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k = 5且样本为均匀分布时，熵达到最大值为1.609，G-S指数取最大值为0.8。由 表2 可见，读书/报纸/杂志，在家听音乐和参加体育锻炼的熵值均高于1.5，G-S指数均高于0.7，这三类文化消费方式的频率分布较为均衡，而相对来说，其他文化消费形式的频率分析较不均匀。

看电视或看碟的频率最高，众数为5，均值达到4.44，远高于其他文化消费形式，是最为普遍且传统的文化消费方式，有65.19%的居民每天都会看电视或看碟，而从不看的人屈指可数。

出去看电影和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的频率则恰恰相反，从不参与这两种文化消费的居民占比较大，分别为41.20%和66.38%，说明这类文化消费活动在居民中并不普及。不过，相比之下，出去看电影的频率均值略高于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的频率均值，有近四成的人选择一年看若干次电影，近二成的人选择一个月看若干次电影，而观看体育比赛频率为一年数次的人数占比为26.91%，一月数次的人数占比更是仅为4.74%，观赏型体育文化消费尚未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形式，其受众是有限的，不仅需要消费者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且需要消费者有足够的兴趣与鉴赏能力。

参加文化活动主要包括听音乐会、看演出或展览等，不同于看电视或看碟和阅读这些传统类的文化消费，它是一种较为高雅时尚的文化消费形式 [7] 。虽然每天参加文化活动的人数较低，但有44.28%的人群会选择在一年中或多或少地去参加文化活动，说明城镇居民还是有参与时尚、多元化文化消费的意识的。

我们以各项文化消费频率的均值来表示居民对此类文化消费的消费总量，通过对比 表2 中均值一列，看电视或看碟，读书/报纸/杂志，参加体育锻炼和上网的均值大于3，说明在8种文化消费形式中，这4种的消费频率较高，即其消费总量较高，对各类的消费频率进行排序如下：

看电视或看碟 > 上网 > 参加体育锻炼 > 读书/报纸/杂志 > 在家听音乐 > 参加文化活动 > 出去看电影 > 现场观看体育比赛。

考虑不同种类文化消费频率表现各不相同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与消费群体的年龄、收入水平等个体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 表3 可知，样本中18~35岁人群出去看电影的频率主要为一月数次，占比49.1%，其次是一年数次或更少，占37.7%。而随着年龄的增长，36~60岁的中年人群有约四成出去看电影的频率为一年数次或更少，有四成甚至从不出去看电影，61岁及以上的人群中，有63.4%的老年人从不出去看电影，这可能与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与娱乐方式有关，由此推断不同年龄段的城镇居民出去看电影频率具有差异性。

进一步，运用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统计量对 表4~6 中的顺序变量进行独立性的度量和检验，验证上述分析结果。首先，假设检验问题如下：

H₀：年龄段和出去看电影频率之间无有序关联；

H₁：年龄段和出去看电影频率之间有无序关联。

由 表4 可见，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的p值均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同年龄段城镇居民出去看电影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可以推定居民年龄与出去看电影的频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年龄越大，出去看电影的频率越低。

由 表5 所示，18~35岁的青年人中，仅有34人每天读书/报纸/杂志，占比为12.5%，大部分人阅读的频率为一月数次。年龄为36~60岁的人群中，有21.8%的人坚持每天阅读，61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有25.3%的人每天阅读。由此初步推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阅读频率也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建立假设：

H₀：年龄段和读书/报纸/杂志频率之间无有序关联；

H₁：年龄段和读书/报纸/杂志频率之间存在有序关联。

由 表6 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的p值均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同年龄段城镇居民阅读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可以推定居民年龄与读书/报纸/杂志的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年龄越大，读书/报纸/杂志的频率越高，相较年轻人，年长者更接受阅读这一文化消费方式。

由 表7 可知，18~35岁的人群中，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主要为一月数次，人数占比为31.3%。36~60岁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有所提高，有24.6%的人每天参加锻炼，21.1%的人一周参加几次体育锻炼，24.1%的人一月参加几次体育锻炼。在61岁及以上的老年中，有41%的人会每天参加体育锻炼，占比远高于其他两个年龄层，说明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健康意识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增加，故建立假设：

