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的概括的说来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围绕着两者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和地位展开。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建立了以“现实的人”为前提的实践哲学。在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1] 。费尔巴哈只将人看作感性存在，只能看到人的自然属性而看不到人的社会属性，因而只能用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普遍性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超阶级的“爱”，这种抽象的“爱”在费尔巴哈看来就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曾经接受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马克思不仅将人看作是“感性存在”，更将人看作是“感性活动”。这样，马克思就立足于实践的角度，从具体的实践中考察人，克服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并提出了“现实的人”，将“现实的人”作为一切历史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人不是抽象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物质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二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肯定了人的自然存在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人的生产活动“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 [1] ，这就是说人的生产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前提地位，如果没有人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那么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本身就是不必要的。而正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将人和动物区分开：“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1]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应该与人的再生产相适应，人的存在方式与物质生产方式相对应，“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1] ”。紧接着马克思说明：“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1] 。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过程中，人也同时进行着人自身的生产活动，这种活动促进人口增加，进而产生历史的第二个事实：“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1] 。”正是在旧的需要的满足与新的需要的产生过程中，历史不断地向前推进。由此人们进入到历史的第三种关系：“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在生产自己的生命和生产他人的生命的过程中人们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 [1] 。”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事实和第三种关系应该看作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三个方面，而不是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从人类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人的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得以展开的决定性力量。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更详尽的表述。恩格斯写作《起源》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古代社会史方面的缺陷。由于原始社会人们共同劳作，共同分配财产，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区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能够适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必须回答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将“自私”视作人的本性，试图将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化，马克思、恩格斯必须科学地说明私有制的起源，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将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中贯彻到底。为了应对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恩格斯开篇即对两种生产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2] 。首先，恩格斯在这里将人类自身的生产纳入了物质生产的范畴，而非与物质相对立的“精神”，贯彻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其次，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都是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最后，恩格斯说明了在历史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居于不同地位，总的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人自身生产的地位逐步让位于物质资料生产的地位，即人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物的关系的制约。

“城乡倒置”是指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城乡分化演进的现象。理论上，经济较农村发达、医疗条件优越、死亡率和生育率低的城镇，人口老龄化应该较农村进程快、程度高；事实上，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农村地区速度更快、程度更高的城乡倒置格局。数据显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并且不断加剧，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典型特征之一。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农村老龄人口比重分别为7.81%、8.70%、10.90%、14.98%，分别高于城镇0.7、0.5、1.2、3.39个百分点。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0%。从全国看，乡村60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为23.81%，比城镇高出7.99个百分点 [3]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城乡老龄人口比重差异逐年增大，并没有缓解态势，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城市对农村青年人口的不断吸纳，使得农村青年人口数量下降而城市青年人口数量上升。农村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自身人口问题的桎梏。

老龄人口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被视为不具有生产能力而仅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口，因而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将给家庭、社会与国家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理论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结构应当趋于平衡。但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显著落后于人口老龄化速度。“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成为我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未富先老”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并不十分发达，社会保障能力和保健体系有待完善；二是老龄人口的个人财富储备不足以养老，养老支出存在相当大的压力。我国GDP总量早在2010年就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因为人口众多，人均GDP仍然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近年来，虽然我国人均GDP在不断持续增长，但是日、美、韩等发达国家在处于与我国同等老龄化水平之时，人均GDP已经达到我国2至3倍。尽管我国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但是仍存在贫富差距的地域差异，相比于城市而言，农村老龄人口仍然有较大的经济压力。据当前的统计数据，预计到21世纪中叶，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会持续快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并不会呈现降级的态势，并且将会在2035年左右达到顶峰，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农村创收途径较城市更少。

