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化境”论在中国翻译历史上里程碑式的理论成果。1964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的重要概念：“诱”、“媒”、“讹”和“化”，并对翻译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1] 。钱老指出“化境”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认为翻译应该能够将作品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既能够避免因语言差异而显得生硬牵强，又能够完整地保留原作的风格和特色。

西方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同样在译坛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解构”即“解除解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秩序，包括社会秩序和个人意识秩序，再进行创造重组，使之成为一个更合理的秩序。罗兰·巴特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作者之死》中认为，译文是译者基于自己对原作的感受对原文意义的重组改造 [2] 。在解构主义的观点下，所有文本都被视为相互关联的文本，译者因而能够摆脱束缚，不再拘泥于原文，展现出更具备创造性的翻译方式。

钱钟书“化境说”是否与“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有相似之处？翻译学界同样有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

经过一定程度的对比探究，能够得出以下观点：钱钟书的“化境”思想与西方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存在表层相似，但其内核和本质却大不相同，二者对原文的态度存在差异。本文将对“化境说”与解构主义进行对比探讨，以求正确理解两种理论的内核精髓，正视二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

“化境说”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的翻译思想，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十大学说思想”之一 [3] 。

《林纾的翻译》是钱钟书翻译理论公认的代表作品。纵观全文，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包含翻译的“诱”“媒”之功用、翻译中有不可避免的“讹”(错误)、以及(文学)翻译最高的境界是“化境”三个层次，三个层次既是钱钟书该文的核心，又是其翻译理论的重心，可谓道出了译之功能，译之本质和译之理想 [4] 。

钱钟书于该文章开门见山地对翻译的功用及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提出：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后于1985年对《林纾的翻译》进行修订时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中的“标准”修改为“理想”，强调彻底的“化”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境界。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在翻译过程中，无论译者水平，错译、漏译之类的“讹误”难以避免，因为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之间、译者的理解与原文内容和形式之间，以及译者的体会与其表达能力之间都存在距离 [1] 。

“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增补原作，“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二是文字上的颠倒讹误；三是明知故犯、画蛇添足；四是不求甚解、任意删节、胡乱猜测。

不难看出，钱钟书对于第一种“讹”持有较为正面的评价态度，认为一部分的“讹”甚至“起了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多少因此而免于全被淘汰”。而第四种讹误是当今译者甚至有经验的译者仍会面临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翻译需要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译者需要有广阔的知识储备，同时也应具备考究精神，对待翻译中的疑难问题，译者万万不能不求甚解、回避问题，而应严谨查证。

此外，钱钟书在文中同样谈到翻译“诱”或“媒”之功用，指出翻译从古至今都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

20世纪60年代，西方解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引领了解构运动，该思潮强调主体的消解、意义的多样化以及能指的自由流动。其倡导者认为，一旦解构主义被界定或确定其本质，其自身也会遭受解构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角。

然而，如果回溯到三十多年前，本雅明于1923年撰写的《译者的任务》中，我们便可以发现解构主义翻译观念的初现。本雅明在这篇著作中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将原文比作一个圆，将译作比作一条切线，二者在一个切点上相交，但之后译作沿着自身的轨迹向前发展 [5] 。这样的比喻向我们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拥有独立的生命力，其目的并非简单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在不断的旅程中进行自我演进。译者便是这一翻译使命的践行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原作的意义得以重组和改造，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德里达在《巴别塔》中对本雅明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并以一个隐喻进一步补充了这一理论：将译文比作原文的孩子，而孩子也有自主表达的权利 [6] 。这一隐喻说明，译文并非简单地是原文的产物，它具有自己独立的存在和表达的权力，不受限于繁衍法则的束缚。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认为，翻译应该打破原有的原文与译文的秩序关系 [7] ，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二者，模糊乃至消除二者之间的界限。这种思想赋予了译者更高的权限和自由，使他们能够根据原文的意义进行重新组织和改造译文，使其更具有独立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中，译者成为了一位创造者，通过对原文的感受和理解，重新诠释和表达作品的意义。

在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指引下，译者能够基于自己对原作的感受，对原文意义进行重组和改造。他们以译文为媒介，展现出对原作的独特理解和创造力。这样的翻译过程超越了传统的译作范畴，赋予了译文更加丰富和多样的表达方式。通过解构主义翻译的实践，译者与作品共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形式，丰富了人们对作品的理解和感知。

翻译理论学界确实存在关于钱钟书“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的关系探讨。“化境”是中国翻译的最高理想，一些学者提出，“化境说”与“解构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8]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比西方解构主义更早地形成中式“解构”翻译思想 [9] ；有学者认为，当翻译从解构主义理论出发时，文本意义的封闭性就会被打开，就是钱钟书所言的“义不显露而亦可游移” [10] ；更有学者表示“化境”蕴含着对传统“信”之翻译观的反叛理念，将其视为“中式解构翻译思想” [11] 。

也有学者认为钱钟书的翻译思想主张原作是译作的参考标准；但西方解构主义翻译观则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认为翻译是语言差异展现的平台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关系，因此将钱钟书的“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观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 [12] 。有学者明确阐述道，“化境”本身就将“信”包含其中，解构主义翻译中“后起生命”的概念与“化境”标准风牛马不相及 [13]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代表人物德里达不可能制定一种翻译的“理想化标准”，因为“标准”就是德里达要解构的对象，我们实在难以从“化境”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观中找到多少“异曲同工之处” [14] 。

综合上述观点和讨论，我们能够得知：尽管存在一些学者将钱钟书的“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联系起来的观点，但整体而言，两者在内核和理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换言之，“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观二者存在一些表面相似之处，但在其内核或者说根源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本文探讨了“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之间的关系，梳理了二者的相似之处和差异性。

“化境说”和解构主义翻译思想都赋予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权力。它们强调译者不应仅仅是原文的机械转换者，而应将翻译视为一项富有艺术性和创造性的活动。译者应该在翻译过程中释放想象力，重新组织和改造原文，使译文具备独立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这种共同点揭示了翻译实践中的一种追求，即超越简单的语言转换，创造出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译文作品。

“化境说”和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之间确实也存在着独特的、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关注重点。“化境说”注重翻译的境界和理想状态，追求在语言差异中实现转化的无痕迹，同时保留原作的风味。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更加关注翻译的多样性和译者的创造力，强调对原文和译文之间关系的解构和重新组织。这种差异性体现了两种理论的独特性和对翻译过程的不同关注点。

翻译理论的对比研究意义重大，它可以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培养批判思维和研究能力，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的翻译理论，我们可以全面了解翻译的本质和多样性，为实际翻译工作提供指导，发现理论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借鉴之处，也能发现差异和争议，促进理论的完善，甚至推动理论创新。

在未来的研究可以着重进行实践探索，深入探讨“化境说”和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在实际翻译工作中的应用。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可以深入研究两种理论在实践中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进而为译者提供更实用的指导和借鉴。这种实践探索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加直接地将翻译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翻译实践者提供更具体和实用的指导原则，有助于提升翻译的质量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