H₀：年龄段和参加体育锻炼频率之间无有序关联；

H₁：年龄段和参加体育锻炼频率之间存在有序关联。

由 表8 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的p值均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同年龄段的城镇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可以推定居民年龄与参加体育锻炼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年龄越大，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越高。

由 表9 可知，18~35岁人群中每天上网者所占比例为88.6%，36~60岁的人所占比例为53.2%，61岁及以上的人所占比例仅为18%。而18~35岁的人群中仅有0.7%的人从不上网，年龄为36~60岁和61岁及以上的人群中从不上网者的比例攀升为18.4%和60.6%，由此推断不同年龄段的城镇居民上网频率具有差异性，建立假设：

H₀：年龄段和上网频率之间无有序关联；

H₁：年龄段和上网频率之间存在有序关联。

由 表10 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的p值均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同年龄段的城镇居民上网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可以推定居民年龄与上网频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年龄越大，上网的频率越低。

由 表11 可知，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人群中，从不读书/报纸/杂志的占比为41.8%，每天阅读的占比为18.4%，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不阅读的比例不断减少，分别为16.5%，9.4%和4.0%。然而，每天阅读的比例仅围绕在25%上下，认为受教育程度会对阅读的频率产生影响，建立假设：

H₀：受教育程度和读书/报纸/杂志频率之间无有序关联；

H₁：受教育程度和读书/报纸/杂志频率之间存在有序关联。

由 表12 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的p值均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城镇居民阅读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可以推定居民受教育程度与读书/报纸/杂志的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居民的文化水平越高，其读书/报纸/杂志的频率越高。

由 表13 可知，学历小学及以下的人群中有64.5%的人从不参加文化活动，初中学历的人群中有47.9%的人从不参加文化活动，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技校和大学/大专及以上的人群中，这一比例分别降低为36%和23.5%。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率有所提高，建立假设：

H₀：受教育程度和参加文化活动频率之间无有序关联；

H₁：受教育程度和参加文化活动频率之间存在有序关联。

由 表14 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的p值均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城镇居民参加文化活动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可以推定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率越高。

由 表15 可知，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人群中，从不在家听音乐的比例为51.1%，而每天在家听音乐的人所占比例仅为8.5%，文化水平为初中的人群每天听音乐的比例为12%，高中水平者的比例为17.7%，大学水平的比例为23.3% [8] 。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使得人们偏好于在家听音乐这类给人以美好的精神享受的文化消费，建立假设：

H₀：受教育程度和在家听音乐频率之间无有序关联；

H₁：受教育程度和在家听音乐频率之间存在有序关联。

由 表16 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的p值均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城镇居民在家听音乐的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可以推定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在家听音乐的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家听音乐的频率越高，文化水平较高者会更偏好于听音乐，陶冶情操。

由 表17 可知，在收入水平为10,000元以下的人群出去看电影的频率较低，且其中有67.9%的人从不出去看电影。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在空闲时间外出观看电影，出去看电影的频率由此不断提高。在年收入为70,000元及以上的人群中，有41.8%的人一年会看数次电影，36.5%的人一个月会看数次电影，认为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会对其出去看电影的频率产生影响 [9] ，建立假设：

H₀：收入水平和出去看电影频率之间无有序关联；

H₁：收入水平和出去看电影频率之间存在有序关联。

由 表18 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的p值均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出去看电影的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可以推定居民收入水平与出去看电影的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其出去看电影的频率越高。

由 表19 可见，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的人群中，53.6%的人从不参加文化活动，年收入为10,000~30,000元的人群种这一比例为51.1%，年收入为30,000~50,000元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38.2%，年收入为50,000~70,000元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36.2%，年收入在70,000元及以上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23.7%。收入的提高使得居民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率也由此提高，故建立假设：

