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斯对他的父亲充满敬意和爱，父亲就是他的职业榜样。正如他说的，“他(父亲)不仅知道如何管理一所房子的所有事务，并且他在壮年时期就获得了‘与他职位相称的尊严’”( [7] , p. 24)。史蒂文斯提到了两件事来证明父亲作为一位管家所获得的“尊严”。他首先提到，父亲在西尔弗斯先生手下担任管家期间，曾被要求驱车带琼斯先生和史密斯先生到附近的郊外兜风。无论他们如何刁难和奚落，父亲都表现得十分得体，没有说出有失管家职责的任何话语。但当听到他们辱骂西尔弗斯先生时，父亲打断了他们，并以沉默要求他们道歉。他还提到，史蒂文斯年迈的哥哥伦纳德因为蔑视将军而被送往了南部非洲战争，并在战争中丧生。那位将军原本应是父亲的敌人，然而父亲为了西尔弗斯先生的利益，仍然自愿为那位将军服务，并得到了将军的赞扬。在史蒂文斯眼中，父亲是一位将雇主利益放在首位，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管家。在父亲弥留之际，他仍选择坚守岗位，好似对父亲的即将离世无动于衷。然而正因为他将父亲视为榜样，他才选择坚守岗位。毫无疑问，父亲的离去给史蒂文斯带来了创伤。无论是作为亲人，亦或是工作上的榜样，父亲对于他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父亲去世后，史蒂文斯开始变得心神不宁，甚至有时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

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同在达林顿庄园任职，他们相互吸引并且相爱，但最终肯顿小姐还是离开了庄园嫁给了别人。在这段爱情中，肯顿小姐一直主动接近史蒂文斯，想要和他拉近关系，但史蒂文斯却一直否认和逃避这段爱情。在史蒂文斯刚入职达林顿府时，肯顿小姐看他的房间又黑又冷，就给他送来了一束鲜花，却被他拒绝了。过了一段时间，史蒂文斯解雇了两名在肯顿小姐手下工作了六年多的犹太女仆，而这仅仅是因为她们是犹太人。而当史蒂文斯得知肯顿小姐即将被别人求婚时，他也没有挽留她。即使肯顿小姐暗示说，“你希望我今晚继续值班吗？”( [7] , p. 146)，史蒂文斯依旧给了她否定的答案。也许史蒂文斯从未敞开心扉，又或许在他心中工作比爱情更重要。在这段爱情中，他就像一个刺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做法，不愿意为肯顿小姐做出任何改变，也拒绝拉进和肯顿小姐的关系。肯顿小姐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中看不到希望，最后只好伤心地离开。无疑史蒂文斯是喜欢肯顿小姐的，但他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位美丽的爱人。

同他的父亲一样，史蒂文斯是一位优秀的管家，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管家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仅是因为父亲的榜样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坚信他的雇主——达林顿勋爵所做的是一项维护人类正义与和平的伟大事业。帮助这样一位伟大的雇主让史蒂文斯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感、成就感和信念感。因此，当卡迪纳尔先生告诉他达林顿勋爵被希特勒所欺骗，成为了希特勒的帮凶时，史蒂文斯仍然坚定地维护说，“我看不出勋爵所做的不是最高尚、最崇高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欧洲的和平”( [7] , p. 153)。他甚至努力促成达林顿勋爵与首相的秘密会面。他把银器擦得锃亮，引起了首相的兴趣，最终使会晤取得了成功。史蒂文斯为了这份所谓高尚的工作放弃了亲情和爱情，极度忠诚地追随雇主，到最后却发现他是战争爆发的帮凶，是人人唾弃和辱骂的亲希特勒分子，这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受创伤。

