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变革代理人干预是一种经典的网络干预方法，它通过识别并训练目标群体中有影响力的个体来推广期望的行为。这种干预方法已被应用于促进HIV相关行为和态度的改变 [17] 。变革代理人的选择通常基于他们在社交网络中的社会地位 [18] 。

流行意见领袖(Popular Opinion Leader, POL)模型是一种特别的同伴变革代理人干预，依靠同伴提名来识别目标群体中受欢迎的个体或“自然领袖”。POL干预已被证明在促进保护行为方面有效，例如，在针对美国南部三个城市的黑人男男性行为者(MSM)的POL干预中，研究人员报告了无套肛交事件的减少以及避孕套使用的增加 [19] 。在另一项针对经常光顾纽约、华盛顿、西弗吉尼亚和威斯康星州酒吧的MSM的POL研究中，也报告了无套性行为的减少 [20] 。但也有POL研究发现风险减少主要体现在高风险人群中 [21] 。

流行意见领袖(POL)模型在促进保护行为方面显示出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在特定人群中。然而，POL模型过于依赖网络中那些“最受欢迎”的个体来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可能存在局限性。对此，作为“网络桥梁”的个体可能更适合充当变革的代理人。这些人因为连接了不同的群体，更容易接纳新的观念和行为。且因其位置的优势，更可能采纳并推广行为变革，同时也不那么担心新行为可能带来的声誉风险 [22] 。在一项针对印度男男性行为者的研究中，身为网络桥梁的变革代理人展现出比中心位置更靠边的同 伴更高的创新性 [23] 。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网络桥梁作为变革代理人在推动HIV预防方面的潜在效果。

分割法与个体方法不同，后者专注于招募特定个体作为变革支持者，而分割法则旨在同时识别并改变一组人。这种方法在创新或行为改变过程中尤为重要，因为这些过程往往依赖于团体决策。人们通常认为自己是具有既定规范和流程的实践社区的一部分，而这些规范和流程只有在整个团体一起改变时才会改变 [24] 。

例如，Hosek等人为(House Ball Community, HBC)社区定制了一项基于证据性教育促进的干预措施。该干预招募并培训了社区内的领导者，使他们能向同伴传递降低风险的信息，从而显著降低了伴侣并发性、无套肛交和与未知HIV状态伴侣的性交 [24] 。在另一项名为基于同伴的社交网络干预中，Patel等人采用了群集随机设计，保持研究参与者与招募他们的同伴领导者在一起。这种方法模拟了现实世界中的信息传播情况，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同伴网络内的污染 [25] 。

群体细分也可以基于目标人群中个体的特定属性。在HIV预防和关怀服务中，基于属性的细分的一个有前景的领域是约会应用程序。例如，男男性行为者使用的约会应用程序允许用户在个人资料中标明他们的伴侣血清分选偏好。基于HIV阴性或阳性状态对这些血清分选者进行群集的干预，可以测试在两个行为社区中对测试和治疗参与的状态中立方法的有效性 [26] 。考虑到许多研究表明，使用约会应用程序与性伴侣见面的男男性行为者有更高的性传播感染率，与这些地理社交网络应用程序合作的群体细分代表了一个尚未被广泛探索的网络干预领域 [27] 。

细分也可以人为地强加于目标人群，以服务于旨在鼓励基于群体的互动和社会学习的干预。在秘鲁和后来在洛杉矶实施的HOPE干预研究采用了这种细分方法，旨在促进男男性行为者进行HIV检测。具体来说，参与者被分配到有指定同伴领导者的秘密Facebook群组中，这些领导者接受了鼓励群组成员进行HIV检测的培训，这导致了更多干预组成员进行HIV检测和使用避孕套。细分的关键是需要将领导者与网络内的子群体匹配，以产生最大的影响 [28] 。

网络动员或网络诱导是一种有效的干预策略，旨在激发同伴间的互动，并通过网络成员之间现有的社会途径来创造信息级联或行为扩散。这种方法已被证明在HIV预防中有效，代表了HIV预防领域中的一种关键网络干预形式。

虽然并非直接的干预策略，基于同伴的抽样技术，如受访者驱动抽样(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RDS)和雪球抽样，却是诱导信息级联在HIV预防研究招募中的实际应用案例。这些技术通过利用现有的社交联系网络，有效地扩大了研究的招募范围。

此外，诱导作为招募和干预策略的另一个例子是下一代社交网络策略(next-generation social network strategies, SNS)，它被用于HIV检测 [29] 。过去的研究发现，同一社交网络的成员往往具有相似的HIV风险潜力。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识别HIV阳性个体和高风险个体，并鼓励他们邀请自己社交网络中的人进行HIV检测，作为回报提供激励。这种方法不仅增加了检测项目的覆盖范围，还提高了总体检测者的数量。数据表明，通过下一代社交网络策略检测发现的新HIV感染比例通常高于通过公共资助的咨询、检测点发现的比例，显示出这是一种有效的网络干预手段 [30] 。

在非临床的、自然化的社会环境中，也可以实现HIV预防信息级联的诱导。像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这样的社交网络平台能够快速分享内容，并产生信息级联，这可以被用于健康促进活动 [31] 。

