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的物化批判缘起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论》的开篇，商品成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商品并非一个纯然的经济学概念，商品在《资本论》中具有哲学的内蕴。商品首要的规定性是其作为劳动产品的质性。质是与其定在同一的规定性，商品凭借自身质的用在性与特殊性，与其他商品相互区分构序。

商品的使用价值源自于劳动者上手的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是主体的对象性劳动，主体以支配自身劳动的方式生产具有某种用在性的劳动产品，劳动也因此具有特殊的形式。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1] 具体劳动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从而是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通过上手的具体劳动，人与自身、他人以及劳动对象的关系呈现在主体实践的关联指引整体中。这也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的经验性、丰富性得以彰显的本质原因。各异的生产主体的劳动是非同一的特殊劳动，“在不可消解的状态中，非同一性被经验为否定的东西。从否定的东西出发，主体退回到自身及其反应方式的丰富性中。” [2] 阿多诺在此认为，非同一性是质的否定性，是可被经验的个别性与特殊性。具体劳动是人类在上手的生产活动中获得质性意义的来源。在这种持守自身的否定状态中，主体得以守护自身的质的杂多，从而禀持着成己、成人与成物的意义丰富性与独特性。

在具体劳动中，主体进行塑形与编码的对象性活动，从而劳动产品具有在场可见的用在性(使用价值)。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在两个方面体现出其质的客观性：其一，在主体的对象性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内容具有质的客观性，不同上手劳动之间也呈现出非同一性，即不可同一化后凝结出唯一的衡量标准；其二，劳动产品所涵括的用在性是主体为满足自身需要有目的地进行塑形与编码的物性结晶，该使用价值表现为产品自身的非同一的质性，客观的质性对应人的真实的需求与目的。因此，劳动本身与劳动产品的非同一质性，俨然具有抗拒、祛序并破离外部同一化的内核驱力。

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指出，非同一哲学主张客体对主体的优先性。因此，阿多诺批判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是一种从预设的同一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哲学。按照黑格尔的思路，非同一的事物本身是作为自我中介的同一，“非同一没有直接性，它是被中介的。” [2] 而按照阿多诺的观点，客体的非同一性才是现实路向的缘起，熵增进程的内驱是具有质性差异的非同一性。从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出发，同一性的存在以对非同一性的承认与依赖为前提。阿多诺通过对一切同一性体系哲学的无情揭露与批判，提出其恢复唯物主义哲学的主张。易言之，主体本身首先也是客体，失去其客体客观性的基本建制，主体亦不能成为主体。客体优先就是以客体作为中介而建构主体，从而以非同一性作为构筑基石来建立否定的辩证法。肯定的辩证法坚守同一，从根本上否认矛盾的客观优先性，对具体事物采取概念的同一性暴力。而否定辩证法从非同一的事物出发，持守个别性的矛盾张力。否定的辩证法从本质上区别于肯定的辩证法，就在于对非同一性的恪守。

从非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出发，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中蕴含的上手质性成为客观的优先性。在生产活动与交换活动中，主体上手地领会对象物用在性的质性意义，使得对象物的真正个性处于其本然的位置，同时主体也以一种非“在手旁观”的共情参与而具身其中。在这种异质的特殊经验的主旋律里，劳动生产的主体安然的享于自身的“上手姿势”，而对于对象化客体的异质性“泰然让之”。非同一性作为质性的根本，“成物”便是让物成为或复归于其质的自身，从而成己与成人，人本身也守护住自身的本然个性。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交换尚未普遍化，人们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尽管该时期商品的基本形态已经出现，人们生产的主要遭遇对象仍然是具有用在性的“物”。这种历史性境况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人们在生存与消费领域始终与同质性的商品相伴，这体现了社会底层符号秩序的自发畸变。商品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物，是与交换价值本身取得其客观地位彼此交织并行的。在商品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交换价值被同一性的抽象化后摇身一变，成为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规定。与此相反，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被移置到外在的次要地位。当交换价值成为商品交换领域中的构式中轴后，商品之间便以无法直观透视的神秘方式获得同一性。与此同时，商品物性实体背后隐而不显的具体劳动表现为抽象的一般劳动。

劳动者的个性反映在劳动过程本身的特殊性，劳动的特殊性来自于劳动对象的客观性与劳动主体的主观性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的前提是劳动感性经验层面的客体优先性。“不同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 [3] 抽象的量化实则将这种异质的具体劳动变成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力损耗。因此，抽象劳动不再体现为不同主体的上手劳动，而是表现为劳动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器官与神经的消耗，主体反倒沦为劳动的工具与次要的附属地位。

