出了所帅士兵的数量。这种近乎实证的列举方式虽然有泄漏军事机密之嫌，但确实能够显示本方军力的强大，增强说服力和威慑力，也为檄文增添了气势。其他以宣扬军威为主的檄文还有三国王粲《为荀彧与孙权檄》、晋王永《宣檄州郡》、南朝刘宋长沙王义欣《檄司兖二州》、南朝梁王僧辩《檄》等。

这类檄文以晓谕对方，分析利害关系和敌我形势，安抚、劝诱、拉拢或威吓对方为主，意在迫使对方改变立场，最好是主动投降。钟会《移蜀将吏士民檄》可算作此类檄文的代表作，文章宣扬拯救百姓，先惠后诛，好生恶杀的起兵意图：“非欲穷武极战，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陈安危之要，其敬听话言。”然后列举古今“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规福于未萌”的人物、事例“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陈平背项，立功于汉。”最后恩威并施，敦促蜀国将吏投诚：“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文章举出有凭证可考验的事理，说明蜀国必不能抵挡降魏的历史洪流，逻辑严谨，说理有力。其他以晓谕劝降为主的檄文还有三国董昭《伪作袁绍檄告郡》、三国虞松《檄告公孙渊》、晋庾阐《为庾稚恭檄蜀文》等。

此类檄文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揭露敌方罪行，二是号召天下共讨之。如晋苟晞《移檄诸征镇州郡》，先揭露敌方罪行：“天步艰险，祸难殷流，刘元海造逆于汾阴，石世龙阶乱于三魏，荐食畿甸，覆丧邺都，结垒近郊，仍震兖豫，害三刺史，杀二都督，郡守官长，堙没数十，百姓流离，肝脑涂地。”接着指出当前形势：“宿卫阙乏，天子蒙难，宗庙乏危，甚于累卵。”最后号召：“夫翼奖皇家，宣力本朝，虽蹈汤火，大义所甘。加诸方牧，俱受荣宠，义同毕力，以报国恩。晞虽不武，首启戎行，秣马裹粮，以俟方镇。凡我同盟，宜同赴救。显立名节，在此行矣。”再如晋元帝《讨石勒檄》先揭露敌方罪行，然后以悬赏的形式进行号召：“有能枭季龙首者，赏绢三千匹，金五十斤，封县侯，食邑二千户。又贼党能枭送季龙首，封赏亦同之。”此类檄文还有晋桓温《檄胡文》、晋东海王越《檄方镇兵讨石勒》、晋慕容钟《传檄青州诸郡讨辟閭浑》、郭质《宣檄三辅》等。