国内的几项高质量网络干预研究均属于网络动员干预 [32] [33] [34] [35] [36] 。例如，其中一项研究评估了金钱激励和同伴推荐对于促进中国男男性行为者HIV自我检测二次分布的效果，发现这些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增加参与和分发 [33] 。另一项研究则通过微信间接二次分发HIV自检试剂盒的方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激发同伴间的互动和信息传播，有效地扩大了HIV自检的覆盖率。证明了网络动员干预在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价值 [34] 。在中国珠海的一项研究通过社交媒体在与男性发生性行为者(MSM)中进行艾滋病毒/梅毒自检试剂盒的二次分发，提高了男男性行为者的艾滋病毒/梅毒检测覆盖率和病例识别率 [36] 。

改变网络可能是实施最具挑战性的网络干预策略之一，同时也可能伴随着伦理问题。这种策略涉及操纵网络和社会领域，以潜在地诱导行为改变，类似于Facebook或Grindr推荐平台上用户的特定“朋友”或潜在伴侣的做法 [37] 。改变网络的干预措施包括通过增加新成员，或打破与那些促进不健康、危险行为的人的现有联系来改变网络的结构。改变网络可以提高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效率和效果，因为它们利用了行为改变的重要机制(例如，社会规范、社会学习和社会支持) [38] ，并可能加强行为改变的维持 [39] 。

改变网络可以考虑三种不同的策略以提高效率，这些策略包含三类，添加/删除节点、添加/删除链接和重新布线现有链接。添加节点是一个重要且长期存在的行为改变方法，常通过外部变革代理人、专家顾问和社区健康顾问在多种环境中部署以加速行为改变。许多研究使用了社区健康顾问，他们会深入社区，向个人和群体介绍健康和其他话题，以促进行为改变 [40] 。节点删除干预移除了在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的节点 [41] 。从性接触网络中移除关键节点是公共卫生机构减少疾病传播和保护社区的有效方法。通常并非物理上移除节点，而是使用防护行为(如使用安全套)来抑制节点的传播。与节点删除相似，可以使用网络度量来确定要添加或移除的最佳连接，网络也可以被重新配置以提高效率或基于特定目标改善性能。

一项研究通过对210名酒精依赖者的治疗发现，尽管网络支持组(NS)相对于控制组(CaseM)在减少对饮酒的社交支持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成功增强了对禁酒的支持和戒酒互助会的参与。这表明，改变社交网络如果执行得当，可以显著提高戒酒的效果 [42] 。

在HIV预防方面，尝试增加特定网络中人数的干预措施较少，但已有使用HIV预防同伴导航员的例子，鼓励人们参与HIV预防行为 [43] 。在公共卫生背景下，通过加强联系或引入以前未连接的具有共同需求的网络成员(例如，伙伴系统)可能是这种方法的其他适当用途 [44] 。

上述的网络干预方法在HIV预防中的应用各有特点和局限性，选择合适的干预策略需要考虑目标人群的特性、干预的范围和环境因素。变革代理人干预适用于针对具有相似社交和性网络的较小人群子集，如特定地理区域或社区。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可能存在回忆偏差，限制了网络干预的广度和覆盖范围。分割干预适用于针对特定HIV风险的人群子集。社交媒体的使用增加了网络干预的普及度，使研究人员能够接触到大量个体。网络动员干预适用于识别可能因歧视或孤立而不太可能与医疗保健环境接触的HIV风险人群。这种方法通过链式推荐系统扩大HIV预防工作的覆盖范围，但它依赖于特定的接触模式。

社交网络相关的研究的大部分是在美国、英国、南非、加拿大、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进行的，而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高HIV负担国家，如喀麦隆、刚果、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相关的研究仍然有限。而且，在这些社交网络研究中，高质量干预研究的研究更少 [45] 。这表明，在发展HIV相关干预措施方面，应用社交网络仍然受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行为变化干预依赖于目标人群的行为和文化，换言之，必须在特定环境中进行定制以获得良好效果。有限的合作可能会阻碍知识转化为实践，因此需要来自最富有成果的国家对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以改进证据在不同环境中的适用性。

在进行HIV风险网络的构建和研究时，数据收集与隐私问题成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例如，一些参与者可能只愿意提供昵称或姓名的首字母，而对于提供电话号码或身体特征等更私人的信息则持保留态度。参与者对提供这些详细信息的意愿因个人隐私考虑和关系的亲密程度而有所不同，这可能影响网络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46] 。当然，这种对隐私的保护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关注，同时也指出了在进行此类研究时需要平衡数据收集的需求与参与者隐私权的重要性。因此，研究者需要在设计研究方案时，仔细考虑如何在收集必要数据和尊重参与者隐私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未来的HIV预防研究将聚焦于三个主要领域：首先是探索社交媒体和新兴数字技术在HIV预防教育和干预中的应用，以及它们对人们行为和态度的影响。这包括研究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平台传播准确的HIV知识和预防信息。此外，研究还将关注如何利用移动应用程序、在线社区和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来提高HIV预防措施的可及性和效果。其次，研究将致力于HIV自我检测和意识提升策略。鉴于HIV自我检测的便利性和隐私性，未来的研究将致力于探索如何提高公众对这种检测方法的认知和接受度。这可能包括开发更易于使用和获取的自我检测工具，以及通过公共卫生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对HIV自我检测的意识。此外，研究还将评估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提高HIV自我检测普及率的策略。最后，考虑到社交网络在HIV传播中的作用，将开发和评估新的网络干预方法，识别关键个体和群体，以更有效地达到高风险人群并评估这些干预措施的效果。这些研究方向旨在开发更有效、更针对性的HIV预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