H₀：收入水平和参加文化活动频率之间无有序关联；

H₁：收入水平和参加文化活动频率之间存在有序关联。

由 表20 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Kendall’s tau-b、Kendall’s tau-c和γ的p值均小于0.05，故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可以推定居民收入水平与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 [10] ，收入水平越高，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率越高。

本节利用关联规则中的Apriori算法对城镇居民各项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之间的购买规则进行探究。数据以事实表形式表示，变量名为8个文化消费的具体项目，变量值取0或1，0表示消费者没有经常性地进行此类文化消费，即居民不偏好此类文化消费形式，1表示消费者经常进行此类文化消费，即居民偏好此类文化消费形式。

将看电视或看碟、出去看电影、读书/报纸/杂志、参加文化活动、在家听音乐、参加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和上网这8项文化消费同时作为关联规则的前项和后项，通过SPSS Clementine 12.0软件中的Apriori算法进行关联分析 [11] 。

在关联规则中，置信度是对简单关联规则准确度的测量，描述了前项出现条件下，后项也出现的可能性。支持度测度了简单关联规则的普遍性，表示前项和后项同时出现的概率，若支持度太低，则说明规则不具有一般性。提升度反映了关联规则中前项和后项的相关性及规则的实际指导意义大小，表示含有前项的条件下，同时含有后项的概率，与后项总体发生的概率之比。提升度 > 1且越高表明正相关性越高，表现为有效的强关联规则，提升度 < 1且越低表明负相关性越高，表现为无效的强关联规则，提升度=1表明没有相关性，前项与后项相互独立。较为理想的简单关联规则不仅应该具有较高的置信度和较高的支持度，还需满足提升度 > 1的要求。

当最小规则支持度阈值为10%，最小规则置信度阈值为80%，最大前项个数为3个时，可以得到112条有效关联规则。设置最小规则支持度阈值为20%，最小规则置信度阈值为80%，最大前项个数为3个，将结果中提升度明显大于1的规则提取出来，软件输出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 表21 所示，展示了12条符合要求的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的关联规则，这12条规则都具有较高的置信度和较高的支持度，且提升度均明显大于1，是有效的强关联规则。在关联规则的表示中，用S表示支持度，C表示置信度，L表示提升度。

观察关联规则的前项和后项，第1条与第2条关联规则具有相似性，相比第2条关联规则，虽然第1条的支持度稍低，但具有更高的置信度和提升度。出去看电影，看电视或看碟→上网(S = 20.679%, C = 91.13%, L = 1.453)，说明在空闲时间有出去看电影和看电视或看碟行为的城镇居民，有91.13%的可能会在空闲时间经常上网。出去看电影、看电视或看碟和上网成为居民极大可能连带消费的产品及服务，它们同属于娱乐休闲类的文化消费方式，其区别大概在于出去看电影和上网属于较为现代化的文化消费形式，而看电视或看碟则更为传统，对于时常看电视或看碟的居民，可推荐其上网来进行娱乐休闲，提高文化消费的参与度，促进文化消费形式多样化。

第3条、第4条与第5条关联规则相似，虽然第3条关联规则的支持度较低，但具有更高的置信度和提升度。出去看电影，上网→在家听音乐(S = 20.363%, C = 84.109%, L = 1.43)，说明在空闲时间经常性出去看电影和上网的城镇居民，有84.109%的可能会同时在家听音乐。看电影与上网本就是居民易与音乐产生联系的方式，居民有较大可能通过这两种文化消费形式，对音乐产生偏好。对于偏爱出去看电影和上网的居民，可以向其推荐听音乐，提高音乐素养，丰富艺术内涵，优化文化消费的层次结构。

第6条关联规则：在家听音乐，读书/报纸/杂志，参加体育锻炼→上网(S = 36.622%, C = 81.25%, L = 1.268)，说明在空闲时间时常在家听音乐、读书/报纸/杂志和参加体育锻炼的城镇居民，有81.25%的可能会同时经常上网。这条规则与第1条和第2条关联规则略有类似，出去看电影、看电视或看碟、在家听音乐、读书/报纸/杂志、参加体育锻炼等多种文化消费与上网密切相关，说明上网是一种消费者不可或缺、与其他消费形式关联度极高的文化消费内容。