在创伤理论中，压抑作为最原始的心理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体在遭遇创伤时控制情绪，保持理性。史蒂文斯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为了不影响管家工作，他压抑着对父亲去世的悲痛。为了保持自尊，他压抑了对肯顿小姐的感情。他不愿承认自己是希特勒的帮凶，他压抑了对雇主的幻灭和失望。他甚至不愿承认自己的欲望。当肯顿小姐发现他在读一本名为《感伤的罗曼史》的书时，他解释说他认为读这本书“是保持和提高英语水平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 [7] , p. 113)。事实上，他后来承认自己当时确实喜欢读这些浪漫的爱情故事。在众人面前，史蒂文斯总是尽力扮演一个尽职尽责的管家，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以职业标准要求自己。事后看来，这或许只是他压抑自己的伪装。

弗洛伊德提出，除了压抑，逃避和否认也是面对创伤时最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当一个人试图逃避或否认现实时，他会选择切断与现实的联系，从而暂时退出创伤，达到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效果。斯蒂文斯对达林顿勋爵被希特勒利用和操纵的事实感到痛心，但即使所有人都在抨击达林顿勋爵，他仍然选择了为他辩护。他说，“达林顿勋爵是一位道德高尚的绅士，这种高尚会让你发现，关于他的这些无稽之谈会让大多数人相形见绌。而且我愿意担保，他至死都是这种高尚的人”( [7] , p. 87)。事实上，他无法相信，他所认为的“接近世界车轮中心”的人，竟是希特勒的帮凶。对史蒂文斯来说，接受这个事实十分艰难，自己一直拥有的信念和自豪感也在瞬间崩溃，于是他选择了否认这一事实。

无论是压抑自身情绪，或是逃避和否认现实，都只是暂时脱离创伤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而长期的压抑和逃避，会让创伤主体逐渐丧失情感感受能力，从而慢慢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变得麻木和自我封闭。当法拉第先生提出给史蒂文斯放假并建议他去旅行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并回答说：“这些年来，我有幸在这堵墙内看到了英国最好的东西，先生”( [7] , p. 8)。史蒂文斯一直在工作，他的生活中似乎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他不愿意去旅行，欣赏外面世界的美景。在那之前，他也不愿意做出改变亲近自己的父亲，不愿意敞开心扉挽留肯顿小姐，向她真诚表白。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创伤反过来又使他更加压抑，更加不愿意与外界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当史蒂文斯收到肯顿小姐的来信时，他从信中的内容推断出她可能过得不好。犹豫再三，在两人即将分别时，他鼓起勇气表达了对肯顿小姐的牵挂，坦言自己一直都在惦记着她。当肯顿小姐告诉他自己已经放下过去时，史蒂文斯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心痛，他说：“这些暗示在我心中激起了某种程度的悲伤……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 [7] , p. 162)。赫尔曼提出，“心理创伤的基本特征是丧失权能和与他人脱节。因此，康复过程的基础是增强能力和恢复人际关系”( [4] , p. 1)。史蒂文斯能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主动关心肯顿小姐，这就表明他愿意恢复与外界的联系。他不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开始关心外界的人和事。

除了恢复与外界的联系，卡利·塔尔(Kali Tal)还在《伤痛的世界》(Worlds of Hurt)中写道，“如果不重现事件，就永远无法准确地表述创伤，因为就其定义而言，创伤超出了正常概念的界限” [9] 。这意味着，只有在回忆过程中直面和重组创伤记忆，才能治愈创伤。因此，回忆也是治愈创伤的过程。

傍晚时分，史蒂文斯独自坐在码头边的长椅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他主动和史蒂文斯攀谈起来。得知此人也曾是一名管家后，史蒂文斯向他讲述了自己在达林顿府邸的过往、新雇主法拉第先生，和自己的成就与创伤。他恼怒地说，“我甚至不能说我犯了错。真的，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这有什么尊严可言？”( [7] , p. 165)。对方劝他不要沉湎于过去，要向前看。如果是在过去，史蒂文斯不可能如此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创伤，因为那时他还陷在创伤中无法自拔。但现在他可以和一个陌生人交谈，并得到启发，这说明他的心在慢慢打开。虽然不能肯定说史蒂文斯已经完全从这些创伤中复原，但至少证明他正在走出过去，迈向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