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世纪，英国便构建了破产免责制度，规定在大多数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债务人能够清偿部分债务并无其他例外的情况下可以免除5%的债务。个人破产免责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债务人申请破产，并在免责的前提下尽力清偿债务。但在这一模式下，个人破产免责必须在债权人同意的前提下，在实践中这一情况很难出现，是否免责并不是债务人能够决定，从而影响到债务人申请破产的意愿。

个人负债的主要原因分为消费负债和投资负债两方面，近年来，不堪债务负重而自杀的事故也愈渐增多。其中不乏有超前消费等不良消费观念的影响，但个人破产免责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由于传统观念的深入，极大抑制了债务免责的需求，使得债务人无法减轻债务并恢复社会信用，需要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对债务人自由的过分限制事实上并不能债权人带来有益之处，债务宽恕理论认为债权人应当宽舒没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应当维护债务人的尊严，使得债务人能够在社会生存下去。债务宽恕理论实质上是受到人道主义的影响，显示出对债务人人格尊严的维护。但实践中并不能完全依靠债务宽恕理论，还应当将债权人、债务人、社会公众的三方利益平衡，从而再将债务宽恕理论融入到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立法中。

债务人破产除了涉及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纠纷以外，还有可能牵扯到社会公众的第三方利益。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可以使得不堪负重的债务人免除部分债务，并恢复社会信用，从而继续投身到工作中去。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债务人重新投入社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能够大于其免除的部分债务的价值。

社会效用理论认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应当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特别是要注重发挥其间的社会效用，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激励创业者大胆创造，制造应当的社会价值。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说，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作为对个人债务责任的限制，可以等同于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法的目的和愿望相同。即债权人有着更多与债务人交易的经验，对债务的监督义务应当比其他个人更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的风险也应当由债权人承担部分。

同时，社会效用理论还关注到债务人的整体发展。由于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债权人所受损失，还有漫长的诉说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不予免责会带来连锁性的负面影响。例如债务人将深陷经济危机和社会负面评价的泥潭中，很难再次投入社会并实现自身价值。加之债务人可能会因为社会的负面评价而失去再次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或机会，这将无法给债权人带来更多清偿，也给走投无路的债务人增加了危害社会等不稳定因素。

2019年6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其他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提及构建个人破产制度，重点是解决企业破产而产生的自然人连带担保债务的问题 [ 2 ]²。但这一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构想并不完善，混淆了负债与破产的概念，不利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 [ 3 ] 。同时，该方案中个人破产的范围过小，仅局限于为破产企业提供担保的自然人，忽略了个体工商户等问题。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想模糊，加之个人与企业权利义务的差距，使得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在《企业破产法》中无法衔接。

目前我国主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来解决自然人之间的债权纠纷。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律理念为“自然人破产不能”，因此如若将自然人破产免责制度衔接到《民事诉讼法中》，会加重执行与破产免责之间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建立个人破免责制度，但该执行程序的目的是确认个别债权的优先效力，而自然人无力偿还债务的问题并未解决。而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是解决债务人偿还不能问题的良药，但二者实施结果还有所差距，应当正确区分二者区别。

虽然社会效用理论和人道主义理论通过减免债务人的债务，旨在促进其重新融入社会并创造财富，但现实中，债务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信用的恢复问题。社会信用主要包括金融信用和社会评价两个层面。在金融信用方面，由于网络中信息的持久性，债务人的违约记录会留下长期影响，即便通过破产程序免除了债务，其金融信用仍可能受损。根据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第20条，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为不良行为终止之日起五年³。这意味着，债务人的不良信贷记录只有在债务得到偿还后才能被清除。此外，不良信贷记录只能由原记录的金融机构进行修改或删除，中国人民银行无权干预。此外，不同地区在信用修复政策上的差异也增加了债务人恢复信用的难度。

同时，从社会评价的角度来说，债务人破产免责后还会出现相应的就业问题，例如国企、事业单位、金融组织、社会组织可能会限制“失信人”就业。

无论是社会效用理论还是人道主义理论，都不能忽略债权人的合理权利，毫无底线地免除债务人破产责任。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重要前提就是明确该制度的适用前提，毫无底线的免除债务人责任将会让工人财产免责制度成为债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

无论我国采取许可免责还是直接免责，都应当建立起个人破产免责的监督机制，防范债务人规避债务的行为，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5 ] 。债权人因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所受损失的权利救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免责异议，在法院做出个人破产免责之后的法定期限内，债权人对其异议的可以申请复议；二是免责撤销，即在个人破产免责发生后，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人发现债务人采取欺诈手段获取债务免责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在实践中，个人破产免责难免会出现各类不同的情况，针对不同的状况，债务人与债权人都拥有提出异议的权利。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最终成果是为了债务人的利益，设置个人破产不予免责的规则对于保障债权人利益，同时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 6 ] 。

纵观各国对个人破产免责的例外性规定，对于不予免责的债务范围大致有以下几部分划分：一是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德国对于该部分有着详细规定，故意侵权行为所引发的债务，如若将其放置于个人破产免责的范围，将会引发相应的道德风险。例如因故意实施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的行为，所产生的附带民事赔偿，应当不予免责；二是因法定义务而产生的债务，例如赡养费、抚养费以及抚养费等债务的产生，这一部分的法定债务一般可以直接影响到被赡养人或是被扶养人的人身权利，如若免除该部分债务，可能对法定债权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三是因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产生的债务，工资是劳动者的生活来源，如免除该债务，会增加劳动者的付出成本无法回报的风险，有悖公平原则；四是因偷税漏税或是其他类型的罚款不应当被免责，如此才能保障社会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