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在“中国知网”平台的“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中，根据综合影响因和复合影响因子高低，选取了3个公共管理领域顶尖期刊：中国行政管理(综合影响因子：3.151，复合影响因子：4.937)，行政论坛(综合影响因子：2.632，复合影响因子：4.470)，公共行政评论(综合影响因子：2.504，复合影响因子：3.558)。虽然公共管理学报(综合影响因子：5.564，复合影响因子：7.772)并未在“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的分类下，但是由于公共管理学报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顶尖期刊，因此也将其作为样本期刊进行分析。

研究者对4个期刊2018年1月~2022年11月的所有文献进行阅读梳理，梳理过程中，提取文献研究中明确提到使用的研究方法。在梳理过程中，剔除了期刊中的会议综述、博士论文摘要、专栏导语、书评、思想探析以及“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卷首文、他山之石等文献。研究者对部分未明确数据收集方法或具体研究方法的文献，通过人工阅读确定其具体方法，实在不能明确的文献进行删除处理。研究最终得到样本文献1973篇，以此进行下文的统计分析。本研究使用Excel、SPSS软件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内容分析法是对被记载下来的人类传播媒介的研究，如书籍、网站、绘画和法律(艾尔·巴比，2009) [13]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量化分析方法，旨在对文本材料进行分类，将其简化为更加相关的、容易处理的数据单位(江亚洲，郁建兴；2019) [26] 。本文意在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对近五年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的应用情况进行分类和统计分析。以期对当下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与工具方面的使用情况给予一定的展示，为其他相关学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学习。

本研究将统计分析项目分为文献来源、发表时间、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方法、具体研究方法、统计分析软件等项目，使用文献整理所获得的资料数据来完善相应的研究指标，制作完整的编码框，并按照编码框的数据来进行文献的统计分析。

文献的来源分为“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行政论坛”“中国行政管理”。

发表时间分为“2018、“2019”“2020”“2021”“2022”。

研究范式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混合研究”。

基于已有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本文的实际研究，对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研究以归纳为主，因此，以下对方法的分类均来自对样本文献的整理。

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具体分为5种，分别是：田野调查法/实地调研、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与其他，因为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献均使用两种及以上的数据收集方法。因此，在具体分析中，对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进行了穷尽性分类(即每一篇文献只能归入一种类型)，对每一种数据收集方法的组合进行了频率统计，详细分析见第四部分。具体分析方法总结得出案例研究法、扎根理论、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比较研究法、文本分析法与其它6种。

经过文献梳理得出定量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为文献法、问卷调查法与实验法3种。具体研究方法在定量研究中的表现较为复杂，方法种类繁多，且大多数文献均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因此，借鉴已有研究的分类，文章将对定量研究主要的14种方法进行频率分析(即每一篇文献可能归入多种方法类别中)，分别为：社会网络分析、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双重差分法、倾向得分法、模型检验、效应检验、结构方程、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事件史分析、政策文本计量法。

在后续的分析中，定性研究与混合研究中出现频率为1的分析软件不进行报告，定量研究中出现频率低于4的不进行报告。

首先，对文献的来源与研究范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如 表1 所示。根据 表1 可以看出，从2018年到2022年，公共管理领域学者们在研究范式上的运用概况如下：其中，规范研究的使用频率总占比38.9%。

此外，根据汇报结果可以对各期刊文献在研究范式上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公共管理学报(规范研究3.6%，实证研究96.4%)和公共行政评论(规范研究14.6%，实证研究85.4%)较少使用规范研究，基本上以实证研究为主。行政论坛(规范研究64.1%，实证研究35.9%)则更多使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中国行政管理(规范研究41.6%，实证研究58.4%)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使用上较为均匀。

使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实证研究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三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如 表1 所示，在实证研究中，定性研究占比63.5%，定量研究占比30.5%，混合研究占比6%。将文献来源纳入分析框架后可对各个期刊在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上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在定性研究维度上，公共管理学报(66.8%)、行政论坛(63.6%)、中国行政管理(71.5%)三个期刊各自的分析结果都显示定性研究占比要高于定量研究。而公共行政评论的定量研究(52.6%)要略高于定性研究(41.5%)。公共管理学报(6.6%)、公共行政评论(6.0%)、中国行政管理(6.5%)三个期刊中混合研究占比差异不大，而行政论坛(3.7%)相对较低。