此类檄文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宣扬己方军威，二是揭露敌方罪恶。如晋庾阐《为庾稚恭檄石虎文》：“石勒因衅，翦覆旧京，穷凶极逆，伪号累祀。百姓受灰没之酷，王室有黍离之哀。……羯帅石虎，僭袭凶业，负恃其众，陆梁河朔。每念忠顺之士，怀仁抱义，含胆饮血，离其祸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奋。今遣使持节荆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连云，组练映日。运孙吴之筹，按尚甫之略。莫不张胆咀铁，人思自奋。以此众战，其犹烈火之燔秋蓬，衡飚之埽落叶也。”此文前半部分揭露了石勒、石虎二人的罪行，后半部分以“高旗连云，组练映日”、“其犹烈火之燔秋蓬，衡飚之埽落叶”来宣扬己方的浩大声势和强大军威。再如南朝齐萧颖胄《移檄京邑》先以大量篇幅叙述敌方之罪恶：“而嗣主不纲，穷肆陵暴，十侃毕行，三风咸袭。丧初而无哀貌，在戚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惩其侮。谗贼狂邪，是与比周。遂令亲贤婴荼毒之诛，宰辅受菹醢之戮。……咸以名重见疑，正直贻毙，害加党族，虐及婴孺。……信必见疑，忠而获罪，百姓业业，罔知攸暨……”然后不厌其烦地花费大量篇幅，一一详细列出具体的统兵将领的头衔名号、统兵数量甚至发兵的动向，意图给读檄之敌方带来极大地视觉震撼和心理冲击，将“攻心为上”的策略运用得淋淋尽致：“命冠军将军、西中郎谘议、领中直兵参军、军主杨公则，宁朔将军、领中兵参军、军主王法度……等，领劲卒三万，陵波电迈，迳造秣陵。……宁远将军、军主庾略等，被甲二万，直指建业。辅国将军武宁太守、军主邓元起，辅国将军、前军将军、军主王世兴等，铁骑一万，分趋白下。征虏将军、领司马、新兴太守夏侯详……等，帅组甲五万，骆驿继发。雄剑高麾，则五星从流，长戟远指，则云虹变色。天地为之矞皇，山渊以之崩沸。莫府亲贯甲胄，授律中权，董帅熊罴之士十有五万，征鼓纷沓，雷动荆南。宁朔将军、南康王友萧颖达，领虎旅三万，抗威後拒。萧雍州勋业盖世，谋猷渊肃，既痛家祸，兼愤国难，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万，已出汉川。张郢州节义慷慨，悉力齐奋。江州邵陵王、湘州张行事、王司州皆远近悬契，不谋而同，并勒骁猛，指景风驱。舟舰监鱼丽，万里盖水，车骑云屯，平原雾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众，盛德之师，救危亡之国，何征而不服，何诛而不克哉！”其他此类檄文还有宋武帝《移檄京邑》、宋何承天《为谢晦檄京邑》、梁元帝《驰檄告四方》、北周申徽《为周文帝传檄方镇》等。

此类檄文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叙述本方之德，二是揭露敌方之恶。如杜弼《檄梁文》全文五千多字，言语繁复、长篇累牍，一正一反反复地将敌方与己方进行对比论述，先揭露候景之罪行：“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贱，身名沦蔽，无或可纪，直以趋驰便习，见爱尔朱，小人叨窃，遂忝名位……”接着作为对比，又叙述己方之美善昌明：“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乐业，百灵效祉。虽上相云亡，而伊陟继事，秉文经武，虎视龙骧。驱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锐……”其他还有巴陵王休若 《移檄东土讨孔觊等》、任孝恭《为汝南王檄魏文》、徐陵《檄周文》等都是这一类的檄文。

以上六类，在实际内容上又互相交叉，为方便研究作如此分类。值得一提的是，三国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形成了檄文创作的惯用套路和经典模板：先通过追述历史事件指出本方顺应天意是为正义之师，然后列举敌方种种罪状，接着晓以利害、恩威并施进行劝降，最后以套语作结 [2] 。其他如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北周阙名《为行军元帅郧国公韦孝宽檄陈文》都是遵循此模式的代表之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处于秦汉大一统和隋唐大一统之间的治乱循环，历经360余年的分裂与动乱，仅仅在西晋时期有过20余年短暂的统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时期。这个时代政治波谲云诡、社会动荡不安，这个时代思想解放、“文学自觉”，这个时代英豪辈出、各领风骚……这是一个特殊的富有魅力的时代。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²，伟大领袖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等有关政治与战争本质关系的精辟论述³。同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本质上也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和政治斗争的工具。“频繁的战争使广大文人作家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了他们的政治热情” [2] 。有先贤圣哲确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⁴“达则兼济天下”⁵的理想追求，有班超珠玉在前“投笔从戎”的成功示范，魏晋南北朝乱世之中的文人深受儒家进取精神的影响，普遍怀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他们秉承“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原则，积极投身政治、参与军事，活跃在每个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背后。一篇篇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担当意识的檄文作品，就是文人儒士们参与政治的最好证明。

比如：作千古檄文名篇《为袁绍檄豫州》的陈琳，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位列“建安七子”之一，“檄愈头风”的典故就源自此人。《魏书·王粲传》附《陈琳传》：“「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南朝宋·裴松之注引《典略》曰：「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⁶讲的是曹操读了陈琳的文章，一时精神振奋，病似乎都好了。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中，将此事敷衍为陈琳为袁绍作檄讨伐曹操，文中列举曹操诸多罪状，痛骂操祖宗三代，操读此檄，惊而病愈，以此极言陈琳所作檄文之尖锐辛辣。最后陈琳兵败被俘之时，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来应对曹操，而得以幸免于难。其他如，庾阐《为郄道徽檄青州文》、杜弼《檄梁文》、孙惠《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北周阙名所作的《传檄吐谷浑》等等，都是当时文人思想和智慧的结晶。

