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etrating into the Depth: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 of 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Guangdong’s Fisherie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Guangdong’s fisheries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founding period,” the “stagnant period,” and the “development period.” In the early stage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Guangdong’s fisheries were mostly included in 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ese fisheries, lacking independence in their analysi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til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Guangdong had compiled a series of fisheries data compilations, but historical research lagged behi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Guangdong’s fisheries entered a new phase. Historians replaced aquaculture workers as the main force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Guangdong’s fisheries, resulting in a growing number of related publications. However, the academic depth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Guangdong’s fisheries remains relatively shallow overall.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deepening research by delving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s, expand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advocating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summarizing theoretical studies. This will help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Guangdong’s fisheries
Guangdong
渔业又名水产业，根据较为通行的定义，渔业是人们利用水域中生物机制的物质转化功能，通过捕捞，增养殖和加工，以取得水产品的社会产业部门，水产捕捞，水产增养殖、水产品加工和运销等环节共同构成渔业生产体系。渔业按作业水域可划分为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广义的渔业则包含渔船建造、渔具和渔用仪器制造，渔港建筑。渔需物资供应以及水产品的保鲜、加工、贮藏和运销，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
广东位于中国大陆南端，面朝大海，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水产资源丰盈富饶，历来为我国农业渔业中心之一。21世纪以来，广东渔业经济乘风而上，屡创佳绩，2019年起已连续蝉联全国渔业产值第一，以广东渔业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在本世纪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值得注意的是，纵观目前可供检阅的渔业史研究综述，大多数综述均着眼于中国渔业史的整体发展脉络
本文将以时间为主轴，从渔业经济、渔政、渔民文化等线索出发，铺陈梳理20世纪以来有关广东地区渔业研究的系列成果，并试图展望广东渔业史研究的可能方向与取径。限于目力所及，本文难免挂一漏万。若有不当及疏漏之处，烦请方家指正。
晚清以降，始有专人撰写渔业史相关著作。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渔业史研究基本以通史体例呈现，并无学人修撰以广东渔业史为落脚点之书目。但这不意味着广东渔业史研究处于空白状态。清季民国的渔业通史著作中往往论及广东渔业——该时期广东渔业史的研究内容即近乎等同于中国渔业通史中有关广东渔业的撰述。尽管内附于通史之内，但广东渔业史的研究对象已然昭然若揭。
1906年由江苏人沈同芳撰写，由中国渔业总公司出版的《中国渔业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渔业通史著作的开山之作。全书共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前代渔史总论、渔界总论、渔业公司、渔业设官、渔捞、制造、养殖、水产，其中渔业公司和渔业设官两部分集中反应了清末发展新式渔业、加强渔政管理的历程，而有关广东渔业历史的研究则散见于渔界总论、渔业公司、渔捞、养殖、水产等篇章中。在渔界总论中，沈同芳整理记载了粤地的江海险要图志，如汕头、琼州、香港、东澳等地及其众多岛礁的渔业环境。沈同芳与张謇为同年进士，交往密切，由于张謇在江浙地带创办渔业公司，发展中国新式渔业，沈同芳对此感动颇深，因而其在渔业公司一章中多举江浙地区的渔业公司为例，但同时也提到了部分当时南洋渔业公司设立与经营的情况。在渔捞一章中，沈同芳对广东尤其是粤东地区的渔捞情况做了详细的研究，对当时的渔户情况，不同渔船的规模、用途以及其他不同渔捞设备的生产和使用都做了详尽的记载，在养殖一章中则对常见的海鱼品种进行分类研究。在水产一章中讲述了粤沿海地区自古以来产盐的历史和产盐的独特技术方法，还记载了粤地盐场种类及其分布，以及众多动植物水产，如龙须菜、海藻、鹿角菜、鹧鸪菜等蔬菜类水产；珊瑚、真珠、紫贝等珍宝类水产。总体而言，清末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同时为中国渔业史乃至地方渔业史确定了研究角度和理论框架，具有鲜明的开创性意义。
