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发性抑郁是指患者在首度抑郁发作后，疾病反复出现，即使短暂恢复，也可能频繁复发或存留较高残留症状(Kessler & Bromet, 2013)。现实数据显示，抑郁症初愈者有一半可能性再次复发，而经历三次及以上发作的个体，复发率陡增至80%以上(Banov, 2018)。现今，心理治疗，尤其是正念认知疗法，已成为复发性抑郁主流且高效的干预手段。

由Segal等人开创的正念认知疗法(MBCT)作为一种专门针对复发性抑郁的治疗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Segal et al., 2018)。该疗法旨在引导患者加深对自己思想、情感和身体感觉的认识，并学会建立全新的应对方式，从而有效辨识并妥善处理可能触发抑郁复发的因素。临床实践中，MBCT已被证明能显著降低抑郁复发的风险，并逐渐确立其在预防抑郁复发及治疗多种精神障碍领域的有效性及重要地位。例如，Catherine S. Ames等学者(2014)针对具有抑郁残留症状的12~18岁青少年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接受了为期八周的MBCT治疗。结果显示，经过正念训练并在后续一个月的追踪评估中，这些青少年的抑郁评分显著减少(Ames et al., 2014)。与此同时，冯春娣等中国研究者对比了常规护理疗法与MBCT的效果，发现在接受MBCT治疗后，试验组受试者的HAMD抑郁量表、PSQI睡眠质量指数以及SF-36生活质量量表得分均有明显改善，且符合抑郁诊断标准的人数相较于对照组有所减少(冯春娣，薄伟，杨琴，2023)。更深层次的探究揭示，MBCT在治疗复发性抑郁时的作用机制可能在于通过提升正念水平和自我慈悲意识来实现调控作用(Kuyken et al., 2016)。值得注意的是，正念认知疗法(MBCT)已在临床中被证实可作为复发性抑郁症的有效替代治疗方案(Kuyken et al., 2015)。MBCT可调整患者对心理应激的认知反应模式，从而改变抑郁结果的本质属性。

Mann, J.及其团队针对有抑郁史的38位2至6岁儿童的父母，引入了访谈形式的亲子正念认知疗法(P-MBCT)，实验结果显示，接受P-MBCT访谈的父母展现出更高的正念与自我同情水平。在四个月的跟踪调查中，P-MBCT组父母所抚养的孩子表现出较少的行为问题，这进一步印证了抑郁症的发生与家庭环境间的紧密联系(Mann et al., 2016)。Becky Mars、Stephan Collishaw等研究者(2012)则聚焦于复发性抑郁症父母对子女精神健康的影响，通过对337对复发性抑郁症父母及其孩子的数据分析发现，曾患抑郁症或有抑郁史的父母，其子女报告的抑郁症状更为显著。父母的抑郁严重程度和发作次数，可能是预测孩子出现精神障碍及抑郁症状的关键指标(Mars et al., 2012)。反刍本质是一种消极自我关注的心理过程，属于不适应的认知模式。Michalak, J. 等研究者(2011)利用反刍量表评估了24名有抑郁病史的患者，并在干预结束后的12个月进行结构化临床访谈，结果显示，患者的反刍水平可以预测他们在接下来12个月的抑郁复发和残留风险(Michalak, Hölz, & Teismann, 2011)。进一步地，学者de Klerk-Sluis, J. M. (2022年)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讨了认知反应、反刍思维、自我同情与抑郁复发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认知反应与抑郁复发之间存在关联，并且揭示了反刍思维与抗抑郁药物使用的显著交互效应：在干预组中，停止使用抗抑郁药物时，反刍思维与抑郁复发相关联，而在常规治疗组中并未观察到这一现象(de Klerk-Sluis et al., 2022)。

认知心理学观点认为，决定个体情绪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事件的认知加工和倾向性解读。抑郁症患者不断滋生对事件的悲观认知和自我否定评价，从而产生消极情绪。其中，反刍思维，即反复纠结于负性情绪事件，被认为容易诱发抑郁(邢敏智，2021)。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抑郁有着直接影响，如父母患病可能增加儿童形成不安全依恋，进而导致青少年抑郁(Kane& Garber, 2009)。父母的消极认知模式和长期压力应对不当，通过家庭氛围影响子女，使其表现出行为抑制、内向、自卑等特点(Goodman & Gotlib, 1999; Restifo & Bögels, 2009)。综合分析，抑郁症的心理机制涵盖遗传背景、感到无力或高压状态(Guan et al., 2013)、童年或青春期创伤经历(Yan, Zhang, & Dong, 2021)、缺乏情感支持(Mann et al., 2016)、单亲家庭环境(Yee & Sulaiman, 2017)以及低自我控制力等因素。

