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无形暴力使雅各布精神始终处于紧绷状态，时刻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中。神经质的他又成为对家人施暴者。

意外的刺激会使雅各布极度惊恐。收音机这个雅各布唯一所珍视的物品，能引起他剧烈的应激反应，因为收音机会突然播报德国、纳粹、犹太人等内容，他把这些词当做禁语，以防引来杀身之祸。同样当家人说母语或是谈论到犹太，纳粹等词，雅各布就会立马警觉暴躁起来，不仅大声呵斥家人，还会殴打孩子，仿佛有人时刻在监视他们的犹太身份，趁机会害死他们一家。尽管他的犹太身份已经人尽皆知，他仍在为身份而时时处于警戒状态。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特定刺激亦会造成强烈反应 [2] ，在万圣节时，雅各布一家居住的小石屋的前门和工棚的墙上被涂了有关纳粹的符号和文字，雅各布一反往常的一言不发，之后发疯似的给镇办公室打电话，在雨中神经质般的走来走去，最后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的发泄自己的怒火。万字饰事件使雅各布过度警觉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也摧毁了他正常生活的安全感。“妻子、女儿，他一个都不信任。” [3] 雅各布把妻子形容成恶灵，怀疑妻子与治安官，祭祀扫墓的人有染；他还认为丽贝卡成为了“那帮外人”的一员；如果让雅各布在小镇街上发现了丽贝卡，他会神经质的认为女儿在跟踪他，想探寻他的秘密。主流社会的隐形暴力使雅各布精神时刻紧绷着，逐渐神经质，成为主流社会下的一名可怜受害者。

掘墓人的身份、屈指可数的薪水使雅各布逐渐仇视美国主流社会，失去对社会、家人的信任，整个人变得异常暴戾。在丽贝卡的回忆中，雅各布的第一形象就是“脾气像总在变化的天空一样” [3] ，飘忽不定，让人无法捉摸。就像炭火炉子，时而燃烧的让人无法靠近，时而冰冷的毫无人气。过度警觉让雅各布非常容易受到惊吓，一点点小的刺激就暴躁不安，从而就会对家人施加暴力。孩子们不敢和父亲嬉戏打闹，妻子从不敢过问雅各布。尤其是在赫彻尔杀人逃逸之后，雅各布时而暴怒，陷入绝望，时而焦虑不安，借酒消愁，脾气变得更加反复无常 [3] 。心理的躁郁无处发泄，只能通过暴力宣泄在家人身上，二儿子就是他的虐待对象，他对古斯进行语言和身体双重攻击，用铁锹拍古斯的后背，使得古斯磕在墓碑上，从而导致古斯满脸鲜血的离家出走。雅各布的暴力行为使施瓦特一家四分五裂，也使他自己精神崩溃，用暴力结束自己的生命。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和小镇长年的隐形暴力使雅各布由正常人变得神经警觉，从高素质的数学老师变成暴力狂徒。

陌生的国土、周围人的敌意迫使安娜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把自己囚禁在家中；禁止说母语不仅使安娜与家人产生隔阂，也让她丧失说话能力，以缄默麻木对抗世界。

在刚来到陌生的国土，面对天差地别的生活环境，安娜就已经展现出了躲避畏缩的创伤症状。安娜的出场形象就是蜷缩在柴棚的角落里发癔症昏睡过去了，当面对丈夫雅各布的质问时，她以沉默回应，而不是积极的与丈夫沟通，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由于语言障碍，安娜长期以来就在小石屋和墓地两点之间活动，逐渐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之后有犹太老妇人来看望安娜，安娜一听到熟悉的母语，竟然“浑身上下抖着、脸色苍白又由白转黄，像是浑身的血被抽干了似的” [3] ，然后着急忙慌的跑回那个用“原木锯成厚木板扔在地上当做地板，粗陋的大石块垒的墙” [3] 建成的阴湿不堪，逼仄的茅舍，把自己封闭在像地窖般的卧室里一整个下午，整个人一直神神叨叨。对母语的害怕是由大环境造成的，社会反犹思潮使得安娜不得不隐藏身份，然而她内心极度渴望使用德语，内心的矛盾以及现实的压迫使她只能将自己封闭，被主流社会所禁锢的囚徒在缄默中等待死亡。

