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自贸区是党中央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所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也是将自由贸易理念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追溯其理论来源大致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贸易理论，其演变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和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第二阶段是现代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是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和里昂惕夫之谜。这一阶段的现代自由贸易理论在理论上已基本成熟，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 [ 1 ] 。第三阶段则是为了更好地阐述里昂惕夫之谜的新要素贸易论以及对新国际贸易模式的说明而提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至此，经过一系列的深入研究，自由贸易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其次，列宁的渐进式发展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条以“非激进主义、较为平稳”为中心的渐进式发展道路，现如今提出的自贸区政策便是继承和创新中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全新方式 [ 2 ] 。再次，制度总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被打破。诺斯和科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提出，给中国的制度革新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影响，我国的制度变迁理论前后经历了四大变化，也为当前中国的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更为客观的建议。最后，随着政策的明确定位与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应运而生。无论是国家以往设立的政策试验区，还是如今的自贸试验区，都带动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形成区域经济新增长极。由此可见，自贸区建设深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道，为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有效指引 [ 3 ] 。

从山水写意的蓝图到工笔描绘的实践，是自贸区从概念到实施，再到经验复制和推广的演变进程，这体现了中国在以自贸区为基础推进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别制度优势。学者们普遍认为，自贸区设立并不是个体认为的主观臆想，而是结合中国内外经济情形，符合中国发展实情而设立的先行区。从中国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及改革成就出发，我国自贸区的演变过程应划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步探索设立的保税区到如今高速发展扩容的自贸试验区再到2018年设立首个放眼未来的自贸港——海南自贸港。虽然自贸区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却与以往的经济功能区大有不同，它是经济在转型升级时期中全新探索下又一个“可攻可守”的尝试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准则，格外强调制度的供给侧改革。总体来看，自贸区通过不断复制推广地区经验，形成了“海陆统筹，东西南北中遍布”的发展新局面 [ 4 ] 。如此可知区域经济得到高效增长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才能创新出属于本土经济发展的阳光大道。

自贸区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从自贸区的功能定位、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等方面为切入点来进行考量。首先从自贸区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出发，可以发现自贸区发展的核心在于经济的开放、政府部门的有效管理、投资功能的明确定位以及外资体制的隐患排除等，这样才能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加快区域经济的转变。同时，只有赋予自贸区更多独特的内涵来打破原有的国际惯例，比如降低贸易壁垒和减少产品服务流动限制等方面，才能在今后实现和发展各具特色的政策目标，给出当前我国自贸区发展的优化思路。最后从自贸区制度创新方面出发，制度创新是纲举目张的要素，是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是自贸区长期探索和经济高效增长的根本动力。总结以往各自贸区的发展动因和实践经验，不难发现只有对之前仍存在问题的制度体系和产业链条进行相应变革，拓宽创新制度和探索新一轮的制度体系，才能为制度创新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更为有效地降低制度建设成本，从而提升该地区自贸区的国际影响力 [ 5 ] 。

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自贸区能凭借自身的优势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增长效应，同时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进行综述。从定性的研究角度上看，自贸区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有正负两种效应。若从正效应的“制度红利”出发，一部分学者认为，多数自贸区可通过各类“制度创新”促进各地区及其周边的经济快速发展 [ 6 ] 。而从负效应的“挤出效应”出发，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自贸区等多种体制设计的重叠且周边地区各类特殊行政区之间存在着同质化的竞争，造成了自贸区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影响了其政策效力，不利于该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 [ 7 ] 。从定量的角度来看，国内多数学者借鉴其他杰出研究者们的实证方法，验证了自贸区建设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稳健的促进作用 [ 8 ] 。但自贸区建设对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总是带来正向反馈，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通过对现有的文献分析，多数学者是基于定性和定量两种视角下探究了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究其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方面仍有可拓展之处。因此，本文通过对自贸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效益评估，是对现有研究层面的相应对策建议缺乏的有益补充。

自贸区通过开放区域内多个市场来引入更为激烈的竞争，实现本土优势企业“走出去”，外地优势企业“引进来”的目标，从而倒逼区域内的各企业通过提升品牌影响力、创新技术等方法实现转型升级，淘汰劣势产品，提高竞争力 [ 9 ] 。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市场，产品同质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企业要想打造独一无二的产品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水平，需要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走出去”策略，加大产品出口规模，对出口商品的品质进行严格把控，提高其附加值，推动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不断向上攀升。依托便利的贸易环境及合理的政策制度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吸引众多优势企业涌入自贸区，提升各区域的创新能力。

