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现在所用的简化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至隶书、楷书等演变而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汉字是时常流动的，汉字在使用过程中形体也不断发生变化，由古文字时期图画形式为主的情形，逐渐变易为线条、记号的形式 [1] 。“教”与“学”的形义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混用模糊到后来逐渐分化清晰的过程，这一历程的背后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累积演变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教”与“学”字形的构造和演变脉络，以及汉字隶变和汉字简化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揭示“教”和“学”字的本质和汉字形体的变化过程。

甲骨文“教”是会意字，最常写作“”，由“爻”“”“”三个部件构成，其中“爻”属于教育的内容，有种说法认为指巫占中的数占活动，“ㄨ”就是数字五，“爻”由两个“ㄨ”(数字五)构成，对于“爻”的阐释学界说法众多；“”指小孩子属于受教育的对象；“”代表受教育的手段即教育者拿着小棒子轻轻地敲受教育者的脑袋。《古汉语常用词通释》中认为“教”的本义为政教、教化，而在实行教化的过程中离不开教育，又引申有教育、教导义的动词。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并没有关于“學”字的记录，他认为“學”是由“斆”的篆文省写而来。有的学者认为“斆”字表会意，从廾从宀形作，宀代表房屋，上面两边分别是两只手，表示拥抱和感知、实践，上面中间是“爻”，表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有的学者认为“斆”字表形声，形作、、、，但它们最初的字形为“爻”。古人以手为“學”字构形，这表明在他们的眼中，教学主要是一个动手的过程，而非思考、言说的过程，知识和技能的习得不是(起码主要不是)靠抽象思辩、言语灌输，而是靠亲手实践 [2] 。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模仿色彩。

“爻”作为“教”和“學”的构词部分，既可以表声又可以表义，“爻”有的简写为“ㄨ”。《说文解字》对“爻”解释为：“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 [2] ”众多的学者将“爻”视作易卦符号，唐兰认为筮占的本质是一种数占活动，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也较为吻合。殷商时期政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巫政合一，殷商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当时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可见巫术，如祈祷降雨、丰收、安宁和战争的胜利等，无事不卜不筮，无神不祭不祀，占卜的主要工具就是龟壳，占卜的结果往往会记录在龟壳上，甲骨文最早是占卜专用文字，巫师作为智慧又有仁德的化身，往往与史官的身份是合二为一的，属于一个正面形象，这与我们当代对巫师的认知有很大的区别，术在当时其实起到一种社会教育的作用。

《甲骨文字诂林》学下姚孝遂按语云：“敎人者谓之敩，受敎者亦谓之敩。 [3] ”由此可以看出，甲骨文时代的“學”“斆”“教”在概念上是不分混用的，都共寓一词，属于一族同源字，而这种语言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

金文中，“教”与“学”字与甲骨文时期相比较在结构和形体上都发生了变化。“学”写作(西周早期·盂鼎)、(西周早期·沈子簋)，此时字形出现了表意偏旁“子”，这是甲骨文时期所没有的，说明在西周时期受教育的对象出现了孩童，在此时期，不同年龄受教育的内容也不同，国家对教育机构更加重视，出现了真正具备系统的学校功能的教育机构，孩童也是主要关注的教育对象。“教”写作(西周晚期·散氏盤)，部件演变为整齐的旁，旁在甲骨文时代是从未出现过的。《说文解字》中对“攴”的解释为：“小击也”，这也符合甲骨文“教”的“”旁代表着教育者拿着小棒子轻轻地敲受教育者的脑袋。《广韵·觉韵》解为：“攴，楚也。”，认为“攴”为当时楚国的方言，同“扑”，指戒尺，在这里我们看出“攴”的词性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有敲打的动词义，还有还指代名词戒尺。无论是动词义还是名词义，都代表受教育的手段，与教学有关，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体罚式、鞭扑式的教育制度。

