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社会支持与老龄化顾虑

老年人容易陷入“老无所养”的困境，社会支持能有效缓解情绪问题。老年人焦虑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通过给予合适的社会支持可以降低空巢老年人的焦虑发生率 [3] ，非正式社会支持能显著减缓老年人死亡焦虑 [4] 。养老担忧度主要是基于养老风险对养老生活所面临不确定性风险的一种主观上的合理估计与担心程度 [5] ，不仅受到传统保障、养老保险的双重影响，而且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减轻养老担心的关键，子代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越充分，养老担忧度越低 [6] 。本文认为社会支持水平高低将影响老年人对养老的顾忌和忧虑程度，提供的社会支持越多，越有助于缓解老龄化顾虑，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₁：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老龄化顾虑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2) 社会支持与健康状况

大量的研究表明，从不同维度和方法测量的社会支持均能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社会支持理论的主效应模型是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之一，谢君(2022)验证了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具有正面促进作用，表明社会保险可以改善老年人健康，子女看望能显著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 [7] 。封铁英等(2018)从三个层面分析出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服务支持对老年人健康自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8]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₂：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健康状况与老年人老龄化顾虑

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老龄化顾虑的主要因素。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变化，相较于心理状况变化更为明显，身体机能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王惠雪(2022)表明健康自评较差将降低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度，增加孤独感，进而产生焦虑情绪；而身心健康状况良好的老人自我效能感高，调节焦虑情绪的能力更强 [9] 。年龄越大，健康状况越差，面临的养老问题也更加迫切，养老方面的经济负担、照护成本越高，感知的养老风险越高，在养老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养老担忧度越高 [10]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₃：健康状况对老年人老龄化顾虑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4) 健康状况的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身心健康、养老焦虑和养老担忧等是影响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因素。根据前文假设推演可知，本文认为社会支持可能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老龄化顾虑。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₄：健康状况在社会支持与老年人老龄化顾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式养老的问题日益凸显，当前存在的“老无所养”风险、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老年人健康问题突出等诸多难题，使老年人容易产生老龄化顾虑。老龄化顾虑指的是因担心对养老不利而产生的顾忌和忧虑。目前学术界对老龄化顾虑这一变量的主题研究很少，但类似地，部分学者选择老年人焦虑、养老风险、养老担忧度等进行研究。于长永(2018)将养老风险定义为老年人是否担心养老问题，认为农村老年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现实条件，对自己老年生活安全的担心程度，能较准确地反映他们的养老风险 [10] 。养老担忧度是个体对养老所面临的预期困境的担心程度，徐强(2023)实证分析传统保障、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养老担忧度的影响效应，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的养老担忧度较高 [11] 。巩阳(2023)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空巢老人对自己生命及儿女的担心就越加沉重 [12] 。

有效缓解老龄化顾虑，提高老人幸福感，是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健康对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拥有良好健康状况的人通常会拥有更加积极和自信的生活态度。生理功能的退化、心理状态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改变，无一不增加老人对晚年养老生活的顾虑。针对老年人群体，构建健康自评与养老服务使用的理论模型 [13] ，重点分析健康对养老服务保障需求与购买意愿、养老担忧度的影响，证实健康状况越差，其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对日常照料的需求越大，从而加重对养老的担忧与顾虑。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未来将以社区养老方式为主，当老年人遇到生活困扰时更多地向社会寻求支持和帮助，因此，除老人自身健康状况外，社会支持也是老年人老龄化顾虑的重要影响因素。魏强(2020)认为社会支持包括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社会层面的社交关系网络以及个人层面的阶层认同 [14] 。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为老年人养老生活提供基本保障，和谐的亲友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可以提高老人的社会参与度与主观幸福感。阶层认同实质上是对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基于社会比较理论，阶层认同高的人会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幸福水平更高 [15] 。社会支持能改善农村老年人、城市空巢老人的幸福感，促进积极老龄化 [16] [17] 。同时，社会支持对健康的作用机制包括主效果模型与缓冲器模型 [18] ，两种模型都表明社会支持能维持和改善健康水平。社会支持与健康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瞿小敏(2016)验证分析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19] 。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积极的阶层认同有益于改善身心健康状况，有助于缓解老龄化顾虑。

上述研究对老年人老龄化顾虑进行了分析，“老年人健康状况、社会支持与养老担忧、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启发。目前社会支持、健康状况与老龄化顾虑内在机制研究仍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为解决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根据前述的研究假设，本文以健康状况为中介变量，探究社会支持(自变量)对老年人老龄化顾虑(因变量)的作用机制，构建理论模型如 图1 所示。

调查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为CGSS)，本研究使用CGSS2021年度数据，该数据库是我国首个全国性、连续性、综合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方法，全面且系统地收集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本文研究对象是老年人群体，筛选出年龄大于等于60周岁的调查对象，剔除变量的缺失值，保留了928份有效样本。

借鉴前人的变量选取方式(魏强，2020)，对自变量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选取阶层认同(Class Identity)、社会交往(Social Interaction)、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三个指标进行测量，关于社会交往，原始文件第1个题项的得分和频率是正向的，故采用原始数据。第2~4这三个题项得分与频率是负向的，为便于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将数据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处理后的得分越高表示频率越高，与亲朋、邻居的联系越密切；关于社会保障，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不考虑不同项目之间的差异，只考虑是否参加社会保障，故对原始数据进行二次处理，若参加社会保障项目，赋值为1，若没参加社会保障项目，赋值为0。对于中介变量健康状况(Health Status)选取身体健康(Physical Health)、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健康影响(Health Impact)三个指标进行测量。对于因变量老龄化顾虑(Aging Concerns)选取养老担忧(Old Age Concern)、健康重要性评估(Health Importance Assessment)、健康自理能力评估(Health Self-care Ability Assessment)三个指标进行测量，关于年老看法与健康重要性评估，其得分与老龄化顾虑程度呈负相关，为便于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将数据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处理后的得分越高表示老龄化顾虑越重。变量各指标与具体测量题项如 表1 所示。

根据AMOS输出结果，整体模型配适度卡方值为69.912，P < 0.05，Chi-square/df为2.913 < 5，GFI为0.984 > 0.9，AGFI为0.970 > 0.9，CFI为0.955 > 0.9，RMSEA为0.045 < 0.8，RMR < 0.05。因此，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如 表2 所示。从潜变量的拟合结果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三条路径系数均显著，即H₁~H₃假设得到验证。社会支持对老龄化顾虑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说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老龄化顾虑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意味着社会支持力度越大，老年人的老龄化顾虑程度越低。社会支持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说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意味着社会支持力度越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好。健康状况对老年人老龄化顾虑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说明健康状况对老年人老龄化顾虑同样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意味着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老年人老龄化顾虑程度越低。

注：“→”表示路径指向；**和***分别表示拟合结果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采用两种95%置信区间Bias corrected 95% CI和Percentile 95% CI，检验中介效应。由 表3 可知，总效应为−0.597，直接效应为−0.342且显著，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社会支持每提升一个单位，老年人老龄化顾虑将减少0.342个单位。间接效应为−0.255，Bias corrected检验方法下的置信区间为(−0.397, −0.149)，该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Percentile检验方法下的置信区间为(−0.375, −0.12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该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即社会支持通过影响健康状况而对老年人老龄化顾虑产生了−0.255的间接效应，表明社会支持力度的加大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改善，进而减轻老龄化顾虑。综上，健康状况在社会支持与老年人老龄化顾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₄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