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祖坟位于“县西四里营”，据《古氾城志》与《襄城文献录》所载墓表可知，“四老公者，襄城刘氏之始祖也。”( [4] : p. 44)刘氏先祖或名“四老”，或“四老”只是其号，明洪武间自确山至襄城县，定居县城西面的东冈之陂。刘氏始祖在确山时曾与郭氏、张氏世为姻亲。但三家携手襄城定居后，对于生计的选择不同，郭公渔，张公贩，唯有四老公期望子孙致学经文，“弦诵成风”，后其族“经明行修之士，接踵而起。”( [4] : p. 44)从四老公起，刘氏子孙走上了治学之路，四老公的深谋远虑选择影响了整个家族。“其后世子孙蕃衍，至庆历间名登版籍者八百余人。”¹

刘四老公的六世孙刘轲，曾为七品散官，“多隐德”。自刘四老公始，刘氏家族在襄城扎根繁衍，经过七代人的努力，为后代创造了以文学经术传家的氛围，使得家族在此地也占有了一席之地。

刘轲有二子，长子刘自新，乡饮宾，次子汉臣²。刘汉臣，字明辅，别号四冲先生，少时有“圣童”之称，“性喜读书，于金匮石室之书无所不读”( [5] : p. 411)。明崇祯年间任军门赞画官，为人至忠至纯。李自成攻襄城时，率领邑诸生佐督师汪乔年守城，“几以身殉”，“自成……劓刖诸生刘汉臣等百九十人。” [6] 李顒顺治年间曾来襄城为父招魂，了解汉臣事后，称其为“忠孝完人”“中州人杰”。战后治襄以“敦本善俗为务”( [5] : p. 417)。著有《易经》《伊洛秘传》十一卷等书。

刘汉臣以“才不可恃，言不可妄，心不可欺”三语传子，其三子宗洙，恩广，宗泗皆以孝行称著一时。长子刘宗洙，字长源，贡生，博学明纪，尤习于礼，“治家严而有恩，青藜既孤，寝与同塌，实则其案。”( [4] : p. 45)次子刘恩广，字锡三，邑学生，才美德令，曾率领诸生，协助地方长官平定郏县与襄城县人之间有关青子征收问题。宗洙与恩广在襄城之战中亦身受创伤，恩广两耳断，宗洙“……闻父难，往赴，贼截其耳鼻” [7] 。季子刘宗泗，字让一，为人沉默寡言，人称恭叔先生。兄弟三人伯仲任侠，而宗泗独为儒，自守其径，“以康熙庚午举于乡，例授内阁中书，未仕”( [4] : p. 49)。刘氏三子慷慨尚义，笃行孝友。宗洙为父尝粪试药，时称“尝粪孝子”，与恩广因母年事高而得官不仕。二兄年岁稍长，同抚季弟成人，家庭雍睦，“自相师友”。后宗洙，恩广因母亡而心神俱毁相继离世，宗泗教养其子，承担父职。

刘氏家族的“青”字辈，皆绩学能文，以刘青骏、刘青霞、刘青藜、刘青震、刘青莲、刘青芝尤为出名，合称六刘 [8] 。六人文词显于中州，大多留有著述，“登科第者三且两入词馆” [9] 。刘青骏，性严谨，其凡所命，兄弟们“无毫发违”( [10] : p. 82)；刘青霞少聪警工文，著有《慎独轩文集》八卷；刘青藜，常与志同道合之人交往，康熙丙子(1696)以“春秋第一举于乡”( [10] : p. 79)，有《高阳山人集》《金石录四卷》等；刘青震，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放情山水，著有《葵园诗草》。刘青莲与刘青芝皆为刘宗泗之子。刘青莲，字华岳，号藕船，乾隆三年(1738)岁贡，专于经学，著有《学礼阙疑》，在县内筑有七一轩。刘青芝，字芳草，号江村山人，雍正丁未(1727)进士，改庶吉士，著述十余种，多收于《刘氏传家集》。