在阿多诺看来，辩证法是关于质的辩证法。“量‘本身是一种质’。质在量的东西中保持自身的重要性，量复归于质。” [2] 抽象的同一性量化，不能丧失其质性的本属地位。质的东西必然在量中表现，一旦质在量的外在性中丧失其内在的根基，就发生了物化。阿多诺认为“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遗忘”，这种遗忘在辩证法的哲学层面，是对客体优先性的根本遗忘。客体质的非同一性被抽象的概念所取代，特殊的“杂多”被普遍的“齐一”所定义。个别的具体事物遭到概念的同一化暴力规定，这是概念拜物教的本质。在商品的生产与交换领域，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是质的“多”，而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是量的“一”。按照阿多诺的观点，同一性的交换价值本身是对使用价值的抽象，而并非全然统摄并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使用价值只有通过交换价值才能实现自身与保持自身，即在商品交换行为中达成对于物品用在性的真正实现。商品之间交换行为的必然性是量化的必然性，而是否发生“物化—异化”的关键在于：客体是否有从抽象的同一量化中返回自身质性的权能。

根据阿多诺的观点，量并非根本性的目的，而仅仅是质的往返式自守的手段。相较于非同一的否定辩证法，同一性的观念论蕴含着体系的强制暴力。“没有哪个关于量的见解，不是在重新返回到质时才获得它的意义、它的目标。即使统计学的认识目标也是质的，量化只是他的手段。理性的量化趋向于绝对化与自我反思缺乏是一致的。” [2] 观念论对于异质性的相对肯定是以绝对同一的同质性为根本前提，从而质沦为手段。在精神王国中达成的主客体同一，才是同一性哲学构建的最终目的。在阿多诺这里，哲学即辩证法的开端是非同一的质，而终点仍然是质。只不过质在与概念的缠结中依傍于抽象的量性，又通过否定这种量性而返回自身的否定。

笔者把这种对同一性的抽象量化的否定，从而复归于自身质性的权能，称之为“反身性”。简言之，反身性是在同一量化后对质的“暂时遗忘”，是手段性的将客体的客观优先性滞后而悬置。因此，遗忘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记起与再次承认，扬弃遗忘的过程是复归于质的内在性的祛序出离。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正反合三段论，在黑格尔那里的否定之否定后，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然而，阿多诺建立在否定辩证法基础上的，是反体系、反概念的质性呈现，同时也是抗拒概念拜物教的非同一性的否定性坚守。

因此，对于同一性的抽象量化不能仍然凭借同一性思维加以统一克服(作为物化意识的德国古典哲学)，而是首先对这种量化的客观来源予以应有的体认。同一性的抽象是历史性的社会存在中客观的交换过程所要求的，而非纯然主观上的观念意识幻象。抽象概念在还没有脱离事物整体之时，有其真实形式的客观性，而非虚假的客观性。“概念即使在陈述实际存在的事物时也是一种概念，这也没有改变概念本身是和非概念的整体交织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它同这个整体的唯一间隔就是它的物化——那种把它确立为一种概念的东西。” [4] 在阿多诺看来，概念是对杂多质性的抽象化一，是将具体事物个性交织同轨的概括与软化，但概念本身并没有脱离于作为事物的整体。概念是暂时性的对质的遗忘，概念对客体质性的抽象以自身的否定并回归于非概念为最终目的。概念仅是作为事物的概念而存在，而物化是概念获得虚假的客观性(产生间隔)，从而获得超离于客体的自在的“以太”之光(即马克思称为“普照的光”)。耀眼的同一性之光穿透此岸“被管理世界”的一切角落，将整个世界予以抽象形式化，从而产生了颠倒的真实性幻象。此时，概念并非作为事物的概念而存在，而是作为抽象统治的概念拜物教而存在。后文我们将知道，使得交换价值概念获得虚假客观性的，正是经过交换关系场域反向事物化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

