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女儿参与养老已成为当前农村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女儿养老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在家庭人口结构转变和养老成本增加背景下，儿子养老行为的弱化为女儿养老提供了空间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带来的家庭养老责任的重新配置。

在中国传统的农村家庭中，“养儿防老”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直以来的传统，这也是大多数农民家庭追求生子的原因。在华北地区的大部分村庄中，儿子是赡养责任的主体。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家庭为实现城市化目标越来越多的子代选择进城打工，父代的传统的耕作经验对子代的价值已大不如前。农民家庭的再生产需要代际合力来实现，子代家庭的发展需要父代给予强力支持，家庭发展的巨大压力也打破代际间的平衡。农村男性的养老意愿和养老能力明显降低，子代为父代提供养老资源也不断压缩 [3] ，儿子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传统社会中儿子赡养父母的义务在时代变迁下出现裂痕，“养儿防老”不再是一种硬性约束 [16] ，有名无实现象越发普遍。

儿子养老功能的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女儿养老的空间和潜力。其一，家庭结构小型化是女儿参与养老重要原因，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养老格局的变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当家庭中没有儿子时，女儿养老成为一种老人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其二，在社会和家庭转型期，家庭关系的理性化和家庭的发展目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养老成为老人和儿子的利益博弈，儿子养老的弱化，逐渐将女儿卷入对娘家的养老责任中来。其三，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村地区女性主家的局面日益增多，男性外出打工也使得女性有更多参与和主导家庭事务的机会，减少了儿子参与的养老的机会，却增大了女儿参与养老的空间。农村家庭女儿参与养老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儿子养老的不足，推动了家庭养老的新发展。

在养老责任的配置中，女性地位的提升是越来越多农村家庭女儿参与养老的关键原因。女性地位的崛起使她们开始打破了嫁娶规则，强化对娘家支持。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责任，更强调女性作为儿媳的公婆赡养责任，而选择忽视女性作为女儿对原生家庭的赡养责任，父母对女儿的赡养预期也存在明显不足。随着女性权利逐渐觉醒，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女性可以作为独立个体参与市场劳动，经济上的独立带来了家庭地位的提升，由此重塑了农村家庭的权利结构。

女儿与父母间本就有天然的情感联系和互动优势，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使女儿养老的可能进一步加强。女儿参与养老与儿子不同的是，更多出于对父代的“情分”，而非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女儿通常会在逢年过节给父母拿些现金和日用品，分担家务劳动等减轻父母的负担。一方面女性经济的独立使得其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上具有较高的话语权，不用依附于婆家就能为娘家提供经济支持，这也强化了女儿与娘家的联系。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儿子和女儿拥有同样的赋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财产继承权利。但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家庭女儿在养老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子女参与养老的差异逐渐缩小，但子女参与财产继承方面存在着严重差异。女儿在家庭赡养责任增大的同时，并没有被赋予相应的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利，这也成为制约女儿参与家庭养老的重要原因。

在传统的父系传承制度中，只有儿子拥有家庭财产继承的权利，女儿被排除在财产继承之外。村落传统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总落后于社会结构的准变。从夫居的家庭制度根深蒂固，尽管当下村落中，女儿和儿子一样承担起父母的赡养责任，但依然没有财产继承的资格。女儿孝敬父母被认为是一种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儿子才是赡养父母并参与财产继承的主体。虽然，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感受到女儿的重要性，但依然不承认女儿的财产继承权利。甚至女儿孝敬父母，但不参与财产继承成为一种邻里间推崇的乡村风俗。

极少农村家庭女儿拥有和儿子同等的家庭财产继承权，这也与女儿参与财产继承的动力和意识不足有关。一方面，在大部分农村家庭中，父母年老后的家庭财产多是一些土地、房屋，女儿出嫁离开村庄后，这些家产对女儿的用处较少，女儿缺乏财产继承的动力。另一方面，与儿子养老的经济理性逻辑不同的是，女儿更多是出于情感逻辑，女性赡养父母更多是出于对父母抚养的报答之情和对兄弟的照顾之情。在财产继承上，不计较父母剥夺自己的财产继承权利，也不愿意因家庭利益的分配引发矛盾冲突，影响家庭关系。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在农村社会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男性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收入的来源，他们通常在家庭财务的使用和支配上也更占据主导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对自己娘家的经济帮助 [19] 。

传统社会中儿子赡养父母的义务与继承家庭财产权利双向代际互动在时代变迁已开始松动，原本权责平衡的儿子继承家产，履行赡养义务逐渐被打破，女儿对原生家庭的反馈越来越多，养老责任越来越大，却没有拥有儿子同等参与家庭财产继承的实际权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此造成了女儿参与养老与财产继承权责不对等的局面。女儿参与养老与财产继承的权责失衡也成为制约女儿养老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女儿赡养责任和财产继承权利牵涉到婚姻中两方家庭间利益再分配。女性参与原生家庭养老，但不参与财产继承，对于其兄弟来说，可以继承家庭财产的同时，转移部分责任和赡养压力；而对于其夫家而言却只是赡养资源减少。在女儿极为有限的原生家庭财产继承权利下，承担更多的赡养责任，必然会引起公婆和丈夫的不满情绪和行为。但从法律角度来看，儿媳并无赡养的义务，但基于传统习惯，婆婆仍希望儿媳能够尽孝道，父母应由其兄弟来赡养。一些婆婆可能以自己女儿的赡养为荣，却未必认同儿媳赡养其父母的行为，这种不平衡的女儿赡养责任和财产继承权利无疑会加剧夫妻双方家庭的紧张关系 [20] 。