不会说英语的安娜在家庭中充当着失语者的角色，在自我封闭中变得麻木冷漠。在丽贝卡的印象里，卧室的门一直紧闭着，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味道，而安娜则卧床不起，目光呆滞的放空着，对家里人呼唤没有一点反应，她不让任何外人靠近，否则会产生严重的疯癫嘶喊。安娜在情绪上的疏离，放弃所有自主与挣扎的行为正是禁闭畏缩的症状表现。长时间处于无形的压抑与暴力中，安娜的“感知能力可能已麻木或受到扭曲，伴随着某些感官功能的部分麻痹或丧失。” [2] 安娜用不温不火的冷漠对待家人，听不见家里的喧闹，无视孩子对母亲爱的需求，就像活在梦里，从早到晚，年复一年的麻痹自己。再到后来开始自言自语，“她在与死人说话，她在和远在德国的娘家人说话” [3] ，在卧室与鬼魂喃喃时，安娜倒是时而高兴，时而伤心叹气。丈夫与她在精神层面上的隔阂使得安娜无处宣泄内心的苦闷，只能在内心一层层的堆积。母语的弃用使得安娜逐渐丧失语言能力，内心的苦楚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无法从家人获得帮助，长年累月下来，安娜彻底感到无能为力，进入解离的状态，开始与内心的声音对话，从不存在的鬼魂上寻找寄托。利夫顿即将这种“精神上的麻木无感”比喻为“心智上的麻痹” [2] 。

面对社会、家庭的压力，安娜通过麻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保护自己，但正是这种错误的自保方式加速了她的悲剧。

就算危险早已时过境迁，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事件 [2] 。对于丽贝卡而言，她受到的创伤主要来自原生家庭和第一任丈夫提格诺。

童年时期的缺爱以及目睹死亡场景让丽贝卡出现记忆错乱现象。在丽贝卡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曾经想把她遗弃在船上以及试图掐死她。在她幼年时，她没有得到属于母亲的关爱，不管丽贝卡如何努力做家务讨好母亲，母亲都无动于衷甚至会推开她。没有人理会她受伤的内心，以至于孤独的丽贝卡把注意力放在虚无缥缈的表姐弗莱妲身上了，她幻想着与弗莱妲一起梳头，一起玩玩具娃娃，互相低声耳语着，依偎着一起睡觉，还可以手牵手一起去上学，母亲的疏离使得丽贝卡只能在幻想中寻求安慰和陪伴，通过虚构记忆来治愈自己。除了幻想之外，丽贝卡还出现了记忆错乱，在她的脑海中，莫名的多了一段“莫利亚”号着火事件，她看到她的表姐被活活烧死。唯一能陪伴她的弗莱妲也被烧死了，可怕的孤独感再次向丽贝卡袭来。亲眼目睹父母死亡场景，使丽贝卡一直陷入昏睡状态，醒来后也忘记了所有细节。创伤记忆难以用言辞叙述，也缺乏前后脉络。当有陌生人询问施瓦特夫妇死亡场景时，丽贝卡含糊不清的慢吞吞的说着，时不时茫然瞪着双眼，一时语塞住了，仿佛智力低下一般。父母自杀场面给丽贝卡造成一生都无法愈合的伤痛，不管她多想把这段记忆抹去，父亲的话语、形象，墓地的画面时不时会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已经成为她记忆的一部分。