“学”在金文时代主要有三个义项：(1) 学校，学习场所；(2) 学习；(3) 传授、教授。

(1) 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仆学射。(《静簋》铭文)

(2) 静学无斁，王赐静鞞剢。(《静簋》铭文)

例句(1)中“射学宫”指学校，“学射”指学习射箭事宜。例句(2)中的“学”与“教”混用，指传授、教导之义，可见在金文时期“学”与“教”仍存在混用的现象。

“教”在金文时代主要有两个义项：(1)官职名；(2)学习。

戎父、教实夫。(《散氏盘》铭文)

(4) 教不教，复众之所过。(郭店简《老子》)

(5) 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郭店简《尊德义》)

例句(3)中的“教实夫”指官职名。例句(4)(5)都来自郭店简，例句(4)中的“教”为学习之义，“教不教”在今天及帛书本都作“学不学”，“教”“学”本属于一族同源字，二字混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在例句(5)中“教”“学”已有区别。

由此可见，“教”与“学”在金文时期字形上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甲骨文的文字载体有限，只能以简单线条构筑语言符号，线条细瘦，很难表现出更多象形意味的文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将字刻在青铜器上，文字的载体进一步发展，与甲骨文相比金文符号化更强，文字的象形性更强。“教”与“学”相比较甲骨文时期概念上已有区分，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混用现象，这种区分性不够明确。

小篆时期的“教”与“学”在语言中已经完成分化过程，书面语中已不再混用，其书写形式已各自定型。小篆的“教”写作，从子，从言，爻声。“学”字出现了新的形旁“言”，形旁“言”表明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用言语来教化、教诲学生。从小篆的字形来看，“教”字左边是“”，右边是“攴”字，结合起来表示棍棒底下出孝子，此时期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学习如何做人，而教育方法则带有强制性。从历史字源学的角度来看，先有“”，后有“教”字，“教”字的产生建立在“”的基础之上。有的观点认为：“教”的“”旁与“孝”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实“教”字不从孝，从“孝”是楷定的结果，实际是从子，爻声。楷化使与孝混同，于是把教学活动的与“孝悌”之“孝”牵连一起 [4] 。

小篆的“学”写作、，由省写而来，与金文时期比较，字形变化不大，有个明显的变化为部件演变为冖，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对其解释为：“冖下曰‘覆也’。尚童矇，故教而觉之。 [5] ”“冖”指学子在接受教育之前的无知和蒙昧状态，就像头上覆盖着一块布巾，当教育者开始进行教学时，学子就像揭去了学子头上的布巾，使他们从蒙昧中觉醒，接受启蒙教育摆脱无知。

篆文作为汉字演变的重要阶段，其起源与金文密切相关，尽管篆文在字形结构上有所发展，但其基本结构仍保留着金文的特征。金文字体结构相对松散，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较大，这种特点反映了商周时期文字书写的自由性和个性化。与金文相比，小篆在线条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本短粗、倾斜的线条逐渐变为细长、圆润的弧线，这种变化使得小篆字体更加美观、流畅；字体的体式以圆为主，圆润的体式不仅使得字体更加美观，还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圆融、和谐精神。

汉字“教”与“学”从甲骨文到小篆再到简化，深刻展现了汉语词汇的发展与分化，“教”与“学”在古汉语中常常混用，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体现了古文字在特定历史阶段概念上的混用性，这种混用反映了当时语言环境中，教育和学习的概念尚未形成明确的区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融和重叠。汉字的演变遵循着由繁至简的发展规律，汉字的隶变和汉字的简化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汉字的变革大大提高了书写效率和便捷性，更容易促进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但汉字的字形和字义紧密相连，简化可能会导致某些文化符号的丧失，影响汉字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因此在汉字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服从于汉语的实际，在汉语的基础上进行简化，不能脱离汉字的系统性，任意地臆想来进行简化，这样才能完成汉字系统简化、整体简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