在阿多诺的眼中，所谓的物化是一种遗忘，实际上这种遗忘是对客体质性的彻底遗忘，也便是不具有反身性的遗忘。具有反身性的遗忘是暂时的遗忘(非物化的抽象)，暂时性遗忘的目的是复归于非概念的客体的质性。反言之，真正的彻底的遗忘就是物化，物化表现为同一性的抽象概念获得虚假的客观性，从而对反身性的后退权能进行的强权褫夺。或者说，抽象概念所获得的自在的客观性，以一种伪上手的用在性阻碍与隔断对于客体的质性的“重新记忆”。正因如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商品交换的物化现象，客体的反身性消亡于“以太”的永恒白昼之中。在这其中，商品世界发生了神秘的多重事物化与异化颠倒，借助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反身性消亡的物化秘密将随着现象之间的关系解蔽而自行显露。

正如马克思所说：万事开头难。在政治经济学的起始点上，马克思对于价值实体与价值量的分析无疑是重中之重。对于货币的谜一般的价值形式，我们需要紧握“抽象”这一核心枢纽，以此考察价值的抽象实现过程。一方面，抽象化的实际过程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外部场域。另一方面，抽象的概念化过程经历了从简单形式到最终形式的演变发展。两个方面实则为一体化的自发生成的进程，即抽象同一化的外部实现与内部演进的现实统一。

价值抽象过程的出发点是交换关系中最为简单的形式：两个不同上手质性(使用价值)的商品的交换，其内部抽象出的价值关系就是最为简单与个别的价值形式。我们依然以马克思本人的例子作例：20码麻布 = 1件上衣。当这种交换过程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时，也就意味着最基始的同一性抽象得以发生。在最初级的简单商品交换中，作为抽象价值的上衣还尚未取得商品交换的共同尺度，从而这种交换过程必然是初始的、个别的。虽然价值已经表现出具体劳动的抽象化，但这种抽象化的过程还被限制在偶然的交换关系与交换场域中，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此时，同一性的抽象中还存有具体的物性直观在场，等价物还没有据有它自身发展脉络的最终形式。

只有当商品偶然的交换转变为普遍的交换，简单的价值形式抽象才能发展为扩大的价值形式抽象。这一情况便是“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 [1] 但是，从简单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价值形式，同一性的抽象只是在外在的社会层面发生了量的扩展，只具有规模上的增长意义，内在的抽象化程度没有发生真正的嬗变。这是因为，抽象过程中发挥等价作用的对象依然是具体形态的个别商品。为了克服在场性的物物交换的效率低下，人们将不同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商品之中，然后通过该商品去交换满足自身需要的其他商品。这一商品的形式就是一般等价形式，它在商品交换的关系场域中起到中介作用。因此，人们只有先将产品转化为作为一般价值形式的等价物，自身商品所蕴含的上手质性才能交换领域内获得承认，并转变为量性的交换价值。劳动产品荣获了它自身的“社会关系”。这一承认的过程实则是同一性的抽象过程，背后是人的具体劳动获得来自社会的承认，从而成为抽象的社会劳动。最终，一般价值形式被赋型在统一的物性形式——货币形式，货币取得一般等价物的普遍交换的性质。在货币的具体形式羽化登场之前，抽象的交换过程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性实存的现实交换场域。但是，货币使得交换关系彻底的固定与深嵌在货币载体的形式上。

在先前物性在场的商品交换活动(简单商品交换)中，抽象表现为交换活动的关系性存在。“一旦交换活动停止，这种关系场境自然也就会解构和消境，所以价值也只能通过抽象呈现出来，可马克思发现，商品的价值关系并不是仅仅停留于简单的观念抽象(交换活动中的换算和计数)中(有如西斯蒙第的“观念影子”)，也还通过现实发生的商品交换活动将商品中内含的‘对象化的劳动时间量’客观地抽象出来”。 [5] 这也就意味着，在具体的交换场域所发生的交换过程中，商品的价值是客观抽象出的“对象化的劳动时间量”，从而商品交换的最终抽象产物是历史性抽象的资产阶级的“财富一般”。因此，价值(货币)获得了全新的经济质——抽象的一般劳动，在抽象劳动的层面上价值获得了可量化的同一性；而价值的表现形式则是交换价值。价值是对不可见的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在这一客观抽象过程中，物性是始终缺场的。这一抽象的过程在人们的头脑、思维中进行，商品与商品之间抽象的社会关系场域在人们的思维中再现。马克思看到了价值的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对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一客观抽象的过程也将人与人的关系事物化为商品与商品的关系。藉此，价值的抽象化是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客观现象，只不过这种现象在历史的进程中被隐匿地埋藏在现实背后，成为“第二自然”。接踵而至，客体的反身性也在抽象的普遍统治下瓦解，交换价值伪饰成人们生产与交换的最终目的。具体劳动所生产的上手质性在这一过程中遭到遗忘，这是“物化—异化”的发生。这一现象的发生是由于客观抽象的价值进一步反向事物化，获得了全新的物性在场——货币的物质性、独立性存在，从而对质性复归的反身性权能造成物象遮蔽。