“当创伤事件包含对身体的暴力或损伤，置身于极端暴力的现场或目睹可怕的死亡场面时” [2] ，会大大增加受创的严重程度。对于这些创伤事件，雅各布对丽贝卡都不止一次的实施过。在丽贝卡的脑海里，父亲是一个矛盾的形象。幼年时期，在丽贝卡渴望父亲能陪她玩耍，给予她爱与陪伴以及尊重时，得到的只有无尽的辱骂、驱逐以及暴力。之后因为参与拼写大赛获得字典的奖励，让父亲彻底疯狂，此后她一想到父亲只有密密麻麻的恐惧与无助感。父亲阴晴不定，把她当做自己的囚徒，任他摆布，肆意发泄。在哥哥们相继离去后，她成了父亲施暴和施舍爱的对象。但迟来的微弱的爱已经无法驱散丽贝卡一整个童年所受到的暴力阴影。在日后的时光中，丽贝卡对一个问题时常感到困惑——她的父亲真的爱她吗？在心智还未成熟的时候，没有人关爱她，童年一直处于认知迷茫的状态。对爱的极度渴望，让丽贝卡沦为提格诺“爱情的玩偶” [4] ，还没有完全治愈的丽贝卡又跳进了另一个深渊，家暴、语言辱骂、人格侮辱无一幸免。“创伤经历潜藏在潜意识层面，无法言说，无法知晓” [5] ，暴力画面在丽贝卡的记忆中不断重复，即使两个暴力徒已经死亡，但创伤记忆仍摧残着丽贝卡，往日的暴力场景时常在脑海中浮现，让她饱受折磨。

重新审视丽贝卡的前期生活，不仅没人关爱，还要忍受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暴力，形成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时刻侵扰着她。

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

复原首要任务是建立创伤患者的安全，这是最优先的任务 [2] ，安全的建立，要从专注对身体的掌控开始。在与骆特小姐居住的两年半时间里，丽贝卡经常去教堂做祷告，通过对耶稣救赎的坚信，她逐渐走出父母死亡的阴影。但丽贝卡并非是一个忠诚教徒，她是自己的教徒，她始终掌控着对自己的主导权。从后期的她坚持退学，离开骆特小姐去社会打拼，毅然决然离开提格诺等等，都体现着丽贝卡能坚定地把握对自己身体以及精神的主导权。掌握了身体之后，复原的焦点就转向了对环境的掌控。对于丽贝卡的初期复原，骆特小姐的收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于受到急性精神创伤的丽贝卡来说，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是首要任务，骆特小姐为她提供了温馨干净的家、百花香的环境、粉色系的卧室、漂亮的小裙子。舒适的环境以及温柔的骆特小姐带给丽贝卡满满的安全感，让丽贝卡不再一味地沉浸在死亡的回忆中，之后她跟随骆特小姐去做礼拜，与第根太太微笑，这些都极大程度上帮助丽贝卡建立安全感。纵观丽贝卡的一生，不难发现，她在漂泊的旅程中一直都在找寻安全感。

第二次阶段，丽贝卡通过与提格诺建立家庭寻求安全感。不成熟的心智以及严重的缺爱，使她陷入了提格诺的花言巧语中，她迫切希望能与所爱之人建立一个属于她的家庭，通过构建新的家庭关系获得安全感。当在肖托夸小镇拥有一个自己的家时，丽贝卡才有了安全感，但这安全感时有时无。因为她经常问提格诺是否爱她，她不了解她的丈夫，以至于过了8年才发现他的身份，年龄，以及婚姻都是假的。提格诺和雅各布是一类人，他们都把女性当做他们的所有物，开心就施舍点东西，不开心就暴力相对；他不仅殴打丽贝卡，他还对他的儿子实施暴力。她维持八年的家彻底崩塌了，此时这个家不再是庇护所，而是实施暴力的场合。为了获取自由，丽贝卡必须放弃原有的一切：家园，朋友和生计。她带着儿子开始了逃亡，一开始逃到了马头镇，后来几经波折，他们来到马林角海湾，在这里定居下来。在这里她以黑兹尔·琼斯的身份开启了新生活，这时的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儿子在音乐上的造诣才能带给她最大的安全感。在这里她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加拉格尔，构建了新的家庭，通过加拉格尔她成功跻身于上层阶级，终于在美国上层社会扎下了根。

丽贝卡从始至终都掌握着对自己的主导权，在漫长的一生中通过工作、婚姻寻找安全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在复原的第二阶段，创伤患者开始诉说她的创伤故事。难以启齿的的原生家庭以及糟糕的第一段婚姻如此令人难以面对，丽贝卡在重建故事的过程中踌躇摇摆，面对加拉格尔的询问，她总是保持缄默或是以谎言掩盖过去。内心的愧疚一直折磨着丽贝卡，她借用丽贝卡朋友身份讲述了父亲杀人并自杀事件，这是丽贝卡第一次正视这段被封存的记忆，她把最痛苦阴霾的记忆展露丈夫面前。但转述并没有引起丈夫共情，反而得到了相反的答案，这使得丽贝卡后来没有勇气再向丈夫诉说内心的痛苦，压抑之下，她只能选择与酒店的伙计随意诉说着，仿佛讲述的不是她的经历，看似随意，但她已经构想了好多年。随着创伤记忆被以讲故事的形式转述出来，丽贝卡感觉如释重负，说明丽贝卡已经重新构建了自我保护机制，现在的她可以勇敢的面对过去。

