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于同一概念的使用赋予的内涵往往存在差异，张载、程颐、王安石、苏轼等人虽都认为“道”为万物本源，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然而其落脚点却是极不同的。因此，对苏轼哲学思想的认识不应当局限于这些常用概念本身，而应当建立在他的终极关怀上，关注他对宇宙生成的具体论述。

宋代哲人都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这点在苏轼这里同样成立。在他的哲学体系中，“道”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宇宙的根本，也是阴阳二气矛盾斗争的统一体。他在解释《周易》中“一阴一阳谓之道”说道：“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委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夹。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 [2] , p. 351)这段话首先划清了物与阴阳的界限，凡可见者是物非阴阳。然而阴阳并非可有可无，它是物得以自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其次解释“阴阳”与“道”非二物，因为“道”之恍惚不可捉摸的特性使得这种由“道”而“物”的充分必要条件难以讲明，所以借“阴阳”来“喻道之似”。如此看来对于“道”与“阴阳”有两点是可以明晰的：一是“道”为物自生之根本，是“阴阳”的统一体；二是“阴阳未交而物未生”是一种向世人介绍“道”的方便之法，是以“喻道之似”来解决“道之难言”的问题，而并非将“道”与“阴阳”二分。

说明了“道”与“阴阳”的关系，苏轼讲述了阴阳相交而生物的过程。“阴阳之相化，天一为水。六者其壮，而一者其稚也。夫物老死于坤，而萌芽于复。故水者，物之终始也。”( [4] , p. 1200)又说“阴阳之始交，天一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气而后生”( [4] , p. 3035)水作为五行之首，是阴阳相交最先产生的物质。五行又是万物的基础，天下万物无所不用五行，五行为天地万物的转化提供了渠道和媒介。五行而后天地，他说“缊，蓄也，阴阳相缊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故为易之缊。乾坤之于易，犹日之于岁也，除日而求岁，岂可得哉！故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易不可见，则乾为独阳，坤为独阴，生生之功息矣。”( [5] , p. 182)阴阳相蓄而后才能生成万物，对于“乾坤”和“易”的关系，苏轼认为“乾坤”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生生之祖”；“乾坤”与“易”就像是太阳与年岁之间的关系，太阳的不停运转产生了年岁，“乾坤”通过“易”的方式产生了万事万物。

阴阳交而生五行，五行生乾坤，乾坤相缊万物生，物转相生，生生不已。讲明了道生万物的过程，这种规律性的运转是否在阴阳未始交之时就不存在，即阴阳未始交的状态下就不存在“易”？答案是否定的。他在解释“生生之谓易”中说：“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德无丧，无吉无凶。方是之时，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见，故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有生有物，物转相生，而吉凶得丧之变备矣。方是之时，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故谓之易，而不谓之道。”( [2] , p. 357)首先确定了在阴阳未交物未生的阶段，“易”同样存在；其次，这里进一步厘清“道”与“易”两者的关系，“道”为宇宙之根本，然而这种根本性的存在是超绝言象的，是恍惚、难以名状的，由“道”到“物”之后，人们能把握到他的运行规律却不见“道”。事实上，“易”不仅是万物产生之后的运动规律，这种规律与“道”是一体的，只不过廓然无一物之际无法觉察。如此，物未生阶段“易存乎其间而人莫见”，物已生阶段“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至此，苏轼对于宇宙演变的过程已经基本清晰了。

苏轼继承和发展了“水”的概念，通过加入了“水”的阶段以明晰“道”与“万物”之间的演变关系，赋予了“水几于道”基础上的宇宙演变阶段性产物的新内容。水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老子思想中对于“水”的概念十分注重，“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恶，故几于道。”( [6] , p. 89)，“无为而无不为”( [6] , p. 209)，“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6] , p. 154)。水为至善之物，虽看似柔弱实则胜刚强，虽无所为却也因此能够无所不为，因此水在《老子》中对“道”性的诠释是老子智慧的具象化。可以说，苏轼对于“水”的创新究其根源是老子。

苏轼通过“水”的加入直观化“道”与“物”的关系。他说：“‘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 [7] , p. 291)阴阳未交之时，只是看似廓然无一物，实则有“道”其中。而用水来说明“道”是最直观的，因为水的特性与“道”最为相似，即“水几于道”，以“水”再次明确了“道”的物质性特征。借用与之相似的戴震的说法便是：“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行质，是谓形而上者，非形而下明矣。”( [8] , p. 321)即还未生成各种事物的阴阳五行之气是形而上的，五行之气未形成之前同样是形而上的，而各种各样的事物是形而下的。依照他的说法，所谓的“道”与“物”、“有”与“无”是相对于定质常形论断的；“道”是无定质无常形的，“物”是有定质有常形的。于此，苏轼继续使用“水”的概念讲明无定质无常形到有定质有常形的变化。