《古氾城志》正是由刘青芝纂修，刘青莲裁定，其余参与人员亦出自其家或其姻亲。有子侄辈9人，以刘伯敬为首；孙辈四人，分别是曾亮、曾固、曾启及曾佑；女婿二人，雷基远和万圃仝，负责校字工作。刘青芝因父母年事高，“不上公车者，十有七年” [11] 。后与兄青莲并归襄城，足不出户，归隐乡里潜心文章著述，与家人友人互相唱和。长于传记，得史法，《古氾城志》便是在其参与编次整理的《襄城文献录》的基础上所成。刘青芝治学严谨，关心民生，这些也都体现在志书的编纂之中。刘氏集一家之力，成一县之志，县内文人著述等都借由此书保存下来。

志书前三卷内容包括《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田赋志》四类，其中有关山川河流内容的《地理志》分列一、二卷，剩下三志则占一卷内容。在此四志中，刘氏对县内山水、古迹、建筑这类县域内不动物产的发源流向，历史沿革等参考众多史籍资料，进行追溯，查证其来龙去脉。以时间为轴，辅以众多儒生县人的主题诗文来填充支撑襄城县的历史经纬。《田赋志》中对于田亩，赋税的记载虽然简于官修《襄城县志》，但其中对于乾隆二年(1737)县内“熟荒地”，“内荒芜地”，“现在行粮熟地”等条的记载可做为官修志书的补充( [4] : pp. 81-82)。这四类内容平行排列，也可从中找到地方志中常见的条目，但书写内容安排详略不一，有些地方长篇累牍，有些地方只一句话便简单概括，“义林”与“物产”条便是一组对照，前者下列众多墓志，后者寥寥数字，对常见之物不多赘述。

卷四至卷十都是与襄城县有关的人或文章辞赋。卷四的《官师志》，卷五至卷八的《人物志》，卷九《选举志》《侨贤志》以及卷十的《艺文志》《杂掇志》都是关于襄城县内名人官宦，文化活动的内容。刘氏在此部分用功颇深，每卷中都二次分类，将内容庞杂的《人物志》内人物按一定特征细分为“前哲”“峻节”“官达”等，并且还后附小传。《选举志》中所记录的明清科贡额数也可与县志、州志等进行互补。卷十的《艺文志》占卷九成，分前后两部分，前与寓居文人官宦有关，后是县中文人所作篇章，文章形式多样，但其中不是文章主题围绕刘氏家族，就是作文者与刘氏家族多有相关交往。《古氾城志》中占比最重的后半部，为还原襄城县的文教事业，文化活动找到了依据，了解到了当时县域文人思想，乡间文化流传状况以及儒学向下传播的主要途径。

清代的考证学风，为私人修志的兴起提供了环境背景，而文人治学理念的加成又赋予志书鲜明的个人烙印。章学诚认为“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之中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 [12] 张舜徽也曾说“古书不言例，而例散见于全书之中。” [13] 刘青芝在《古氾城志》中的编纂原则虽未明言，但其在志书中，或于一卷开头所申明的入选标准，或于文中、文尾处以“江村山人曰”、“史氏曰”的附按，都包含着刘氏的编纂思想与原则，体现了他的修志动机。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古氾城志》的编纂原则。

在《古氾城志》的各卷中，刘氏不仅“事征诸录”，利用前代史籍，地理志及旧志等书中的相关资料，而且亲身实地探查，根据父老谈说，结合民间记忆与历史记载，详记县事来源。一方面在《地理志》中就有借《史记》《山海经》《后汉郡国志》《淮南子》《水经注》《左传》《晋书》等前代史书、地理书类，来对前史，旧志中的相关古事进行辨别驳正，认为“诞怪”之事未可据以为信。另一方面对县内建置等历史来龙去脉详加考证，既借县治前的“戒石”怀古追思，又对旧志的相关内容进行勘误，如在《祠祀志》“文庙”条中，将嘉靖时期知县王德纯相关失载误载之事重新整理，完善王氏任期政事( [4] : p. 61)。刘氏在志书中记事力证本真，不偏信一家之言，对错误之处也并不妄加改写，而是将前事如实照录，在其后记原文何处误载，并究其原因。