在重建创伤记忆之后，就要进入哀悼阶段，这是第二个复原阶段中最必须也是最可怕的工作 [2] 。钢琴曲《热情》承载着丽贝卡与母亲童年时期最亲密美好的记忆，同时也诉说了丽贝卡太多无以言表的痛苦与爱。这是母亲最喜爱的一首曲子，通过《第三即兴曲》《热情》回温母亲的爱以及哀悼母亲。当她的儿子扎克演奏的《热情》一举夺冠时，丽贝卡内心波澜起伏，她哭了，第一瞬间涌入她心头的是在和母亲对话，对话最后一句是：“你爸爸爱着你，丽贝卡他以前说他最爱你，你最像他。” [3] 在人生重要时刻，第一瞬间往往想起的是至亲之人，在丽贝卡的内心深处，她或许早已原谅了父母，闭上被泪水浸湿的双眼，眼前闪现出墓园的画面，也许在父母死亡后，爱就已经超越了恨。也是在悼念母亲之后，丽贝卡与和她不属于同一阶级的伙计讲述自己的过往经历，说明丽贝卡已经开始重新接受自己的过去了。

丽贝卡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诉说创伤记忆，正视被隐藏的伤痛，慢慢打开了心结，敢于哀悼母亲表明丽贝卡已经和童年的自己和解，进入人生的新阶段了。

复原的第三阶段，创伤患者开始重建联系感，这是实现创伤复原的关键一步，因为创伤经历会打破受创者与外界群体的联系，导致受创者与外界群体的脱离。

在父母自杀以后，尽管小镇上所有人都对她(掘墓人的女儿)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但仍有骆特小姐抚育了她，带她去上主讲课，一起唱赞美歌，使得她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步入了正轨，过上了正常生活。丽贝卡自力更生以后找的工作如女招待、销售员、服务员、剧场引座员这些都需要天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丽贝卡想要活着的意念支撑着她积极地与外界互动，为自身赢得美好的未来。构建与外界的联系只能保证丽贝卡积极向上的活着，还不能彻底治愈她内心最深处的痛。

当“讲故事的行动”结束后，创伤患者现在需要重建全新的自我。重建自我就要丽贝卡与他人建立心理联系，拒绝与古斯相认让丽贝卡感到无尽的后悔，所以当丽贝卡得知摩根斯腾就是她童年日思夜想的表姐弗莱妲，她主动写了三四封信给摩根斯腾教授，可知她对同种族亲人的渴望。在信中，她讲述着自己在米尔本的童年生活，对表姐的思念，多年来无法说出口的秘密终于有了诉说渠道。有了摩根斯腾，丽贝卡的灵魂就有了出路。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一年的书信来往，内心的孤独感与无助感通过文字传达给异地的亲人，在这一刻文字将不再只是文字，它承载着丽贝卡过去50多年的辛酸苦辣与缄默。在没与表姐获得联系以前，字典是丽贝卡的心灵寄托，它是丽贝卡的终身朋友，见证了她人生的每一阶段。在孩童时期，字典是丽贝卡从破碎的家唯一带走的物品，字典承载着她儿时的回忆，也保留着对父亲仅有的回忆与爱；在成年之后，字典成为她向奈利传递知识与爱的工具，字典不仅体现了她对知识的渴望，也象征着她对未知命运的顽强抵抗；在晚年时期，字典为丽贝卡与表姐保持书信往来提供了便利，帮助她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字典连接了施瓦特夫妇，丽贝卡，奈利三代人的关系，在长大后的一瞬间，丽贝卡意识到父亲当时没烧掉字典，其实是因为爱她，让她在迷惘中找到了答案。

