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经典古籍，在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同时也是宝贵的世界文化财富，自16世纪末以来已被译为多种西方语言。曾有众多西方传教士、汉学家以及中国本土学者尝试对《论语》进行英译，其中著名的有理雅各(James Legge)、韦利(Arthur Waley)、庞德(Ezra Pound)、辜鸿铭、刘殿爵、倪培民等人的译本。近年随着学界逐渐意识到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掀起新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聚焦于《论语》的英译，关注《论语》中“仁”“天”“道”等文化概念的翻译 [1] [2] [3] ，研究不同译本的修辞、语义相似度与接受效果 [4] [5] [6] ，聚焦《论语》英译过程中历史考据等方法的应用、译者的主体性等 [7] [8] 。亦有不少学者关注《论语》中“君子”这一核心概念的英译。韩星、韩秋宇指出，从词源、翻译及文化角度看，理雅各的译文the superior man能够有效体现儒家“君子”的文化内涵 [9] ；也有学者认为译无定法，不同语境下的“君子”有不同含义，不能仅仅采用单一译文来试图表达“君子”所蕴含的多层面意义 [10] ；尹志洁、高战荣则认为应根据不同《论语》读者的阅读目的，采取不同的英译方法，其中异化加注的英译方法是很好的选择 [11] 。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如何英译“君子”一词分歧较大。同时，鉴于理雅各、刘殿爵与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在学界均享有盛名，且三种译本均有效展现了西方汉学家、中国汉学家以及中国大陆学者的视角与观点，本文从弗米尔的目的论视角，分析理雅各、辜鸿铭与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中“君子”一词不同译文的不同内涵意义及各自实现的英译目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 《论语》中“君子”有哪些内涵？

(2) 理、辜、刘译本的“君子”译文传达了哪些内涵？

(3) 从目的论视角来看，哪种译文最大程度实现了当代典籍翻译的目的？

目的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首次提出翻译应注意目的文本的功能，即部分情况下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时，译者应优先考虑使译文实现其功能，而非一味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对等 [12] 。随后，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构建并发展了目的论，突破了对等理论的桎梏，提出以译文所要实现的目的为翻译的首要原则。翻译目的由翻译纲要(translation brief)决定，理想的翻译纲要包括文本功能、文本发出者(即翻译活动委托人)、译文目标对象、译文被接受的时间与地点及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内容，译者应当根据翻译纲要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如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 [13] [14] 。

“目的论”认为，翻译的首要原则便是“目的原则”，即翻译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应当关注译文是否达到了目的、是否对目标受众产生了预期效果 [12] [15] 。除此之外，目的论还提出了两大原则，即“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但此两者受制于“目的原则”，即为了达到翻译行为的目的，可以一定程度上违背“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

根据翻译目的论，本文对中国当代《论语》英译的翻译纲要做如下归纳：

(1) 译文的预期功能：《论语》译文应让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弟子在政治生活、个人修养等方面的思想情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呼唤读者以儒家智慧与标准为人处世。因此，根据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对文本功能的分类，《论语》译文应具有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

(2) 文本发出者：鉴于21世纪以来国内典籍外译的热潮，以及相关国家外译工程的不断推进，本文假定文本发出者为我国政府机关及相关学者。因此，文本发出者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层，首先，《论语》的英译应当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打破西方文化霸权，更好展示当代中国形象，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16] 。其次，《论语》中凝结的中国智慧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论语》的英译应当促使作为世界公共遗产的中国经典更加易于获取，供对经典内容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7] ，从而让《论语》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促进世界文化发展。

(3) 译文的目标读者及被接受的时间与地点：《论语》英译本的读者主要是西方汉学家，部分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一小部分对《论语》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7] 。译本被接受的时间与地点通常为英译本发行后，在英语国家及地区被接受。因此，除了汉学家，其他领域的学者与普通读者很可能对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不甚了解，故而译者应适当对译文加以注释，同时避免过度归化导致的文化误植与概念误植，让读者误以为中国文化的某一元素和西方本土的无甚区别。