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少子化”是我国农村的一个显著特征，农村生育率萎靡不振。上世纪中叶，我国受到“人多力量大”的人口观念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在1960~1977年产生过人口高峰期。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并且被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实施迅速降低了生育率和社会抚养率，在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十年间，家庭平均子女数量由4~5个下降到1~2个，独生子女家庭数量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造成大规模的人口结构失衡，使得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高龄化”也是我国农村人口结构一大特征。2030年前后，农村80岁以上人口将显著增多，高龄人口比重增加是未来老龄化的显著特点。尽管自2013年全国各地区陆续出台“单独二孩”政策与“全面二孩”政策，但是对生育预期的正面影响效果仍不显著，适龄群体依然缺乏生育意愿，生育率总体上的下降趋势没有得到改善，人口结构没有重归平衡。除去“少子化”与“高龄化”，农村还广泛存在“空巢化”现象。虽然我国非常重视农村发展，但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经济水平、医疗条件、教育设施的差距客观存在，并且在不断地扩大，这导致农村青年人口更愿意进城发展。根据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乡–城流动中的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技能、知识、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方面较老年人口更有优势，城市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拉力”较大，且农村由于资源相对匮乏、就业机会欠缺、生活条件简朴、婚恋机会寥落等原因，对劳动年龄人口形成巨大“推力”，最终导致城市吸纳的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 [4] 。而这些青年的父母基本都是没有能力进城务工的高龄人口，他们被滞留在农村，成为“空巢老人”。空巢化使得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平衡被加剧。

根据“两种生产”理论，有生命的人的存在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有劳动能力的人是对劳动对象进行改造的直接主体。当今社会，劳动力人口有一定的年龄限制。今日中国法定的劳动力人口年龄，男性为15~59岁，女性则为15~54岁。老龄人口也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但已经不是法定的劳动力人口。因此，随着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在总人口中变小，势必对农村劳动力供给产生重要影响。人口老龄化在直接造成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减少和劳动力绝对供给量减少的同时，也影响着我国总体劳动生产率。劳动者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生产率会呈下降趋势。虽然老龄劳动者对比年轻劳动者，虽然生产经验丰富，但是身体素质无可争议的不比青年人，且大部分老龄人口接触信息化、现代化生产方式较少，生产方式较为传统，且学习意愿不高，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机械化、信息化的要求。因此，农村人口生产能力将伴随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不断降低，而农村人口增长率低下，加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对农村青壮年的吸纳，多种因素协同作用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总体而言，老龄化农村社会的生产能力呈现下降趋势。

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农村人口素质能够促进乡村生态和乡风文明，反之整体人口素质较低则产生制约。乡村生态宜居环境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旨在化解传统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对立的思想，力图做到既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又充分挖掘乡村良好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在今天乡村规划力图以乡村旅游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对农村有着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如果没有美丽的自然环境，乡村旅游将无从谈起。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不能脱离自然环境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人也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资源，良好宜居的生态环境必须要有人的保护与维持。农村老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与城市人口存在着客观上的差距，思想道德素质也参差不齐。根据唯物辩证法，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有利于农村生态宜居环境建设；反之，缺乏生态环保意识则会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农村生态环境变差。我国传统观念中存在着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信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加强，这种朴素的观念在大部分农村地区销声匿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不为农村老龄人口所了解，他们也就难以自觉自主地保护生态环境，这是当前乡村生态宜居环境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农村消费潜力不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发展农村经济以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在农村中形成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但在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缺乏消费欲望。首先，农村老龄人口有一定自给自足能力，没有强烈的消费需求，虽然全国人口总体消费需求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仍然较小。其次，网络购物是今天人们消费的重要途径，农村老龄人口又普遍缺乏使用网络终端的能力，在线下实体店进行消费反而比较常见，使得网上消费缺失；农村物流体系不发达又使农村难以依托电子商务进行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农村人口老龄化致使生产能力下降，缺乏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能力。低生产能力决定了低消费水平，消费不足进一步影响经济循环和发展动力，对乡村振兴产生了负面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也给乡村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收入的角度看，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城市中能够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69.83%，而农村老年人有41.87%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赡养，有33.56%依然依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有能力依靠离退休金与养老金生活的农村老年人仅占10.43%。这一组数据充分说明农村老年人依然需要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并未真正进入养老状态。此外，农村老年人在医疗上耗费的支出也更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达到1421元，而农村老年人的人均医疗支出则达到2058.5元。

农村人口本身的角度看，受到少儿人口与其父母的举家迁移的影响，传统农村对基础教育的需求日益减少，但是这些家庭的老人往往被滞留在农村，由此产生了日益庞大的老龄人口。这些被滞留在农村的老龄人口对养老服务与医疗资源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公共服务基础更加薄弱，教育基础更差，已经迁出农村的年轻人基本不会再回到农村工作、生活，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陷入恶性循环。此外，城市对乡村的人口不断吸纳使得农村家庭养老能力进一步弱化，农村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险水平也普遍低于城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农村养老与医疗的供给缺口愈发明显。