刘氏在广采众书的基础上，对于入志人物、文章及事件的选择上也有一定的标准，并不是全盘记录。开篇便定下“义取采善弃瑕，故收也夥。文贵应物写形，故失之繁。然幸不芜也”( [4] : p. 2)的基调。选优选善，收贤并孝，这一隐性规则，在志书的编纂上一以贯之。《官氏志》中“志官师以任斯土也，其有驻节于斯，死事而捍患者……故特叙述焉”( [14] : p. 29)，刘氏依靠旧志整理任职襄城的历代官员及其政绩，体恤民众的梅尧臣，创修县志的林鸾，以强干著称的公家珍等。对于在政事上不是特别出色，但为人贤良的官员，刘氏亦将其记于志中，如康熙年间来知县事“喜吟诗，不谙于政”( [14] : p. 26)的谈猷。

同样刘青芝在选材方面也尤为谨慎。载录人物“以贤重也”( [15] : p. 21)，对于据己久远的史事聊据旧传等裁汰编次，据己所去不远的则分门记录以存其真。凡见于史传，但经历模糊的人物旧事“……今志载者录之，讹者正之，阙者补之”( [15] : p. 2)。此外，刘氏对一些产于襄城，而寄籍他郡者的也有搜录。对于元明以前诸公生平之事，因“世多知之，故不著”( [15] : p. 21)，将笔墨主要放在明清近人身上。

刘氏家族以文名扬中州，在《古氾城志》的编纂中处处都体现着他们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士思想。在刘青芝的按语中，这种教化倾向则更加明显直白。有关县内风俗，他认为“国初，尚气义，耽读诵”但如今“狡诈狷薄，以放诞侮老成为能”( [4] : pp. 51-52)，呼吁并建议县官应该再三教导乡人，使君子德风复存。同时刘氏也积极践行儒家所倡导的“孝”之一道，他在《人物志》“袛恭”条共收有明清县人19人，除此之外其他的人物分类中无论是“少贫嗜学”的贾壮，还是“为父纳妾”的雷行世等，众人于品行上都有一共通之处就是为人至孝。

刘氏以教化为己任，热心于乡闾事务。对儒学建置等的来龙去脉详加求证，所记甚详。关心乡人儒生，将学子的求学经历一并记在各目之后。对于学院的圮毁大为惋惜，慨叹“学徒寥寥……余每览刘公笔札辙为叹息”( [4] : p. 57)，亦将不复存在的坊第记录在册，为的便是“以示后人”。也常常在乡镇治理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如“镇集”条记载，因襄地“道狭肩摩”常发生纵马者伤人的情况，为此建议另择市地，以得惠民之政( [4] : pp. 60-61)。由此可见，刘氏有着明显传播儒学，关心民人，化仁为孝的儒家文人倾向。

地方志虽不具备像其他史书经传那样的宏观视角，但就其自身普修性、基础性、百科性以及资治性的特点来看，它所保留的地域性史料使得今人可以了解当时政治经济生活，民间交流活动。这些数量庞大的地方史料，经纬间补充完善了历史的空缺之处。《古氾城志》作为襄城县唯一一部私家所修志书，从文人视角出发编纂，保存了有关襄城县的民间文人团体交往资料。该志书对于研究襄城县的历史沿革，故事旧传来说都是不可以绕过的。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其文献学价值：

首先，《古氾城志》纠正补充了其他志书的谬误遗漏之处。刘氏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广采众书，注重对史料的考证与鉴别。有对人名记载的勘误，如前文纠“差”为“缺”；有对地理地势名称方位的考证；有对人物生平的订正，如“世家宝”( [4] : p. 36)其人，驳旧传误为邑人之说等等。除此之外，书中占据大量篇幅的人物志，及散见于其他卷目的名人小传等，都保存了当时人物的生平事略，补充了文人间的互动往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与刘氏家族有着姻亲关系的人物经历，这与今人研究襄城县文人家族关系网络，县内文人的仕进之路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古氾城志》纠谬补遗价值不可忽略。