在客观抽象的过程中，代表同一性的价值形式发生了精深而微妙的变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予以深邃的阐述。商品的价值，即无法直观的关系场域存在，是物性缺场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商品交换关系发生的场域虽然是没有实在物性的交换场域，但这种商品之间的关系却是真实的经济关系。在此，商品价值关系的客观抽象以商品的上手质性(使用价值)的消失为前提。这意味着为了能够在交换关系场域中进行不同质性商品的对比，使用价值不得不遗忘和搁置，才能转化为客观抽象出的价值。马克思认识到，价值概念不是僵死的纽带，它实际上深嵌着人类普遍性、同一性的抽象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发生着无穷无尽的抽象量化活动，以对进入抽象场域的劳动产品予以同一化的失形处理(遗忘非同一的使用价值)，从而量化出作为商品价值的对象化劳动时间量。因此，进入这一交换抽象场域的前提便是商品的上手质性的解除；否则，任何劳动产品将被排斥出去，沦为不被认可的、无法量化的具体劳动产物。这一客观的抽象过程起初发生在思维中，其外在表现为简单商品的交换过程。然而，当商品交换进入到扩大的、复杂的交换关系中时，这种没有物性在场的抽象活动就无法胜任其本职工作。因此，随着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发展，在实际中必须存有一种特殊用在性的在场中介，进而达成客观抽象中的交换关系场域的“在场性”。于是，经过客观抽象的交换关系场域被反向事物化在一种物性的中介与手段中。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具有用在性的客观中介最初是无需大量具体劳动所对象化的天然贝壳、石头，在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能更好服务于量化需求的铜币、金银与纸币。从第一层面上看，货币本身是具有使用价值、用在性的物，这是制造货币的一般事物化劳动中对货币外在形态属性的客观编码与塑形。货币如同其他的劳动产品一样，需要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被生产与制造出来，成为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中介工具。但货币的事物化在人与人的交换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伪上手”的状态，这意味着在货币之中存在着矛盾与颠倒式的遮蔽。主体在上手的使用对象物时，其上手实践的目的指引应与对象物本身的使用价值呈现出一致性。例如，一把刀的使用价值是其自身的锋利属性，主体从事切割活动的目的与刀本身的用在性是一致的。然而，主体在使用货币这一操劳活动中，其无意识的真实目的是将货币本身当成价值，即货币本身就是价值本身，以此通过货币来表现商品的价值。“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与此相反，现实的货币的用在性是在交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以满足人与人之间交易的便利性，这种便利性源自于货币背后所隐藏的交换关系场域。交换关系场域本是不在场的，通过货币实则将这一物性缺场的场域再现出来。这一场域在货币的反向事物化遮蔽下，主体对同一性的交换关系场域发生了颠倒式遗忘。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并不是其他商品获得价值的原因，而正是其他商品才使得货币具有价值。于此，一种反向颠倒的货币拜物教产生出来。

在这种“伪上手”的货币使用中，主体一方面追求的是货币作为反向对象化的关系场域价值，因此是纯粹无物在场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在主体的实际经济活动中，与其发生关系的是物性在场的用在性货币实体。这样，在主体看来货币的用在性本身就是价值，而非其代表的抽象的交换关系场域。于是，主体将可见的、直观的在场经济事物(货币)当作为价值本身，从而“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场境(作为经济物相化初始层面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脱型自身且反向对象化和物性到场。” [5] 因此，物性缺场的交换关系场域，以一种“伪上手”的物性实体(即货币的用在性)获得了现实的在场。这种在场是货币一方面将客观抽象的交换关系场域予以替代，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这种关系场域的隐藏和可直观的有形物性再现。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作为一张印有特殊图案的纸张(这里的纸张指的是人类对象化劳动所客观生产的纸张实体)，它之所以具有购买到一切在其价值量之内的商品的能力，不是因为它物性赋形的纸张的自然属性本身，而是因为其暗藏了不在场的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场域。这一无法直观的交换关系场域本是短暂的，即伴随着现实交换活动的开始，抽象出的交换关系场域也就随之在思维中诞生出其概念；在交换活动结束后，客观抽象的交换关系场域便复归于具体的使用价值而消失。但客观抽象出的对象化劳动时间量使这一抽象过程转化为“永不消失”的普遍性存在，同时又由于客观抽象的交换关系场域反向事物化为货币，这就使得抽象的同质关系场域获得物性的现实外衣，从而正式成为主体既与情景中永恒的物性在场。