第9条关联规则：在家听音乐，上网，参加体育锻炼→读书/报纸/杂志(S = 36.859%, C = 80.728%, L = 1.202)，说明经常在家听音乐、上网和参加体育锻炼的城镇居民，有80.728%的可能会在空闲时间经常读书/报纸/杂志。在家听音乐、上网、参加体育锻炼和读书/报纸/杂志成为居民极大可能连带消费的产品及服务，那么，对于喜好在空闲时间听音乐、上网和参加体育锻炼的居民，可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的“互联网+”模式，构建“互联网+”阅读的路径，推进阅读与音乐的有机融合，提高居民的阅读积极性。

第10条关联规则：在家听音乐，读书/报纸/杂志，看电视或看碟→参加体育锻炼(S = 42.463%, C = 82.714%, L = 1.184)，说明时常在家听音乐、读书/报纸/杂志和看电视或看碟的城镇居民，有82.714%的可能会同时参加体育锻炼。在家听音乐、读书/报纸/杂志，看电视或看碟和参加体育锻炼成为居民极大可能连带消费的产品及服务，对于经常在家听音乐、阅读和看电视或看碟的居民，可向其推荐参加体育锻炼，引导体育锻炼成为日常性活动。

通过Apriori算法获得的12条关联规则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各项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间的关联性，其中较为特别的是大部分文化消费形式与上网密切相关，上网是居民极大可能连带消费的文化消费形式。这些关联规则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可为后续的建议提出提供参考与数据支持。

本节将利用关联规则中的GRI算法，挖掘城镇居民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居民特征)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关联规则。因此，将城镇居民的7项基本情况作为前项，8项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作为后项，设置最小规则支持度阈值为10%，最小规则置信度阈值为80%，取消“二分变数只有真值”选项的勾选，即不光只有真值会出现在最终的规则中，将结果中提升度明显大于1的规则提取出来，软件输出结果如下表所示。

如上 表22 所示，为通过GRI算法得到的22条关联规则。第1条关联规则：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上网不频繁(S = 11.13%, C = 87.23%, L = 2.429)，说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城镇居民有87.23%的可能，不会在空闲时间选择上网这种文化消费形式。

第2条关联规则：男性，年龄在18~35岁→上网频繁(S = 11.29%, C = 98.6%, L = 1.538)，说明年龄在18~35岁的男性有98.6%的可能会在空闲时间时常进行上网这种文化消费行为。第3、4条关联规则与第1条的相似性较高，表示大部分的男性城镇居民和处于18~35岁的青年城镇居民均有九成以上的可能会有时常上网这一文化消费行为。

第7条关联规则：女性，年龄在18~35岁→在家听音乐频繁(S = 10.26%, C = 83.08%, L = 1.413)，说明年龄在18~35岁的女性有83.08%的可能会有时常在家听音乐这一文化消费行为。第8、9、10条关联规则与第7条的相似性较高，主要表示了在18~35岁的青年群体有八成左右的可能性会偏好在家听音乐。

第13条和第15条关联规则的前项和后项相似度较高，第13条关联规则的支持度较低，但具有更高的置信度和提升度。年龄在61岁及以上，年收入为30,000~50,000元，婚姻状况为已婚→读书/报纸/杂志频繁(S = 13.26%, C = 81.55%, L = 1.214)，说明中等收入的已婚老年群体有81.55%的可能偏好进行读书/报纸/杂志这一文化消费行为。第16条和第17条关联规则与此类似，说明已婚男性老年群体有很大可能偏好读书/报纸/杂志。

其余的12条规则揭示了城镇居民基本信息与各项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间的关联性，这些关联规则均具有较高的实用性。根据输出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信息：年轻群体与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偏好于上网，而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人群不偏好于上网和参加文化活动；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群同样偏好于在家听音乐；年长者与健康状况较差的中年群体大多不习惯出去看电影；年长者更容易接受、偏好读书/报纸/杂志这一文化消费形式，与前文列联分析所得结果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