1937年由李士豪、屈若搴合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渔业史》是民国渔业通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其中论及广东渔业史的内容愈加丰富，并在宏观的论述中突出了广东省重要的渔业地位。全书分为总论、渔政设施、渔业实验与调查、水产教育、渔业技术之进展、新式渔业之沿革及其进展、水产贸易、国际渔业交涉与外轮侵渔、渔盐之重要与各省渔盐秤放之史实九个部分，每一章均涉及广东渔业的情况。在渔业实验与调查一章中，专设有“广东省立水产试验场”一节，介绍水产试验场兴建及交由农林局接管之始末，并叙述其所进行的购置渔船，进行水产市场调查及冰鲜水产品试验等各项工作；在水产教育一章中，专设有“广东省立高级学校”简述广东地区的水产教育情况。值得注意的是，第八章《国际渔业交涉与外轮侵渔中》，记载有粤地与外国人的渔业纠纷问题，反映了近世沿海渔业对外国冲击的因应。同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相似的是，该书对于渔业史的记载一样具有详今略古的特点，对现世的渔业情况记载较为详尽。然而不同的是，李士豪、屈若搴合著的《中国渔业史》开拓了渔业史的研究范围，在承继沈氏治学之道的同时有所突破，如渔业实验与调查、水产教育、新式渔业沿革等方面的内容均为沈书所不及，而且广东渔业从清末乃至抗日战争前的发展轨迹也在李屈二人的笔下初现端倪。
除却上述的渔业通史著作外，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费鸿年的《中外渔业概观》和李士豪的《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等报告体著作，当中亦不乏关照广东渔业的内容。费鸿年在《中外渔业概观》一书中对广东渔业的记述精当扼要，他从渔户数量、渔船数量、捕捞方法、渔业贸易、地理环境、捕鱼种类等角度分析后对广东地区的渔业分布情形做出了判断，并指出中国渔业最有希望者是广东
综观1949年以前的广东渔业史研究，不难发现如下特点：一、撰写者大多为水产行业工作者。如李士豪曾在撰述前的二十世纪30年代任职于青岛海洋渔业管理局；费鸿年在1949年先后担任广东省水产试验场场长和总技师，浙江省水产职业学校教师，河北省天津水产专科学校教授，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等职
截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渔业史的研究较之于民国时期并未取得显著进展，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仍未涌现。1958年水产教育家侯朝曾编著六万余字的《中国水产事业简史》，原稿因搬迁颠簸不知所踪，2010年方才寻至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槱藏本并出版
许多广东地方相关产业管理单位整理存有较丰富的资料汇编与工作调查报告，涵盖捕捞技术、生产组织形式、渔民工作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目前所见资料汇编与调查报告多为建国前十年所作，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广东省水产研究所的《广东海洋技术捕捞技术研究》(1959)、《广东水产科技简报》(1958)，广东省渔业供销合作社的《广东渔业供销合作》(1955)，广东省农林厅水产局的《广东海洋渔业概况》(1953)，广东省水产厅技术指导室的《广东拖网渔业介绍》(1956)、《广东赤鱼围网渔业介绍》(1956)、《广东几种钓鱼业介绍》(1956)，《广东省海洋渔业技术资料汇编(第二辑)》(1965)，中共华南分局沿海边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渔民工作资料》(1953)，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发展渔业生产的经验》(1958)，汕头地区水产局编《水产历史资料》(1975)等。水产部门出版资料汇编旨在为各渔区提供经验借鉴，因此各地其时较为先进的渔业渔法是汇编关注的焦点。其中，《广东航洋技术捕捞技术研究》总结了拖网、围网、刺网、张网、敷网、钓渔具、什渔具等七类渔具的优秀范例，诸如海丰、汕尾的拖虾网(拖网类)，台山、横山的赤鱼围网(围网类)，台山沙堤的多层胶丝托刺网；
广东地区整理收纳各地渔业技术资料的传统并未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中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东省水产厅根据全国渔业区划办公室通知精神，对全省沿海各地渔业渔具渔法展开调查，先后出版四辑《广东省海洋渔具渔法调查报告汇编》，以期促进海洋渔业增产。各地调查报告结构大致相同，分板块概述当地自然条件，在地渔业生产结构，渔获品种，渔具渔法种类与历史演变，各类作业发展前景、问题及设想，大部分报告均在附上逐年渔船数量表及各类渔业作业产量表，阅者可借此轻松掌握特定时段某渔区渔业发展的总体趋向与主流作业类型。该批资料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年内乱”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与勃兴的新史学思潮使广东渔业史研究呈现出新气象。一系列由水产部门组织编撰的广东渔业史著作出台。21世纪后，愈多史学研究者投身渔业史研究，历史学者取替水产工作者成为广东渔业史研究的主力军。随着环境史成为学界热点之一，近年的广东渔业史研究则逐渐融合环境史与新文化史视野，朝着“眼光向下”的渔业史书写不断迈进。