将时间维度纳入分析框架后使用SPSS23.0对研究范式与方法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如 图1 、 图2 所示，可以看出从2018年到2022年，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混合研究二者上的差异并不大。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样本分布的时间跨度较短，研究方法的变化是一个曲折向前变化的过程，仅仅5年无法观察出十分明显的变动。

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统计结果如 表2 所示。根据报告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在定性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研究都使用访谈法(35.4%%)进行数据收集，其次是文献法(32.9%)，定性研究中的文献法主要是指官方的政策文件、已有的研究成果、网络平台上的文本、媒体报道等关于文本化信息的资料。访谈法、观察法与文献法(13.2%)作为一种三角互证的数据收集方法，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使用频率仅次于访谈法和文献法，相信在未来该数据收集方法组合会被更多研究者选择。

注：因为有的研究中将田野调查法与实地调研具体分为访谈法、观察法等，因此为了便于分析，当前后二者同时出现时仅报告后者；因此，表中的田野调查法与实地调研均为单独出现的频率。文献法在众多文献中被使用，但是更多是作为辅助材料，因此表中文献法仅为单独出现的频率。

定量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相对较为单一，分为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具体分析结果如 表3 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知，公共管理领域在近几年的定量研究中，较多地使用文献法(76.1%)进行数据的采集，这一点与史晓姣等学者(2023) [25] 的研究结果类似；定量研究中的文献法更多的是政策文件、面板数据、统计年鉴、已有的调查数据如CHIP、CGSS等易于进行量化的数据。而实验法的使用尚有不足，仅占6.8%。

注：三种方法有交叉出现，表中报告的文献法为单独出现的频率但是减去实验法中通过文献法获取数据的文献，表中报告的问卷调查法是出现了问卷调查法(不考虑文献法)但是减去实验法中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的文献。

混合研究中数据收集方法统计分析结果如 表4 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以看出，混合研究中文献法(75.0%)、访谈法(63.9%)和问卷法(50.0%)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三种方法。

在进行文献阅读过程中，可以发现许多混合研究在数据收集方法上的交叉使用情况如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等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来进行问卷指标的确立，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量化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张婵娟，2020) [27] ；或者将定性研究的访谈法与问卷调查的量化分析结果互相作为支撑与证明(黄锐，2018；邓理，2020) [28] [29] 。

注：由于混合研究法所使用的方法组合较多，在此仅汇报各种方法被使用的频率。

定性研究的文献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的使用情况如 表5 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以看出近几年学者们在进行定性研究时更倾向采用案例研究法(66.8%)，案例研究法已经占据了定性研究的半壁江山，这一点与史晓姣等学者(2023)的研究结果相同；关于案例研究的使用频率日益升高这一现象，近几年来已经有学者给予关注并进行相关的讨论(侯志阳，张翔；2020；蒙克，李朔严；2020；于文轩，2020) [30] [31] [32] 。

在越来越多学者选取案例研究作为研究方法的同时，学界也对此现象给予相应的重视，管理世界(毛基业，陈诚；2017) [33] 、公共管理学报(黄欣卓，李大宇；2022) [34] 、公共管理评论(本刊编辑部，2021) [35] 等顶尖期刊召开了案例研究的专题讨论会议或论坛，针对如何更好写出中国本土化的案例研究论文进行学术探讨，对领域内学者在使用案例研究方法时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建议；集众人之智共同推动案例研究方法的在中国的更好发展与更好应用。

定量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统计结果如 表6 所示，对14种方法进行统计，发现回归分析(44.6%)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方法。44.6%的定量研究文章都对研究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是探讨变量之间较为复杂关系的首选方法；而回归分析的具体使用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比如断点回归(李晓方，孟庆国，王友奎；2021) [36] 、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岳经纶，张虎平；2018) [37] 、基准回归(廖福崇，2020) [38] 等。紧跟其后的是描述性统计分析(40.5%)，大多数的定量研究文章在进行分析的第一步都是先对变量或者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这也是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