其次，《古氾城志》辑录保存了当时文人著作文章。刘氏于《艺文志》卷首便说“今昔四方明贤，其著述有与吾襄者，概为采入”( [15] : p. 38)。对于文人的作品，只为存一邦词翰，非一概而收。《古氾城志》中文章文体有赋、诗、文、赞、传、状、墓志铭等；内容分类涉及到襄城县的官宦政事、经济民生、风景名胜、书院教育及乡人活动等方面。与同为刘氏家族所修的《襄城文献录》对比，重复内容不过十之一二。整本志书中所著录文章既有当时名人大家的作品，亦有一些不见于史传中的邑人作品。对于这些不刊行于世的作品，借以刘氏的收录，使得后人能够看到当时文人的治学经历与学术思想，进而了解到襄城的文化风气，构建县镇乡土情谊网络。由此，《古氾城志》一方面既收录补充了众多士人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在乡人作品的留存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最后，《古氾城志》补充记载了相关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明崇祯末年总制汪乔年率领官兵与李自成部在襄城县发生“襄城之战”，其间以刘汉臣为首的诸生百余人协助明军守城。守城作战一事散见于《明史》等诸多历史文献之中，《古氾城志》各卷中亦有相关记载。但正史史籍中多是从官方角度出发，记录官员将领们的忠义，于小人物仅是寥寥几笔，附在官员之后。借以《古氾城志》中“义林”双忠墓碑记、刘氏先人们的众多墓表、李顒为父李可从招魂过襄城所作文章等，可以还原当时诸生贡献，完善战事信息。并且，志书中以旁观视角记录的郏、襄两县就青子征收冲突一事，以及张氏烈妇被杀一案都为还原当时民事案件提供新的角度，借此能够与官方记录相互对照考辨。

作为一本私家修志，《古氾城志》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地方志的“宗族化”“族谱化”，比官方修志更甚。其中围绕刘氏家族成员的记载从其先祖刘四老公始，到刘汉臣及其子宗泗、恩广、宗洙三人，再至“青”字辈诸子，旁及姻亲师友诸人，人数众多，致使志书“私人化”程度加深。仅就《艺文志》为例，以刘氏族人为作者或是事关刘氏族人的文章就达到近二分之一，其他部分占比虽没有如此程度，但也不可忽视。

刘氏以大量笔墨记录当时人物，对于民生县事提及不多，官府在民间治理中的作用也忽略不记，并且书中不存传统官修志书中的县域地图。卷三用一卷位置涵盖三类县事，且《田赋志》内容最少，仅记有一些数据，对于详细的人口、田亩、赋役事宜并没有记载。这些处理方式，可能与他本人所处的士绅阶级有所关联性，作为沟通上下的中间者，他往来人情皆为士人群体，既不能取代一县之长的位置与职责，也不能俯身向下真正做到与民为乐。即使他关心民生，热心乡闾事务，但这也仅仅是因为他所受的儒家思想所教化的结果，是他治学思想的外化表现。

除此之外，《古氾城志》的细节处理方面也没有做到从一而终的尽善尽美。书中多处具有明显的错字现象，如多处将明代知县“谭性教”误记为“谈性教”( [4] : p. 17)，卷一与卷二《地理志》之“理”字前后不一，前者为“理”后者为“里”，《艺文志》中的录文亦多处错字现象。据前文，负责校字的是刘氏女婿雷基远和万圃仝二人，并非刘氏子弟，推测出现此现象也可能与志书缺少最后的总校订有关。

因此，《古氾城志》中人事资料的保存对研究襄城士人及刘氏家族历史无疑是起着一定作用的，但对于一本记载地域性史料资料的地方志来说，是缺失不全的，尤其是其中“活”资料的遗漏。这种现象的造成，离不开《古氾城志》与《襄城文献录》之间存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样志书中相关社会风俗、人民生产等内容的不足，也因囿于主撰者封建地主阶级的眼光，其士绅角色定位，以自身的文化特权来谋求私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