20世纪80年代后，国务院重新将编纂地方志列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工程，将编修社会主义方志列入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清单。1984年，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主管编纂《广东省志》《当代中国的广东》等书的及指导全省范围内新修方志等事宜。《广东省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志和附录组成，共2000万余字，各分志向自1993年起陆续单独出版
除却省级层面的方志，广东各县市亦积极组织编纂渔业方志，如汕头市水产局编《汕头水产志》(1991)，《东莞市海洋与渔业志》(2014)，《广州市海洋与渔业志》(2001~2017)。方志之外，水产部门习用编年体记载广东渔业历年大事，重要作品为世纪之交广东省海洋与水产厅先后编写的《广东水产纪事》
此前已有学者通过数据分析揭示，21世纪以来中国渔业史研究已基本完成历史学转向——发文量最大的十位学者几乎均为历史学学者
古代渔政向来是广东渔业史研究的传统主题，涵盖渔税征收，渔民管理与渔船管理与渔盐配给等四个方面。杨培娜是此领域研究的重要学者，其着重关注明清时期王朝体制与东南濒海地域社会的互动。就渔税征收而言，杨培娜指出明代河泊所设立后并未发挥预期管辖成效，各地渔疍民纷纷逃亡使其难以维系，明中期后，广东普遍推行渔课折银征纳，沿海渔课的征收方式和征收对象因时因地而异，再无可能仅由河泊所和渔疍户来完纳，而这事实上为豪富圈占沿海滩涂大开方便之门
渔业资源是渔业生产的源头活水，其开发利用程度亦被一批学者所留意。司徒尚纪在《岭南海洋国土》一书中概述了岭南地区海洋生物资源及滩涂资源的开放状况，归纳了广东境内各类渔获及渔场讯息之余总结了近当代开放利用滩涂资源的经验教训，指出不应盲目围垦从而导致资源浪费；
“回到历史现场”与“眼光向下”的呼声一定程度上促使着渔业研究者逐渐目光投射至渔民之上。作为渔业史与社会史的交叉点，广东渔业史视阈下的渔民社会研究主要着眼于典型渔业人群的生存状态及渔民信仰问题。身为广泛分布于广东地区以船为家，浮生江海的渔民群体，疍民建国前遭受陆居族群排斥被视为贱民，20世纪初已为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社科学者纳入研究范畴，现有论著汗牛充栋，涉及疍民族源，地理分布，社区结构，社会角色，婚恋关系，宗教崇拜等多个层次
概言之，21世纪以降由史学转向驱动的广东渔业史研究表现两个鲜明特征。首先，从研究时段上看，明清时期研究占主导地位。略去前文已述及的研究成果，尚有刘黎《明清时期广东海洋渔业研究》，闫富东《清初广东渔政述评》，王双怀《明代华南的渔业生产》等文聚焦明清时期广东渔业发展。其次，从研究对象上看，潮汕是广东渔业史研究的热点地区。学者苏新华曾撰著多文论述潮汕地区渔业的现代化进程，认为民国时期潮汕渔业在生产规模，水产品及销售上在广东省渔业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具备现代渔业的基本特质；但潮汕渔业从旧式渔业向现代渔业的过渡并非一帆风顺，其艰辛反衬着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辛历程
综上所述，从清季以来，国内广东渔业史的研究经过了“开创期”“平淡期”“发展期”三个阶段，前期的广东渔业史研究大多附属于中国渔业史之中，缺乏独立系统的论述，20世纪90年代在以时间为脉络的中国渔业史体系构建完成后，广东渔业史研究方兴未艾，相关论著不断增加，成为中国渔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推动着渔业史研究不断迈向纵深。但不可否认的是，广东渔业史的既往研究仍存在不少缺憾，学术沉淀总体仍较为浅薄，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路，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维度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未来的数年广东渔业史研究，至少应依循以下进路发力：
一、深挖史料。目前广东多地图书馆及档案馆藏有海量报纸及档案材料可资查阅，如广东省立中山博物馆记有渔业调查报告的报纸业已数字化，但利用率极为有限；学界对域外渔业史料、口述史资料及田野调查的关注度亦显得不足。倘若史料得到扩充，目前被视作公论的观点或能得到补正或重构，过往模棱两可的推论亦可获得更有力的证据支撑。
二、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阈。毋庸讳言的是，明清以前的古代渔业史与近现代渔业史均为广东渔业史研究的弱环。对于后者。民国时期的渔业史研究较共和国时期更为活跃。西方已有学者撰写专文试图描绘新中国前三十年广东渔业的发展轨迹
三、倡导跨学科研究与学理归纳。广东渔业史实现史学转向后，史学研究方法成为主流的研究抓手。但鉴于史学研究者并非全才，或多或少欠缺经济学及自然科学学科的相关知识储备，最终完成的学术成果难免有自说自话之嫌。建设水产工作者与史学工作者的长效沟通机制统筹整合各学科范式，加强会通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会通，无疑是今后渔业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此外，渔业史领域实证研究的数量完全压倒务虚类文章，渔业史研究模型与取向的发微亟待提上日程。徐斌曾提出构建以水上活动人群为本位的“新水域史”，具有相当程度的启发意义。结合岭南风土开辟一片渔业史理论研究的沃土，有待成为广东渔业史研究的新增长点。
2023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现代化视域下广东地区渔业经济的历史考察(1949~1978)”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202319027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