永嘉之乱之后，中原丧乱、殆无宁土，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时代大背景下，岁月静好已成奢望，迁徙避乱、生离死别乃是常态，士族阶层虽生活较普通民众较为优渥，但生命脆弱、人生无常仍是挥之不去的时代底色。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⁷一方面，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思想，在部分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士族阶层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这部分士族子弟精神层面的空虚、萎靡，促生了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夜夜笙歌、追求物质享受成为很多贵族阶层的理想生活。除此之外，战乱之中父母妻子聚散分合，由此引起的为父母服丧的问题，也时常成为社会上争论的焦点。这些思想在前文所述的蔡谟《易子檄》和弘君举《食檄》中得到了体现。从浅表层次看，两篇生活题材的檄文一写“民以食为天”的美食主义，一写家庭伦理规范层面情理与现实的冲突，其背后深层次反映的，其实是乱世之中社会思潮的变化和士人生命意识、生活理念的转变，这正是“人的自觉”在“文的自觉”之上的体现。

三国归晋，重新实现了江山一统。但在接下来的三百六十余年间，汉族政权内斗不休，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多个少数民族“逐鹿中原”，先后发生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重要历史事件，短暂统一后又有三十余个王朝相继兴灭。而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4年)传入中土后，先是在宫廷和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后来逐渐渗透至民间，经过三国两晋时期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时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程度。希腊和波斯文化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原，中华民族以其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和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包容着这一切。于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主动汉化融入进程和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不断加速，儒家、释家和中国本土原有的道教等多种思想的碰撞，进一步加速了思想和民族的大融合，带来经济形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上的冲突和改变。在人类历史上，制度上的无序通常为新事物的探索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必然带来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和遍地开花。

秦汉大一统的瓦解松动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权威，“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消耗着社会对这一学派的信赖，使得道家、法家、佛家等思想能够趁虚而入，寻得一方立足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动荡是我国本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崛起的沃土，前文所讲的人生无常之感，让民众对宗教的供给需求增加，他们需要宗教带来精神上的慰藉。佛教与道教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不断冲击着儒家经典教育的正统地位。传统儒学“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神魔题材的文学作品，《檄魔文》等檄文应运而生，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题材对檄文的渗透与融入肉眼可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僧侣，也成为了檄文创作者中的一员，以檄文这一文体形式，来宣扬佛法教义精神。他们在创作宗教题材檄文时，通过用典、对偶、排比、夸张、比喻等多种艺术手法，提升了檄文的文学色彩和可读性，客观上助力了宗教教义的传播，对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冯友兰先生曾云：“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中国，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5] 钱钟书在《管锥编》一八二中评释宝林《檄太山文》说，“按参观《史记》论《封禅书》……太山本主生”，“后漠释说入华，流俗渐以东岳之太山与‘六道’之‘太山地狱’混为一谈……于是太山遂主死”，“宝林此檄，并举两说，浑不觉其矛盾而须斡旋，亦可笑也。”( [6] : p. 2085)钱先生敏锐地指出了此文中存在的混淆生死界限之谬误，同时也清晰地点出了中国本土道教与佛教两种宗教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后世僧徒常嗤道士剽窃释典之天神帝释，换头面而改名称，如仿‘三宝’而有‘三清’拟‘四金刚’而有‘四天王’之类；然僧徒所言精怪，实又本诸道士之野语；宝林之《檄》，不啻供状” ( [6] : p. 2086)。这里有关“太山神”的种种貌似混而淆之、融而杂之的表述，实际上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突出包容性、强大的思想整合力和文化调适力。任何优秀的文化思想在中国都能得到认同，并融合吸收、扎根发展，进而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