注：由于定量研究具体方法可能重复出现在同一文献中，因此仅报告表格中各方法被使用的频率。

统计结果表明，与以前公共管理领域的定量研究相比，近几年公共管理领域的定量研究不再仅局限于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而是交叉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有的研究者加入了中介效应或(与)调节效应的检验(柯江林，闫晓岑，蒋一凡；2020；蒋光明，2022) [39] [40] ；有的学者引入了相关模型来对研究样本进行检验(王芳，余莎，陈硕；2020) [41] ；有的学者在上述基础上进行了稳健性、异质性的检验(武永超，2021) [42] 。这也说明，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定量研究的使用上正在朝着多样化、复杂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发展。

对混合研究具体研究方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 表7 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以看出混合研究中描述性统计分析(45.8%)、案例研究法(34.7%)与回归分析(31.9%)三种方法的使用频率最高。

混合研究具体分析方法的使用上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形式：有的研究通过扎根理论探索因素，构建模型，再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来进行检验(谭新雨，2019) [43] ；有的研究先进性量化分析，再进行案例讨论来验证量化分析结果(范梓腾，2018) [44] ；有的研究先进行案例研究，然后使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韩燕，2021) [45] ；有的研究则是先对量化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质性的结果讨论(刘振春，2022) [46] 。混合研究在分析方法上的表现形式和组合形式较为多样，但都是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种方法来对研究对象进行不同角度、不同维度的深入探讨，以期能够获得更加真实准确、深入本质内里的结论。

注：由于混合研究法所使用的方法组合较多，在此仅汇报各种方法被使用的频率。

在文献中明确提到使用了某种分析软件的文献有200篇，其中定性研究的52篇，定量研究126篇，混合研究22篇。对各种分析软件进行整理结果如 表8 所示，根据汇报结果可知在定性研究中Nvivo软件(46.15%)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分析软件，其次是QCA/fs/QCA软件(40.38%)。定量研究更多是运用SPSS (31.75%)与stata (13.49%)进行分析。

从 表8 中可知，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会使用更多种类和频次的分析软件；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定性研究更多是研究者对数据进行的文字的讨论和语言的描述；而定量研究则主要是对数据化的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对各变量间关系的探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借助软件工具来进行。

对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范式上的应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如 图3 所示。通过直方图可以直观地看出，从1982年到2022年，国内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范式的变化趋势是规范研究占比不断下降，从1982~1995年的80.6%到1996~2005年间的65.8%，到2006~2012年时基本与实证研究持平(45.7%)。到2018~2022年，规范研究(38.9%)已经低于实证研究(61.1%)。

实证研究的数量则与日俱增，从最初的19.4%到现在的61.1%，短短40年间，增速达到41.7%。可以看出当前在公共管理领域，实证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国外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规范研究占比已经低于实证研究，而到了2010年左右，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比例已经接近3:7。可以看出，在10年前，国外公共管理领域已经开始将实证研究作为主流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方法的应用上都呈现出规范研究减少而实证研究增加的趋势，只不过是一个前一个后的形态。

在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混合研究)的讨论中，样本文献中大部分并未对混合研究进行讨论，因此本研究不对混合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将本研究结果与范柏乃学者等人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具体分析结果如 图4 所示。

图4. 国内外研究关于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根据 图4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公共管理学重建初期，国内的实证研究一直以定性研究为主(98.10%)；迄今为止，定性研究仍然占比较高。定量研究在实证研究中的占比一直较低，但是定量研究的占比在不断上升1.90%~5.40%~11.70%~30.5%。虽然时至今日，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在实证研究的使用上仍然不平衡，但是纵观整个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定量研究在不断地发展进步，越来越受到公共管理领域重视。

因此国外定性研究的样本从2001年开始。虽然仅有两个样本进行比较，但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国外定性研究数量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国外对定量研究的使用从28%上升到58.3%，可以看出定量研究在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偏好。

综上所述：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趋势都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定性研究占比下降，定量研究占比升高。近年来，国内外都开始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根据比较结果可以看出，国外在定量研究的探究上开始的很早(1975左右)，且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定量研究占比已经略高于定性研究。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基本没有涉及定量研究(1.9%)。国内一直到近五年，定量研究的占比才开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