在历史性的社会存在中，人类具体劳动的抽象化是客观进行的，并有其概念发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这是因为价值这一概念最初本就是思维的产物，思维试图去把握现实中的劳动产品，必然采用思维本身的同一性模式，对异质性的劳动产品进行不在场的客观抽象。然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客观抽象还仅是局部的、偶然的。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境遇中，人对人的统治与人对人的依赖性是该时期的主要社会特征。因此，在实践生产与交换生活的经济领域，此时的人是保有反身性的：其一，同一性的抽象尚未笼罩并统治整个世界，个人虽然饱受生产力的低下与人与人的不平等，但从某种方面来看，他也因此幸免于同一化的世界之完成。其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的抽象在社会的商品交换领域也有发生，但此时不可能形成整体的世界商品市场，商品交换只是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并非彻底性的。其三，同一性的抽象由于尚未完全统治经济领域，该时期的货币自然也没有取得至高无上的颠倒地位，以至于反过来赋予抽象概念以现实肉身。暂时性的“遗忘”仍会发生，但重新“记起”的反身权能没有被褫夺。世界在“绝对精神”完成它的最后构图前，保留着质性复归的没有同一性光照的暗域。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商品体系下普遍交换的裁伐殆尽，同一性完成其抽象的绝对统治，这也意味着反身性的消亡。首先，同一性的抽象延伸并扩展至世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相较于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这在阿多诺的时代更为鲜明的体现出来。其次，商品的生产与交换领域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同一性的抽象统治最为彻底的社会领域。这也就意味着，人的生产劳动的蹊径目的只能被钳制为同一性的抽象价值。使用价值则贬黜为手段而囿于遗忘，人的生产活动淹没在以抽象价值为导向的关联指引中。最后，由于商品的普遍交换，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般等价物，表现为物性在场的伪上手之物。这种伪上手的货币对客观抽象的交换关系场域进行了颠倒性遮蔽，因此主体将货币的用在性误认是价值本身并进行物象崇拜。“那种不可消解的东西，哲学屈服于他，并且观念论的离开了他，拜物教就存在于他的如此这般的—而非其他的存在中，拜物教是存在者的不可消除性。” [2] 货币作为用在性的客观之物，正是不违常识的现成存在者。同一性的客观抽象——价值，其不在场的客观性凭借伪上手货币的现实使用场境，而获得在场的虚假客观性。正因如此，价值(同一性的抽象概念)以缺场的方式物性的到场，从而主体在这一事物化与物化的领域中，彻底失去反身性——复归于质的权能。当抽象的概念获得其实在的“伪上手”肉身，便反过来对抽象的来源进行多重的颠倒与隐性的遮蔽。物化(作为异化的物化)是一种特殊的遗忘，实际上是在物性在场的幻象中，无法重新记起与承认质性的彻底遗忘。

从商品交换到货币拜物教的颠倒幻象，再通往抽象的资本(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整体统治，同一性的抽象概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其在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并一刻不停地投射向世界的其他领域，完成此岸的“颠倒的世界”。于此同时，伴随着同一性的抽象统治的是反身性的消亡。“伪上手”的货币让抽象的量性形式荣获真实、切身的体验，并在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实践循环中，规训、销蚀与夷平着此岸的人们。货币，作为物性在场的用在性中介，成为人与人之间永恒的交往中介。一方面，货币作为经济交换领域的价值中介，人与人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也表现为对彼此的漠不关心与冷眼旁观，他者在本质鸿沟上成为我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属于主体的对象性劳动与劳动产品的上手质性遭到遗忘与抛弃。这是因为，对于上手质性复归返还的可能性被普遍统治的抽象概念所阻断，又在“伪上手”的货币使用中对这一抽象进行遮蔽。可直观的物性幻象在现实中发生作用，以神秘的宗教形式引诱着人，从而获取来自此岸人们的崇拜与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