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是指时长一股不超过5分钟、以用户自定义创作或者官方等专业团体生产专业内容为创作方式、视频内容相对完整且信息密度大、随着移动终端普及与数字技术进步而新兴的互联内容传播方式 [2] 。短视频在“火山爆发”式的增长后，将进入“细水长流”的长线应用。短视频是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以“生活化”为其底色，进入公共化传播后，生活化也是一种基本的表达策略，而以人为本将是其持久的文化基因。

短视频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新载体，短视频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展现出了功能跨界发展的明显趋势。近两年，随着技术的革新升级，短视频进一步发展，各主流短视频平台迅速了从内容平台到涵盖社交、文化传播、商业化等多功能和多身份价转换、在直播电商、生活服务、休闲娱乐、知识传播与内容付费等模式的带动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与产业结构，更具连接性，融合消解更多产业边界，连接赋能更多行业发展。

1) 传播内容多样化

新媒体下的短视频内容多样化，例如主体类型就包括了新闻类、民生类、时政类、娱乐类、体育类等。从技术形态上看，无论是视觉元素(字幕解说、动画特效等)、听觉元素(旁白、同期声、环境效果音等)，还是表达方式、呈现方式等，都有不同，而且国内的短视频平台一直在利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进行自身的更新换代，基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和庞大的市场，中国的短视频内容及形式一直走在全球前沿。

2) 传播效果广泛性

在互联网技术的辅助下，短视频作为当前热门的传播形态，有着篇幅短小、传播速度快的天然优势。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发布《短视频用户价值研究报告2022》，报告指出短视频用户渗透率升至 93.2%。用户规模增速降至6.4%，存量化竞争加剧。短视频用户结构趋于稳定，40岁以下用户占52.8%，50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自2021年快速提升后稳定在1/4以上 [3] 。从短视频的传播方式上看，它不仅能缩短和用户的空距离，加深用户的情感体验，还能优化新闻的生产过程，有利于传播效果的广泛性发展。

3) 叙事手法简洁化

新闻短视频片长短，多为30~60秒，用户播放环境随意，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视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用户的眼球，吸引其注意力。受到时长和容量的限制，再加之受用户观看新闻碎片化方式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短视频讲究“速战速决”，整体叙事有简洁、“短平快”的特点。在传统的新闻叙事结构上要适当调整，合理省略情节，在有限的时间内确保新闻内容的完整。

4) 传播收益多层次

传统视频的盈利模式已经固定，且资源相对固化，而短视频作为新兴行业，盈利模式多元，各类资源仍处于多头博弈状态，为资本提供了空间。短视频的收益主要来源于：一是广告投放，既包括专门为广告主制作的广告短视频、传统的贴片广告，也包括在拍摄过程中的广告软植入。广告投放盈利的多少取决于视频的流量大小，这是相对传统且稳定的收益来源。二是粉丝打赏，短视频的互动属性为其发布者带来了粉丝打赏收益。制作者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己制作的精彩视频，获取粉丝关注后，通过平台的粉丝打赏等方式获取收益。三是电商带货，即通过短视频形式对商品或服务进行展示，粉丝通过点击短视频中的商品链接，跳转至相应电商平台进而完成交易。此外，短视频还能够通过流量分成、游戏、知识付费等方式获取收益 [4] 。

1) 低俗视频和虚假内容泛滥

目前短视频平台的功能多样，可以集娱乐、社交、广告、传媒等多功能于一体，功能的多样性给短视频平台吸引用户增加收益的同时，也给招嫖卖淫等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些非法用户利用平台的同城入口发布擦边视频，吸引用户，并进一步通过平台账号的昵称、头像、签名、视频或评论等功能发布色情内容或者招嫖的广告信息。除此之外，在巨量原创短视频中，不乏内容低俗、打擦边球、粗制滥造、价值扭曲之作，低俗化之风愈演愈烈许多低俗化标题刻意激发人的好奇心，用低俗趣味获取点赞量、转发量。

与此同时，由于短视频是在移动社交媒体中存在的，其时长决定了视频的内容不可能像常视频或者纪录片一样有前因后果并且足够具体详细，这就导致部分创作主体利用短视频进行虚假传播，例如在抖音APP上大行其道的伪科学短视频，部分产品售卖者在短视频中扮演医生进行产品宣传，灌输有害知识，骗取他人钱财，消耗社会资源，占据公共空间，谋取不法利益。

2) 版权问题和隐私泄露危险

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着大量的内容剪辑帐号以及视频搬运账号，这些帐号的运营有时未经过原创同意或者版权方授权，这有可能造成侵权问题。当一些抄袭者的短视频比原创所获得的流量和点击量更大，收益更多时，极其容易造成版权纠纷，但此种现象愈演愈烈时，更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据《2021年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书》，2019年1月至2021年5月，12426版权监测中心显示，1300万件原创及影视综艺等作品的二创短视频中，累计监测到300万个侵权账号，涉及点击量5.01万亿次，直接经济损失达50.1亿元 [5] 。这与以优质创新内容为核心的传媒宗旨相背离，阻碍了媒体融合战略的贯彻实施，由此可见，明确短视频的侵权界限和处罚标准、保护短视频原创者的合法权益已刻不容缓。

