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超大城市中流动儿童实际入学难度在增加。自2001年起，流动儿童入学主要依据“两为主”、“两纳入”政策¹ [9] 。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不同规模和层级的城市关于入学门槛，呈现结构性差异。2014年国务院实施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措施，彻底取消了对建制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同时对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实施了严格的人口规模控制。在此背景下，针对流动儿童的入学，中小城市正逐渐放宽政策，而特大城市则有所提高 [10] 。有研究显示，我国城市的流动儿童的入学友好度排名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入学环境最为友好，其次是500万至10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1000万以上的大城市则相对不那么友好 [11] 。以北京为例，自2014年起，北京市对随迁子女入学的证明材料提出了严格要求，最初要求提供“五证齐全”，包括实际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簿、居住证和无人监护证明等。不同区域的具体要求不一，有时家长需准备逾三十份材料。到2019年，无人监护证明被取消，要求变为“四证齐全 [12] ”。然而，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第二产业，如餐饮服务、零售和建筑业等 [13] 。对于这些人群而言，获取务工就业证明和实际居住证明尤为困难。另外有研究发现，近年来虽然北京市对一些非京籍人口子女的入学流程和条件进行了简化，但对务工就业证明和居住地证明的审核要求实际却越来越严格 [14] 。如果无法满足本地公立学校的入学条件，家长们可能会选择民办学校。但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教育资源的优化调整，大部分面向外来务工家庭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已经关闭或转型。同时，北京市规范的民办学校往往收费高昂，对普通外来务工家庭而言难以负担。这种情况下，非京籍儿童或子女在北京入学的难度实际上在增加。

从数据上看，在超大城市学校就读流动儿童数量也确实在减少。自2014年起，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为治理“大城市病”，实施了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这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流动人口成为主要的“被疏散”群体。而特大城市可能也将适当提高入学门槛来作为疏解人口的一项措施，在人口疏解政策实施后的几年间，北京的非京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从2013年的47.31万减少至2020年的31.28万 [15] 。同样作为超大城市的上海，纳民学校²的学生总数也呈现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17万降至2015年的9.8万、2017年的6.2万，以及2019年的4.9万 [16] 。

2) 流动儿童异地升学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境遇。尽管国家政策强调保障每个学生的义务教育和升学考试权利，并鼓励各地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实际执行中仍然困难重重。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和广东，异地中高考的准入通常取决于外来务工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是否有当地户口，以及监护人的社保缴纳年限或积分等因素 [17] 。许多农民工和进行自主经营的小商户家庭，他们的孩子们因父母无法缴纳社保而无缘在居住地城市参加中高考；而即便家长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和稳定缴纳社保的工作，但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获得户口仍非易事，其子女升学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此外，即使流动儿童满足了异地升学的要求，其教育选择的范围往往受到严格限制。在中考阶段，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通常只为随迁子女开放中等职业学校的升学机会，而如重庆、福建等地的优质高中则通常不向随迁子女开放 [17] ，这些政策从实质上进行了教育水平的分层。

面对大城市的户籍与教育政策的限制，许多流动儿童在升学关键时刻不得不选择回到老家继续学业，这导致了一种“回流”和“再留守”的现象。有研究表明，随着随迁子女进入更高年级，他们成为留守儿童的可能性增加，特别是在那些异地中考要求更为严格的城市，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18] 。异地中考门槛不仅直接降低了随迁子女的高中入学机会，增加了他们返乡留守的可能性，且对他们留守后的高中升学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随迁子女回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升学，但由于新环境适应不良、教材衔接及教学方法的差异、失去父母陪伴、教育期望降低以及原有的社交关系网络断裂等原因，他们回乡后进入高中的概率实际上更低 [19] 。可见，超大城市升学和入学的高门槛，是在实质上增加了流动儿童成为处境更为不利的留守儿童的概率，同时降低了流动儿童继续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机会。

3) 宏观政策限制影响微观家庭教育期望。入学和升学政策的限制直接构成了对随迁子女教育机会的排他性障碍，同时也通过改变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和策略间接影响孩子的未来。实证调查表明，面对大城市的异地升学政策，流动儿童家庭的教育参与度明显下降，政策限制越严格，父母的教育期望下降越明显。除了教育期望的调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学习交流也减少，尤其在直接受政策影响的家庭中更为常见。 [20] 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忽视，而是更多表达了他们对孩子未来道路的担忧和不确定性。面对教育政策的限制，流动儿童家庭为了让孩子继续接受教育，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却常常面临不如预期的结果。对流动儿童而言，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标准教育轨迹充满阻碍，迫使一些家庭选择非传统的教育路径，比如民办幼儿园、打工子弟学校或职业学校，或是放弃追求更高学历。不仅需要更多的经济支出，而且教育质量也常引发担忧 [21] 。因此，一些父母持更保守或低预期的态度看待教育投资的回报，有时这种态度转化为让孩子随遇而安、“走一步看一步”的教育态度，忽视了发掘和培养孩子潜力的重要性，可能进一步限制孩子的未来发展空间 [22] 。