自贸区经过不断地试点、发展形成的产业集聚优势有利于提升区域内各个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增强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推动各个地区的产业链垂直整合。自贸区建设的顶层设计立足于区域的资源禀赋，对各个自贸区进行不同的功能定位，分析各区域之间的差别发展，可以促使国家在区域内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区域内各部门的生产效率 [ 10 ] 。同时，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与周边区域协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促进各产业间的协同合作、整合要素资源、人员生产分工，能有利于各区域内的产业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打造延伸的自贸区产业联通区域，从而增强产业联动效应和开拓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为后续提高贸易规模、贸易结构优化、贸易效益等有着正向驱动作用。

自贸区的设立是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沿阵地，区域内贸易的快速发展为其实现投资贸易便捷化、产业转型升级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样，自贸区内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将会更集中于具有贸易竞争力的一方，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进而使其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功能持续提升，增强了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自贸区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红利”出发，发现多数自贸区可通过各类“制度创新”促进各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用优势资源来促进技术投入，达到知识资本的累积，提高当前区域的整体获益水准，从而确保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共建自贸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各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规模也随之增大，使得自贸区经济增长缓慢的现实障碍也逐渐显现出来。由内到外进行深入探究后，发现自贸区建设绩效评估系统仍有相当大的缺陷，机制体系仍需完善。当前对自贸区建设效果的评估主要侧重于项目中完成的整体目标，而未对实际政策情况、开展难易程度以及自贸区工作完成的好坏进行相应考量和规范，这对今后自贸区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是不利的。其次，随着各自贸区的成功试点，“先试先行、示范引领”的复制推广理念可能会造成其他自贸区照搬照抄，导致自贸区区域内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区域内的制度创新边际效应不断递减 [ 11 ] 。最后，各区域内相应单位缺乏一定改革自主权，未因地制宜作出及时的细则调整，政策的实施由主动化为被动。且政府多部门兼具管理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年代，直接干预过度市场，使得市场缺乏一定的活力。

纵观世界发展大势，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之后废除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关税和贸易协议，但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和贸易压力丝毫没有减轻，比如2018年，美国发起了“贸易战”和“科技战”等各类经贸摩擦，以达到压制中国，维护自己霸权地位的目的。全球宏观经济环境恶化，更容易引发“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势力的崛起，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十分不利，同时也使得其他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经贸往来态度变得更加保守，从而恶化了当前的国际市场环境，限制了中国自贸区的规模，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 12 ] 。

在新征程上，在全面总结十年建设经验基础上，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勇于开拓，积极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自贸区。只有不断推进自贸区建设战略，才能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自贸区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如何产生正向的显著效应，我们可以从技术保障和杰出人才两方面出发。首先，引进高层次专家人才，巩固对高质量人才及技术的吸引能力。自贸区的产业供应链，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有着非常精细的分工和高度的专业化，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普遍较高，因此要想实现自贸区的产业供应链稳定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和更加优惠的人才引入政策。其次，技术创新作为经济持久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引领新一轮技术保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自贸区发展要紧紧抓住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式创新技术，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创新措施的政策优势，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激励本地公司增加研发投入，这样才能使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水平得到质的提升 [ 13 ] 。

自贸区政策效应显著与否，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地理区位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赋予自贸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同时对自贸区制度创新的差异化探索提出更高的要求，才能实现当前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国际环境中充分掌握话语权。差别化探索不仅是要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避免同质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同时也是协调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首先自贸区政府应该是主动的制定者，而不是被动的执行者。只有把改革自主权真正下放给自贸区，才能真正地激发它们的创新积极性，消除它们在开发各种自贸区时所遇到的各种制度壁垒。其次，推广、复制的建设经验可能会造成其他自贸区照搬照抄，借鉴先进经验无可厚非，每个自贸区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和有利条件，但仍需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因此需一例一策，在分析不同类型自贸区政策效果差异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各地区间的共性与区别，并有针对性地设计有利于各地区实现最优驱动效应的路径战略。

自贸区是目前中国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中国外贸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持久动力。纵观世界发展大势，世界经济治理模式正在逐步发生新的变化。中国首先要适应新的国际贸易规则，要更加关注非经贸议题的谈判，要更深层次地融入到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去，要积极探索、实践新的贸易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特别是非经贸议题和规则的吸收与采纳。其次，中国应加强对非经济领域相关议题与规则的探索与尝试，并适时地对其进行调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要依托国家外向型发展战略，基于中国具体国情选择国际合作同伴，设定自贸区合作同伴的选择主次、优先顺序。积极借鉴同伴所在自贸区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经验，以期减少贸易转向、政策变更、外部环境突变等产生的消极影响。这样，才能发挥我国自贸区建设的制度创造力，在已有的多边贸易组织里重构国际分工与全球经济治理，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的共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