实现乡村振兴的奋斗目标必须根植于农村人口。从收入来源看，第一产业占据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大量老年农民仍然需要依靠农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因而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是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内在要求。在工资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在劳动力供应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往往低于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中，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比重日益增加，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与日俱增。与义务教育阶段的花费相比，仅一名子女高等教育阶段的花费就能够与一名劳动者一年的工资收入相等，这使得农村人口仅凭劳动报酬抚育子女遭遇困难。近年来我国GDP增长速度始终为正，而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低劳动报酬不仅会抑制居民消费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对人的生育观念造成影响，影响其生育决策。因此，应该保护劳动所得，充分提高农村人口劳动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分配制度的主体，劳动要素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也参与分配，激发市场活力。因此，应保持各生产要素的合理比重。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创造价值，要坚持劳动分配的主体地位，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才能切实提高农村人口收入，以改变人的生育观念，解决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推动乡村振兴。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和农村自身的推力导致农村人口快速向城镇转移，出现了城乡人口失衡的情况。统筹规划城乡人口，协调均衡城乡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流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显著高于乡村，人才资源大规模流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颁布实施，《意见》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有初级阶段向着高级阶段发展地过程，是一个共享发展福利，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该举措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更好地发展农村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该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伟大实践。该举措能够让农村和城市在发展上，共同享有生产技术、技术人才、资金支持。

首先，加强城乡规划融合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组织相关部门，编制城乡统一的规划，明确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定位、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同时，要加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提高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度。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推动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政府应该加大对乡村产业的支持和支持力度，鼓励乡村产业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环保节能等方面发展。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给予乡村产业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援助，帮助企业解决在转型中遇到的问题。

其次，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关键作用。推动城市资本下乡，有助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给予城市资本下乡以政策支持，积极推动城市资本进入农村，鼓励城市企业到进驻农村投资办厂，改善乡村就业形势，拉动乡村经济发展。

最后，城乡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是乡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因此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乡村人口老龄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乡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加大对乡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恩格斯在探讨人的再生产时曾指出人的再生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种的繁衍”，这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含义，体现人的再生产的自然属性，人类只有通过不断繁衍才得以世代延续，生生不息。另一方面是人的智力的再生产。人类智力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人的智力发展状况，不仅是人的生产的重要内容，也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必要条件。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高素质劳动主体的形成，才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通过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扩展人类自由的空间。人的精神生产需要通过教育完成，通过完善农民的职业培训机制，能够提高农村劳动人口整体素质，推动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以达到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目的。2017年1月，农业部编制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为培育职业农民指明了方向。国家希望以发展农业为主，帮扶一批有能力的农业人才，培养一批有经验的新型农民以带动农业发展。农民的职业培训往往兼具扶贫功能。传统农村人口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属于农业弱势群体，需要以技术提高的方式提高农业收入，才能让农村居民有回归农村、回流农业的意愿。国家应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相关标准，充分吸收农业人才，兴办农民教育，创办农民学校，积极组织农民学校与农业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办学，在提高农民生产技能的同时，提高农民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政府生育政策的鼓励，对于有生育意愿的年轻人提供相应的保障是保住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部分人认为中国生育率可能会上涨，会出现生育热潮、生育堆积，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符合生育申请条件并且提交生育申请的夫妻数量远未达到官方预估人数。“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的两年内，我国出生人口有短暂的提高，但是之后的几年内持续下滑。2021年“三孩政策”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对已育有子女的夫妇更具有吸引力，但是没有充分调动未育有子女的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不能让他们实现生育从0到1的突破。国家应该鼓励未育有子女的年轻家庭响应国家号召，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生育。

首先，落实年轻人的生育政策补贴。现代社会，人们更多的倾向于考虑自身的生活品质，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就不存在相对应的生育意愿。只有在保证家庭的生活质量不会降低的前提之下，生育才成为可能。农村家庭的收入普遍不高，因此，政府应该对育有子女的农村年轻家庭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贴，尽可能地缓解农村家庭生育子女的经济压力，以提高农村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

其次，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年轻家庭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年轻家庭更愿意抛弃农村走向城市，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政府应该平衡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情况，落实对农村教育的支持，为新生儿教育提供保障，使得年轻人有更多的理由和意愿在农村进行生育。

最后，宣传正确的价值观与生育观。当今社会，很多错误的生育观念层出不穷，负面的生育理论铺天盖地，对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产生严重消极影响。政府应该宣扬正确的生育价值观，抵制消极生育观念带来的负面影响，扩大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