丽贝卡在受到创伤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把握自主权，建立安全感；对待创伤记忆，她由回避向诉说转向，使得她与死去的父母、失去联系的兄弟和解，与表姐的书信往来治愈了她破碎的心灵；同时她认真对待生活，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获得他人的爱慕与尊重，在上层社会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至此丽贝卡在身份以及精神上都完成了自我的重构。

施瓦特夫妇在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都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化地带。“米尔本的墓地地处荒郊野外” [3] ，死人的最终归宿却是施瓦特一家的住所，将家安置在墓地里，欧茨暗示了他们的最终归宿，雅各布不仅在为别人挖掘坟墓，同时也在为自己掘墓。墓地是“黑暗恐怖的他界”[易舫·段成]从到来的那一刻，施瓦特一家就开始了被隔离的命运，他们被当地政府安置在社会边缘的墓地里，体现了政府对他们的排斥，外来人只配居住在“他界”。“福柯认为空间是知识话语与权力运作的具体场所” [6] ，而弱势种族在主流社会中没有话语权。偏僻恐怖的地理环境暗示了施瓦特夫妇在米尔本没有说话，提出要求的权利，即使他们提出了诉求，也没有人会理会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就如同局外人，边缘化的居住环境使得他们身份透明化，身份危机对“总是处于相对无权地位的弱势群体，”冲击最大 [7] 。地理空间的隔离也导致了社会空间的疏离。因为偏僻忙碌，施瓦特夫妇很少到镇子中心活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墓地和家，数十年的自我隔离使他们失去了社会人格，尤其是安娜，她见到陌生人会感到害怕，并发出严重的嘶喊，她丧失了与周围人的社交能力，无法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独立的生存。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的隔离导致施瓦特夫妇丧失社会身份。

施瓦特夫妇被隔离的另一个原因是种族歧视。故事背景始于1936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屠杀，而美国正兴起了第二次反犹思潮，在此背景下，施瓦特夫妇对自身身份属性充满矛盾。异国他乡使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例如改变名字，放弃母语等。名字是一个人身份最明显的象征，放弃摩根斯坦，改姓为施瓦特，代表她们遗弃了自己民族的根，丢失了原有的犹太身份。“他们希望通过顺从和依附美国社会，内化主流话语，从而成为美国公民。” [8] 当了十几年的美国人，他们终于醒悟他们的美国人身份空有其表，不管如何低声下气，他们仍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在外，没有基本的尊严，置身于极端边缘的他者位置。心理崩溃的雅各布暗地里疯狂的咒骂当时执政人罗斯福，仇视小镇所有人，而安娜整日封闭在家，不愿和美国人接触，这些都暗示了他们打心底并不认同美国人身份，无根的他们游离在第三空间，陷入了身份危机，由此引发强烈的思想震荡和精神危机。

作为犹太人在美国被隔离在墓地里长达数十年，施瓦特夫妇失去社会身份、民族身份，游离于第三空间，成为主流社会的“他者”。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如同一个结构化的整体，把这些需要分成五层：生理、安全、爱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这五类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排列，每一个环节都起了重要作用，构成了一个“金字塔”需求结构 [9] 。只有底层的物质领域打好地基，顶层的精神领域才能稳固。

大屠杀以前施瓦特夫妇在德国属于中产阶级。雅各布当过中学老师，当过印刷工，安娜会打理好家中事务，两人过着精神富足的生活。逃亡到美国后美好的生活彻底破碎，施瓦特夫妇只能成为一名掘墓人和掘墓人的妻子。首先是吃饭问题，这是人生存最基本的保障。他们顿顿吃面包和一些罐装食品，布满油渍和油脂的锅可以无数次反复使用，一家人活得就像流浪汉一样，从锅里抢饭吃，味同嚼蜡却别无选择。贫穷让施瓦特夫妇丧失斗志，选择苟且的活着。雅各布一年四季衣着都破破烂烂，溅满污泥的靴子像是嵌入他的脚，“向牲口的蹄子”怎么脱都脱不掉，就像掘墓人的身份以及贫穷的生活怎么都改变不了。而安娜不再是之前在钢琴前优雅的少女，现在的她头发乱得像鸡窝，衣衫不整，乳房松松垮垮，脸臃肿肥大。物质水平的急剧下降使得他们一时无法接受，内心遭受巨大挫败，他们互相嫌弃、猜疑并怨恨对方，开始自暴自弃，“他们的生命犹如风中之烛一般在风雨中摇摆” [10] 。雅各布通过酒精麻痹自己，忘却痛苦；安娜则通过自言自语与鬼魂说话来逃避现实，物质的匮乏使得相爱的夫妻最终相看两厌，爱的缺失让两人不再有归属感，各自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逐渐走向异化。