短视频中的隐私泄露问题同样严重，由于短视频平台的低门槛性和易操作性，不少未成年人能够自行注册帐号并发布短视频，但由于其心智尚未成熟，有可能会将自己的身份信息、住址等泄露出去。与此同时，短视频在进行拍摄时，有可能将拍摄者的手机后台信息和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公之于众，比如短视频录屏时App切换泄露信息问题，再者，一些短视频传播者将短视频平台作为伸张正义、舆论监督的平台，展开对不良社会现象、违法行为、不道德行为的拍摄和传播活动。但此类视频的争议之处在于，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甚至会暴露姓名、工作等隐私信息，对被拍摄者造成极大的困扰。

3) 舆论危机和意识形态风险

短视频谣言具备互联网传播的一切特点，兼具以视频的形式来展现谣言内容，既有优于图文并茂的展现力，又有图文不具备的冲击感、现场感和真实感，这些特点会进一步强化短视频谣言的说服力和逼真感，极易引发社会关注，引起非理性的舆论危机和社会恐慌。短视频谣言往往会借助时事热点或者人们关心的民生问题的热度达到迅速传播的效果，从而影响社会正常运行，扰乱社会秩序。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短视频平台上存在着一波又一波的谣言，造成了多次的舆论危机，其中包括喝白酒吃大蒜能够预防新冠肺炎、蚊子柳絮能够传播新冠病毒等。

在短视频时代，意识形态问题非常严重，短视频领域俨然成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源头之一，某些短视频中存在的背离马克思主义、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社会正能量的各种挑战和危险。例如，各种仇党恨国类、发泄社会不满类短视频。但大多数短视频意识形态风险难以识别，具有隐性特征，其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打着合法旗号的幌子，以爱国为噱头呈现出来，有的甚至通过“低级红”“高级黑”的方式来体现，这些存在有害内容的短视频借助巨大流量抵达千家万户，造成的危害难以想象。

近年来，我国短视频行业更迭速度非常快。政府有关部门对于短视频发展的相关政策及规范性文件不断下发，对于短视频乱象的治理以及监管都有很大帮助，但是就目前来看，互联网短视频的网络立法还存在顶层真空及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阶段的政策或者法律条文属于阶段性政策，对于现有问题能够有效解决但缺乏更系统、更全面的基本法，这就导致不断颁布的、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指导性文件只能进行事后监管，高层次立法缺位严重。二是数量庞大的指导性文件和政策条文零星分布，在没有高位法统一规范管理并指导的情况下，会造成监管主体权力冲突或重复，造成短视频监管效率低下。

短视频在近年得到井喷式发展，但短视频平台的监管机制还尚未发展成熟。早期的短视频平台对于短视频都是先审后发，而在审核的过程中，不免要投入一些人力与财力，即增加了公司的成本，这就大大削弱了平台对于监管机制投入资金和建立机构的积极性。如今的短视频平台虽然大多是先审后发，但鉴于成本，审核员的任务量较大并且审核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弹性，为了获取较多流量，许多迎合低俗趣味的短视频被审核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即使视频被屏蔽，相关帐号也没有遭受实质性处罚，这就造成了许多不良视频的上传。由此可见，如果平台忽略了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会造成整个短视频市场的混乱，优质的视频会被劣质内容推挤出去，导致短视频自媒体的专业度和严谨度下降，这样不仅会污染网络环境，影响正向舆论引导，还会危害到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2016年12月《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出台，《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成长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6] 。

2017年6月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是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保障工作的总纲领，对许多项目做出了规定，例如网络运营者的义务、网络相关行业组织乃至国家的责在等。但是作为网络安全的基本法，多原则性内容，属于纲要型。同时也存在着缺陷，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程序。《著作权法》和《侵权责任法》虽然对其也有一些规定，但也只是针对权利义务和侵权后的责任分配和处理，这对于短视频行业来说略显不足。国务院也出台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两部行政法规出台时间较久，经过修订后也有近十年的历史。而这十年恰是信息服务快速发展的阶段。前者规定了信息的“九不准”，以及“七条底线”不得僭越。后者主要针对信息服务内容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两者的禁令与保护，随着环境的变化，目前未能充分适应行业发展需要。

2018年随着短视频的发展，各行政管理部门也逐渐将其纳人了监管范畴。2018年抖音依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开发了“风险提示系统”和“时间管理系统”，其此举表明相关短视频平台须及时灵活地对网络短视频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规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2018年4月召开的国家网信工作会议强调，互联网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决不能让互联网成为传播有害信息、造谣生事的平台。2018年7月，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开展网络短视频行业集中整治，依法处置了19家网络短视频平台 [7] 。