传统习惯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实体，它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路径，在人类社会中持续存在并且会在现实生活中制约着人类的行为选择。农村老年人对赡养主体的偏好就体现了“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习惯，这种文化习惯对老人养老策略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传统社会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权责分明的制度性安排。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依然在指引着老年人的养老选择，并且传统观念越强的老年人，越不能接受自己年老时由女儿为自己养老送终，就造成了女儿养老有实无名的现象。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外流加上家庭结构的转变，很多子女都不在父母的身边，他们照料和陪伴父母的时间很少，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相比较而言更为空虚。很多农村老年人缺乏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上了年纪以后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失去了对生活求新和探索的热情，造成了农村老年人缺乏与时俱进的家庭养老与财产继承观念。无论儿子是否承担养老责任，都认为儿子是家庭财产的继承人，女儿承担再多赡养责任，都无权参与财产继承。

从夫居的婚姻制度下，儿子成家立业是华北地区父代的重要人生任务，这也是造成农村家庭儿子、女儿家庭权责不对等的重要原因。随着进城生活居住成为必然趋势，而仅凭子代自身能力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势必要通过强化家庭代际支持的方式来增强子代的城市化能力。农民家庭为了能够进入县城实现稳定的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目标，就需要极强的代际支持，这就造成了代际关系的失衡。华北地区农村家庭的父母习惯于将全部积蓄转移给儿子，帮助其成家立业。在这种无限的代际支持下，年轻一代对上的养老责任和家庭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已经构成了难以调适的矛盾。为实现家庭发展目标，在送儿子进城的过程中，也无疑强化女儿的赡养义务的同时剥夺者了其财产继承权利。

“谁养老，谁就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这在传统社会中一直是老人和子女之间不成文的契约。一般来说，家庭的财产都由儿子来继承，同时他们也承担着为父母养老的责任。女儿在出嫁之后离开了娘家，一般就不负有为父母养老的义务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因为财产继承的纷争，有些娘家的兄弟会阻止她们对父母进行养老行为，而婆家也会认为，媳妇没有财产继承权，就不应该去赡养娘家的人，从而使得女儿长期被排除在家庭养老的主体之外。女性处于情感的考量，为了家庭的和谐也不愿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儿有着对原生家庭的偏好使她们主动地参与到家庭养老当中，女儿们虽然为父母提供了物质经济、生活照顾和精神方面的支持，甚至在一些资源的供给方面超过了儿子。社会提出的男性要结婚就得买房、买车等等要求也使他们经济压力加大，于是就把养老的压力转移到自己的姐姐妹妹身上，和她们“均摊”医药费、丧葬费等重大经济支出，女性更多认为自己有养老的义务，也有照顾兄弟的义务，默认了自己参与养老但没有财产继承权这一事实。但这种不对等会严重打击女儿养老的积极性，阻碍了女儿养老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传统社会父权制文化塑造的养儿防老等性别伦理将女性排除在父代家庭养老之外，同时父代也对女儿养老不抱有期待 [21] 。随着现代性进入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发生改变，但人们的养老观念却没有被彻底解放出来。因此营造一种新型家庭养老文化，促进女儿养老的合法、合理、合情，对缓解当下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网络、媒体、农村社区宣传栏等多种手段，线上线下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承者”的文化观念，女儿和儿子一样都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 [22] 。其次，应根据家庭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家庭养老结构。独生子女的父母调整养老预期，从传统的“养老防老”中解脱出来，树立“自主养老”、“互助养老”观念，打破单一的养老观念。也可结合家庭结构和发展现实灵活调整为“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女婿养老”、“隔代养老”等相互补充的多元养老体系，营造“人人敬老、人人养老”的文化氛围和社会舆论。

尽管民间传统的风俗习惯仍然是农民行动的重要依据，但国家力量已逐步下沉到基层，影响着农村传统的养老观念和规范。为积极应对农村老龄化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致力于消除女儿参与养老的各种制度和舆论障碍，促进代际良性互动，推动和完善新型赡养秩序的形成。在不同地区、不同村子，应该根据村子的实际情况对支持养老的女儿予以一定的补贴和奖励。国家应对于女儿养老的农村家庭，应该制定相关的补助和奖励政策，对提供了养老的女儿提供权益上的保障和政策上的倾斜，保障农村女儿养老的平稳推进。

长期以来，为支持子代家庭的发展，农村父母习惯于把积蓄转移给成家的儿子。至于个人年老体衰丧失自立能力后的养老问题，则没有细致的规划，一些年老后无法获得子代养老保障的老人，甚至出现自杀行为，十分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而随着农民家庭少子化趋势的出现，家庭权力的转移，原本双向平衡的父子间的“抚养–赡养”关系被打破了。父母对儿子有极大的付出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儿子对父母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却是越来越少。因此，父母如何平衡家庭资源投入和赡养责任也成为一种智慧。虽然，子女多数并不否认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其赡养态度也受往父代在抚育过程中的公平投入和家庭财产分配的影响，父母若在这些方面能够对子和女一视同仁，既可以减少日后的赡养纠纷，也有利于子女做到孝养并举。

完善健全财产继承和分配相关的法律法规，女儿也履行了赡养老人的义务的要保障儿子与女儿拥有平等继承权。赡养人应该履行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赡养义务，不得以此为借口推脱赡养责任。在有必要的农村成立风俗活动小组，提倡新型养老观念，促进儿子与女儿共同发挥作用。同时村委会在完全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也可以对这方面进行一定的调节和监管，发挥基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