通过四年夜以继日的掘墓，雅各布存下了二百一十六块零七毛五分。这笔“巨款”抵不上富人一顿饭，底层阶层却得用四年辛苦工作并精打细算才能攒下。在异化世界里，病入膏肓的人，并不是指个人的疾病，而是指由社会造成的缺陷，“因为健全的人也只有在健全的社会中才能形成” [11] 。在当掘墓人的十多年间，雅各布辛苦的工作，一开始甚至一天会干12小时，但工作与薪酬完全不成正比，薪资无法维持家庭的开销，物质水平一直处于贫困状态。不健全的主流社会对底层阶级的无视及压榨没有给施瓦特夫妇一点拯救自己的机会，反而像一只无形的手从各个方面把他们推进了深渊，在精神上摧垮他们的意志，迫使他们走向异化。

位于底层的物质水平严重低下导致处于金字塔塔尖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而病态社会这个总抓手无声无息的折磨着施瓦特夫妇，加速他们的异化，陷入精神危机。

在社会、家庭、婚姻中，男子通过先天性别优势占据主导地位。在雅各布心里，安娜“是他的妻子，是他的仆人，而她则必须听从他。家里的钱财全由他掌管，与外界的一切交往也都由他来处理” [3] 。施瓦特与传统男性一样，对女性的掌控欲异常强烈。来到美国后，雅各布不让安娜说母语，一方面是为了隐藏身份，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安娜与外界社交。他不信任他的妻子，他私自在银行开了账户，他自私的认为钱是他自己的，并没有与妻子共享，因为在他心里，妻子与钱财处于同一地位，都是他的所有物；其次他觉得来到墓地的男的都对安娜有觊觎之心，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女性是男性的玩物，他不允许自己东西受到窥探。面对父权制的压榨，处于弱势地位的安娜只能服从和依附雅各布，而不是反抗。安娜无法保护自己，更保护不了孩子，在父权制压迫下，安娜丧失了思考与行动能力，空剩下一副躯壳，安娜的顺从与沉默也暗示了她最后的悲剧命运。

雅各布干着一份不体面的工作——掘墓人，在家以外的地方得不到一丝丝做人最基本的尊重：当地的小孩子可以肆意捉弄他；万圣节房屋的墙上被涂满了万字饰；政府人员的无视与压榨，迫使雅各布只能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妻子孩子身上。只有在家里，雅各布才能体会支配权力的感受，只要他不开心，家里的物品就是出气对象，有时还会拿孩子撒气。随着赫彻尔、古斯前后离开家，雅各布的父权制变得岌岌可危，当支撑雅各布活着的唯一动力——父权制崩塌后，雅各布彻底崩溃了，再也无法承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痛苦，放任自己走向毁灭。“爱包括爱自己和爱他人，它是一种突破人与人之间屏障的能力，它意味着对生命的肯定、关怀和负责。” [12] 施瓦特夫妇缺少夫妻间最基本的信任，在家庭中互相使用冷暴力，用沉默控诉着对对方的不满。如果夫妇两人能提早打开心房，互相倾诉各自的伤痛，用爱治愈对方，也不会走向自杀。但是主流社会的各种压迫已经让施瓦特夫妇陷入异化，早已丧失爱人的能力，无法爱自己，也无法爱他人，同时也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把生命看得一文不值，所以在父权制坍塌后，雅各布的心理扭曲，人性异化，失控的他持枪打死安娜，随后又自杀。

父权制维持着雅各布最后的尊严，当父权制崩塌后雅各布最后的希望破灭了，绝望的他走向深渊，通过死亡结束痛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