2019年1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出台《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重点提出应当设立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系统，先审后播、建立“违法违规上传账户名单库”，不得随意转发未经授权和未经属实的视频号。2019年12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于2020年3月1日起开始执行，进一步明确了对网络短视频内容信息、传播方式以及监管的法律规定，使短视频管理者在处理有关网络安全、侵犯隐私、网络暴力等不良问题时有法可依。

2020年7月，国家网信办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暑假网络环境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直播、短视频网站平台存在的涉未成年人有害信息。2021年8月，国家网信办规定在青少年保护模式下，平合应在内容、使用时长以及消费等方面对青少年用户做出限制。2020年11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对未成年用户不能打赏以及禁止暗示、诱惑或鼓励用户大额“打赏”等做了严格规定 [8] 。

2021年，多部涉短视频法律法规颁布实施，短视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提档升级。其中，2021年1月22日新修订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鼓励生产包括短视频在内的优质信息内容，将从内容分类生产制度、提高内容生产发布门槛、强化信息内容原创保护等方面提供流量扶持、技术支持等政策保障。2021年2月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针对移动互联短视频行业开展强有力的管制措施。2021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是通过具体的法律细则从短视频的负面影响当中保护着未成年人的权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的通知》等文件，也对文娱领域阴阳合同、偷逃税、劣迹艺人、网络游戏、“饭圈”失范明星网络信息传播等综合施策，也有力推动了短视频发展环境的改善和治理体系的规范有序 [9] 。《著作权法》则将更多视听形式纳入“视听作品”概念，为解决短视频等新业态的版权保护问题奠定了基础。国家网信办《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21)》针对抄袭剽窃、盗版侵权等行业公害，要求平台加强对原创内容的著作权保护，防范盗版侵权行为。要求生产运营者在转载他人信息内容时应标注著作权人和可追溯信息来源，不得利用技术软件等手段进行“伪原创”，不得批量发布雷同低质信息内容。”2021年12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互联网电视短视频业务管理的通知》对短视频业务进入互联网电视提出了明确的管理要求，鼓励导向正确、立意高远、制作精良的短视频作品进入电视屏。同年12月发布的《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被业内认为是“最严新规”，明确规定短视频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这释放了明确信号：短视频剪辑影视剧片段必须先授权后使用。

2021年末，抖音安全中心发布的国内首份平台治理安全透明度报告《抖音2021年第四季度安全透明度报告》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抖音重点整治包括同质化博眼球文案、借热点事件恶意营销在内的五大违规现象。抖音安全中心表示，发布报告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向社会公开平台安全治理情况，帮助公众了解平台治理工作，同时听取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安全治理方案，期待和各方共建和谐文明社区氛围”。可见，抖音已在整治和监管方面发力，从源头着手整治，对相关主播进行精准管理，力求构建安全透明、绿色正能量的短视频平台 [10] 。

2022年3月1日，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应用算法推荐技术，是指利用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等算法技术向用户提供信息。各类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在监管范围内，如各类短视频平台、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及餐饮外卖平台等。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中，也将重点清理“色、丑、怪、假、俗、赌”等各类违法违规的直播和短视频。2022年9月至12月中国相关部门分别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关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公告》、《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对移动短视频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更细致的规定。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中国，短视频及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势头虽然有所减缓，但仍旧极速进步并面临着新的情况，能否有紧跟时代，切合实际的法规条文来规范其进步，促进其发展是决定短视频能否继续发挥各种重要媒介功能的保障。从目前的形势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正在继续推进相关法规的出台，并适时颁布高位法，弥补短视频法律条文顶层真空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对零散的法律条文进行统一管理和修改，明确法律条文责任边界，强化主体权力，以更加细致的描述，更加全面的论证和更加合理的操作来确保短视频及相关平台得到规范监督。未来，面对短视频存量下的竞争式发展，网信部门、版权管理部门、信息产业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门、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厘清自身与其他部门职责界限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在不断出台的法条的指导下，依法治网。

短视频平台要不断加强自我管理和约束，担起应有的监管责任，演好“守门员”的角色，实履行相应的法律规定。短视频平台应继续大力培养具有媒介素养和职业道德的工作人员，同时遵守行业准则，建立符合行业标准和法律条文的短视频制作模式以及内容审核机制，对短视频领域依法进行管理，对不同属性的新媒体进行更科学、更有针对性的管理。不断建立健全短视频的举报投诉机制，加强外部监督的力度。与此同时，平台可以建立分级制度，利用大数据、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过滤，例如现在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已经有青少年模式，此模式主要为儿童及青少年提供适龄内容，帮助其学习知识，健康成长。未来的短视频平台可以对内容进行不良分级(1~5级)，实现对于短视频内容审核的“事前把关”，利用智能技术对短视频内容进行自动识别并智能屏蔽或推荐。此分级制度还可以应用到短视频制作者身上，平台对上传的视频内容进行分级分类划分，对违反不同类别和级别的上传者，施以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各类平台互通违规用户数据实现多平台限制，使上传者意识到发布短视频内容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上传偏差内容视频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