1) 社会对流动儿童抱有负面的刻板印象。李普曼指出，刻板印象是一种固定的观念或看法，涉及某一群体成员的特征及其成因，它是人们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一种简化社会群体区分的方式 [23]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刻板印象的产生，人们面对不熟悉的事物或群体，总是倾向于使用心理上的启发式判断作为快速认知和评价的方法 [24] 。这通常导致社会对流动儿童的看法是基于以往的经验或社会舆论，而非针对他们个体的深入了解。二十多年来，大量研究和报道聚焦于流动儿童及留守儿童的问题和缺陷，强调其焦虑、孤独、自卑感以及行为问题、低自尊心和学业投入不足等负面现象 [25] 。此外，媒体对农村居民形象的负面描绘也加剧了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社会中对流动儿童的负面刻板印象，给整个群体贴上了如学习习惯不佳、个人素质低下、性格孤僻或易怒的标签 [26] 。这种刻板印象可能影响部分本地户籍家长的态度，使他们对流动儿童持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并影响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与流动儿童交往或共同学习的意愿。2018年发生的“苏州隔离墙”事件³便是这种社会偏见的明显例证。

心理学中的自证预言现象揭示了刻板印象对流动儿童负面作用。自证预言是指个人或集体的期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人的行为，从而导致这些期望成真 [27] 。即当流动儿童感受到这些刻板印象的压力时，他们会在行为上不自觉地验证这些消极的预设。这不仅加剧了他们对这些消极印象的接受和内化，而且可能会降低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自尊的降低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交能力的发展极为不利；同时，自我效能感的下降也会削弱他们对学业的信心，进而影响学习表现，导致学业倦怠 [28] 。

2) 超大城市中出于资源竞争意识的排外情绪。在资源竞争的背景下，社会群体往往在社会内驱力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强化了自身与他者的差异性，形成了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群体认同进一步导致成员在互动中展现出对内群成员的偏好和对外群成员的排斥，进而在无意识中将有利资源视为内群的特权 [29] 。资源竞争理论也指出，族群符号常被作为社会竞争的工具，人们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会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来，争夺各种资源，从而构建族群间的社会边界 [30] 。对于一些特大城市的本地户籍居民而言，外来人口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教育、医疗、就业以及居住空间等公共资源的竞争对象。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类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且公众印象上具有“升学优势”的城市，当户籍和入学政策有所放宽时，会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本地居民的利益 [31] 。2012年上海的“占海特事件”⁴中，沪籍家长对占海特争取异地中考权的反对 [32] ，正是基于资源竞争意识产生排外情绪的具体体现。不当或过激的排外情绪加剧了群体间的对立，使得无形的“隔离墙”依然高筑。

由户籍制度产生的流动和城市儿童群体显现出鲜明的群际属性 [26] 。根据群际接触理论，通过增加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识，有助于缓解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并推动更和谐的社会融合 [33] 。然而，在实际的社会环境中，“偏见”和“排外情绪”导致的两个群体间的隔离，实际上是一种反群际接触的现象，不仅抑制了群际接触的正面效应，还可能引发并加剧群体间的冲突和对立，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当流动儿童感受到来自主流社会的排斥或歧视时，可能会在心理上形成自我防卫机制，这有时会导致他们展现出逃避、消极或其他不利于个人成长和社会适应的行为模式。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可能加强原有偏见，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负面循环。

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社经地位，平衡教育资源。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强调的，知识的获取、生产乃至应用总是与权力、资源及格局紧密相关 [34] 。观察我国各地对流动儿童入学的政策，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积分制”还是“材料准入制”，政策似乎更倾向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好、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 [5] 。因此，针对流动儿童的支持措施，应特别关注那些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流动家庭，从支援家庭做起，进而支持儿童 [35] 。

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基础。首先，应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他们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其次，应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援助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升职业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和收入增长。再次，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政策中，应适当简化积分项目和入学证明要求，降低准入门槛，以便更多流动儿童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教育资源配置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举措。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应以常住人口为基准，制定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规划，增加学位供应 [5] 。对于那些积极吸纳流动儿童的公立学校，应当给予奖励和支持，鼓励更多学校向流动儿童敞开大门。对于具有发展潜力的民办学校，政府应加强指导和扶持，帮助其实现规范化升级，提升教学质量，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优质教育选择。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从而为流动儿童及留守儿童在家乡就读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区域协调发展是改善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根本之策。长远来看，应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大城市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为流动人口在当地就业创造机会。对于那些具备承载更多人口能力的周边中小城市，可探索逐步放宽落户和升学限制，吸引更多流动人口在此定居。这不仅有助于缓解超大城市面临的人口压力，也为流动家庭提供了更多选择，使他们能够在更加宜居的环境中生活，享受更均衡的公共资源。通过推动区域均衡发展，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

促进对流动儿童正面认知，建立更加包容和谐的城市氛围。我们应该以平衡、多元的视角看待流动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客观认识他们的生活现状和诉求。流动儿童随父母来到城市，寻求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尽管面临生活和学习上的各种难题，他们仍凭借勤奋和韧性努力学习，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理应获得尊重和认可。摒弃成见，以包容和欣赏的眼光看待这些群体，是构建和谐共融城市的必由之路。

媒体在塑造社会观念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新闻报道应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全面、深入地呈现流动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揭示他们面临的困境，表达他们的心声，唤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同时，媒体也应注意挖掘流动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优秀品质和感人事迹，例如流动儿童在逆境中展现出的韧性和独立性，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等，通过正面宣传，塑造流动群体的积极形象。

学校是培养青少年价值观念的重要场所。学校应将包容、平等、反歧视等理念融入教育全过程，引导学生尊重差异，欣赏多元。教师应以身作则，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因身份背景而区别对待。学校还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如组织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结对互助、开展社区服务等，在共同参与和互动中，增进学生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破除隔阂和偏见。

社区是促进融合的重要平台。社区组织可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举办文体比赛、节日庆祝等，吸引流动人口家庭和本地居民共同参与，增进感情，凝聚人心。社区还可成立志愿者队伍，为流动人口提供生活咨询、语言辅导、技能培训等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