(4) 传播媒介：通常为纸质书，也有可能是电子书籍。因此，与网络信息等碎片化信息相比，译文的书籍页面有较多空间来进行注释，便于译者对译文进行解释。同时，译者也应当注意译文可读性，防止读者面对难以读懂或重复啰嗦的译文书籍而半途而废。

“君子”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多有流变，本文仅聚焦《论语》中“君子”的含义，即孔子、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所言的“君子”之意。

首先，君子的基本品质是仁、智、勇，即真正的君子人格是这三种品质的结合：“仁”包括孝悌、仁民、爱人，而“仁”的外化便是忠与信；“智”指明辨是非、才思敏捷并能够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分析问题；“勇”，或言“勇而有礼”，指的是面对困境不害怕，能够以礼为约束与底线来解决问题 [17] [18] 。

除了基本的品质，在个人修养方面，君子应有向内修身、求之于己的品质，即“君子上达”，不断提高自身知识素养、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做到自强不息、淡泊名利、不为世俗物质所缚，甚至还应超越人生的拘囿与困顿，做到“乐天知命” [19] 。

在社会交往中，君子行事应合乎“义”，正如《论语·里仁第四》中所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以“义”为一切行事的标准；君子行事还应合乎中庸之道，即“无可无不可，无过无不及”；同时，要成为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还应当保持“泰而不骄”“和而不同”，为人谦逊，同时对上不盲目附和，对下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与意见不同的人和睦相处 [20] 。

在家国政治层面，《论语》所言的“君子”强调政德，即强调在国家治理中为政者持续、稳定的道德行为选择所体现出的自我道德规定性 [17] 。此外，家国政治意义上的“君子”还应有积极入世、心怀天下的政治抱负，“学而优则仕”，以才华和技能服务于社会 [21] ，以天下为己任。

在译文中较为全面地传递“君子”的内涵，能够展现具有中国文化独特魅力的“君子”概念，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根据《论语》理雅各英译本 [22] 、辜鸿铭英译本 [23] 、刘殿爵英译本 [24] ，统计“君子”一词的译文，大致可分为16种。具体如 表1 所示：

从译文种类来看，理雅各、辜鸿铭译本中“君子”的译文都较为多样，而刘殿爵英译“君子”一词时，几乎全部采用了“gentleman”及其相关派生词“gentlemanly”“gentlemanliness”(如 表1 所示)。有学者 [25] 认为，刘译本在某些地方与韦利(Arthur Waley)译本的相似度极高，说明其翻译过程中很可能参照了的韦译本。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韦利在其译本中采用“gentleman”一词译“君子”，且该译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刘将“君子”大部分译为“gentleman”及相关派生词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韦利译本的影响。

从译文频次来看，理雅各、辜鸿铭与刘殿爵译本中“君子”的译文主要可分为三类(如 表1 所示)，即“gentleman”及相关派生词(120次，主要出现于刘译本中)、“superior man”(85次，出现于理译本中)、“good and wise man”与“wise and good man”(53次，出现于辜译本中)。本文接下来将主要探讨这三类出现频次高的译文。

通过对理雅各、辜鸿铭与刘殿爵《论语》英译本中“君子”译文的研究，本文揭示了目的论在当代中国典籍翻译中的指导价值。研究发现，从“君子”内涵传达的角度看，理译本采用“superior man”并加注的译法优于辜译本“good and wise man”与刘译本“gentleman”两类译文。从目的论视角看，理译本采用“superior man”的异化译文并适当加注的译法由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论语》中“君子”文化概念的一致性、完整性，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的传播，从而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当代《论语》外译的目的，因此是更优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三位译者的译文都是在其时代背景和前人译文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无法以今人眼光妄自评判其翻译水平孰高孰低。然而，立足当今中国典籍外译的目的，可以说采用异化策略并适当加注的译文，即“the superior man”译文效果更佳。

本文为2023年度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习者视角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S202310251210)研究成果。

¹名词不区分单复数，如当译文为superior men时，计入superior man一类；部分类别不区分冠词，如a superior man与the superior man均计入superior man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