通过“水”的加入讲明由“道”到“物”的演变过程。在通过“水”讲明道在阴阳未交之时的状态，苏轼进一步分解了阴阳相交之后由“道”到“物”的过程。首先“道”的内部存在相互对立的“阴”与“阳”，阴阳不断运动变化，他说“上而为阳，其渐必虚，下而为阴，其渐必实，无为大始，有为成物。( [2] , p. 345)其中提到“渐”的运动方式，所谓“渐”，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朝其对立面转化。他还说过“水，至阴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后生者，阴不得阳、则终不得蒸而成也。火，至阳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后生者，阳不得阴，则无所傅而见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阴阳之相加......苟不相加，则虽有阴阳之资，而无五行之用。”( [9] , p. 265)其中提到“加”的运动方式。所谓“加”就是事物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生的矛盾转化。综合以上内容阴阳的运动方式是“渐”而“加”。“阴阳”通过“渐而加”的方式产生五行，五行当中首先产生的是“水”，而后是“火”、“木”、“金”、“土”。五行产生之后，便有了产生世界万物最基本的物质，而后能够产生天地等万物，如此，从无定质无常形的“道”到有定质有常形的万物至此便清晰明了。

另外，通过苏轼宇宙观可以看出其“道”论与老子的哲学颇有相似之处，其中的“道”与阴阳二气、万物本为一体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而其创新之处在于“水”的概念的变迁。相比老子以“水”的特性描述“道”的性质，苏轼则进一步明确了水是万物化生的一个环节，是最先产生于“道”的“物”，是“道与物接”、“物中有道”的体现。天下万物“无所不用五行”，五行是世间万物的基础，而水在五行中是第一位的，于此基础上在产生剩余的“火”“木”“金”“土”。“水”直接参与了由“道”到“物”的其中一个环节，通过水生万物的方式合理化由“道”到“物”的过程。苏轼宇宙观中对“水”的把握从老子以“水”喻“道”进一步发展至将“水”直接作为“道”衍生万物的重要一环，他不再追问《易经》中“太极”是什么的问题，将其过渡到老子的“道”，将世界廓然无一物的宇宙本体既称之为“道”，也称之为“太极”，其宇宙观的重点放在了“道”之规律，即“道”为体，“易”为用上。这种对于“道”规律性的把握侧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渗透在了苏轼的人生之中，也成为苏轼哲学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宋代的重要支撑。

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索出发点不同，哲学体系的落脚点也会有所差异。就以宋代来说，二程的理学重义理，其目标是为纲常伦理的社会规则寻找依据；王安石重视天道的变易为变法寻找依据。反观苏轼，其一生三起三落，他寻找的是个体自身乃至人类层面的自得自洽之法，他要为个体失意人生寻得依靠。因而，苏轼对于宇宙观的研究最终必然会过渡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

苏轼认为“道”是无具体形态然客观存在的实体，有着难以名状的特点，因而借助阴阳来表达，即“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二气与“道”并非二物，阴阳二气由“道”生发，在二气未交之际，世间廓然无一物独有一个“道”；在二气相交之时，生五行而后万物。“道”不仅仅是万物得以生的根本性存在，同时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规律。他认为“道”生万物又潜行于万物以作规范，所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10] , p. 172)在苏轼看来，万物当循道而行，而人也应当循道而行，即“道之大全”的特性。“道”之“全”意为 “道”无所不包，既是宇宙运转的自然之道，也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道理。“性之至者亦曰命”( [10] , p. 258)，人之“性”由“道”而生，人的生命顺应“道”至其最高境界就能做到“性”“命”的高度统一。苏轼哲学思想里将“道”、“性”与“命”三者进行超越性的统一，在其宇宙观基础上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范式。人作为万物最为精妙的存在，是阴阳相交所生，对于自然的把握、“道”的充分继承才能做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苏轼从其“道”论出发论天下万物，对人乃至世间万物充满着人文关怀，也从其宇宙观出发揭示了他对于“天人合一”的和谐愿景。

战国时期的《管子·水地篇》就曾说过“水”是“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 ; 美恶、贤不肖、愚 俊之所产也。”( [11] , p. 211)西方哲学史中也曾有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因而，在中外哲学史范畴，“水”这一物质都曾作为十分重要的概念存在，蕴含着哲学最基本也最深奥的道理。而在苏轼宇宙观中，“水”之重要程度只会更甚，是万物化生的一个环节，是最先产生于“道”的“物”，是阴阳相交之下“道”的具像化呈现，是“道与物接”、“物中有道”的体现，从这个层面“水”的不囿于一物让其具备了成为一切的可能，即可谓上通于“道”，下达于物。也正是因为“水之无形，随物赋形”，让它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道”，但却是“道”最直接的显现。苏轼的哲学思想从宇宙观出发，讨论宇宙的生成、存在，在对“水”与“道”共性的把握下反哺自己的人生。苏轼认为“今夫水在天地之间，下则为江湖井泉，上则为雨露霜雪，皆同 一 味之甘。是以变化往来，有逝而无竭。”( [12] , p. 15)水之变，可为雨露霜雪、江湖井泉，而这些都是“同一味之甘”。“水”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承担了关键作用，同时在苏轼的人生中也成就了他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违自然之理的生态哲学之道，顺兴而为而又无为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