近年来，时间相关电位和脑影像技术的进步为复发性抑郁症的神经机制提供了精准定位和深入探究。孙继飞等(2022)应用静息态fMRI对比了首发与复发抑郁症患者的脑功能差异，结果显示，复发抑郁患者的左侧杏仁核和右侧海马体功能异常更为显著，并与抑郁严重度负相关(孙继飞等，2022)。这提示复发性抑郁可能与前额叶–边缘系统环路的失调密切相关。此外，有研究通过情绪Stroop任务探究抑郁患者在执行任务时的脑结构动态变化，发现抑郁患者在面对冲突情境时，海马旁回–索状回的功能连接增强，而杏仁核–眶额叶的功能连接减弱；杏仁核–眶额叶功能连接的变化可能是抑郁患者情绪冲突处理障碍的神经生理基础(李丹等，2023)。

正念认知疗法核心在于培养个体对当下体验的无判断接纳与专注力，涵盖对情绪、感觉和思维的觉察。包含多元化的干预手段，如正念呼吸、行走、躯体扫描、行禅等实践。研究者如Murphy和Lahtinen (2011)通过深度访谈和细致记录，探究冥想练习如何在正念课程中促进抑郁患者的改善(Murphy & Lahtinen, 2011)。另一项针对老年抑郁群体的研究中，Smith, A.等(2023)对30名65岁以上老年抑郁患者实施八周、每周两小时的正念训练，内容涵盖身体感知、情绪与思维意识，旨在去中心化思考和培养包容心态。通过BDI-II评估，发现患者在课程完成后及三个月、一年后，抑郁症状有所减轻，注意力从过去的悲观思绪转向当下的自我觉察(Smith, Graham, & Senthinathan, 2023)。同时，Claudia Beliveau等(2021)结合心理评估与临床试验，研究MBCT对老年抑郁及焦虑症患者的影响。他们组织为期八周、每周两小时的小组活动，要求参与者每日至少练习15分钟。结果显示，与常规治疗相比，MBCT显著降低了老年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水平(Claudia et al., 2021)。此研究进一步突显了在认知疗法中，高效患者沟通与小组讨论方式的重要性。

正念认知疗法(MBCT)是一种融合正念冥想与认知行为疗法的团体心理教育模式，已被证实能有效降低复发性抑郁症的风险，并在临床上取得良好疗效(Velden, Piet, Møller, & Fjorback, 2017)。抑郁患者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变化通常表现为执行控制、注意力及信息处理功能连接减弱，情绪调节和自我反思区域的功能连接增强。MBCT的改善机制涉及到大脑结构和功能的重塑，通过改善特定脑区功能，提高注意力网络活跃度，提升认知功能。多项研究采用脑电图(EEG)技术，如Lomas T, Ivtzan I, Fu CH. A (2015)；Tang YY, Tang R, Posner, M. I., & Rothbart, M. K. (2019)发现，经八周MBCT治疗的复发性抑郁患者，其后双侧额叶、左颞顶区和右枕区θ波功率增加，右半球θ波段相位同步增强，尤其是右枕区与右前额叶、中央和顶叶区间θ波相位同步增加与抑郁症状减轻有关，而左侧顶叶区域θ波段的增强与反射性反刍行为的改善相关联。另外，Hui Li等学者(2022)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分析了60名晚年抑郁症患者，结果发现八周MBCT增强了患者右侧杏仁核、右侧额极、左侧枕上外侧皮层以及左侧小脑间的连通性，同时减少了左岛–左中央前回、左岛–右小脑、左海马–右肌肉内皮质的功能连接强度(Li et al., 2022)。然而，有些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结果。Dikaios，Elena等人的研究指出，虽然MBCT可以改善晚年抑郁和焦虑症状，但在预防复发方面，对于晚年抑郁症状的作用有限，而对于晚年焦虑症状具有一定帮助(Dikaios, et al., 2020)。从长远角度来看，Wood，Lauren Clare等学者进行的一项长达49个月的随访研究显示，MBCT可以有效降低三次或三次以上复发性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水平(Wood, 2011)。同时，也有研究证实MBCT配合抗抑郁药物治疗，能更好地维持抗抑郁效果并降低未来复发率(Wood, 2011; Kuyken et al., 2010)。在与其他社会心理干预手段的比较中，Probst，Thomas等人的研究发现，针对复发性/自我中心性抑郁患者，基于人际关系问题的认知行为分析系统(CBASP)在总体上优于MBCT (Probst et al., 2020)。未来研究可继续对比探究MBCT与其他心理干预手段(如认知疗法、人际治疗)在预防抑郁复发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人口群体对干预效果的影响(Kuyken et al., 2012)。

复发性抑郁的缓解不仅包括临床病理上的改善，还应改善患者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冯春娣等人(2023)发现MBCT能显著改善抑郁患者的睡眠质量、日常生活状态和心理健康水平(冯春娣，薄伟，杨琴，2023)。Kingston等学者(2007)在随机对照试验中发现，MBCT组在WHOQOL-BREF生活质量量表各维度及总分均优于常规治疗组，并在6个后依然维持显著改善(Kingston et al., 2007)。正念的提高意味着个体能够有效地从负性情绪和经历中抽离出来，转而专注于当下的自我状态，这对于抑郁症状的缓解至关重要。研究发现，先前反刍评分较高的患者在接受MBCT后，正念评分变化尤为显著(Frostadottir & Dorjee, 2019)。针对抗抑郁治疗未达缓解的重度抑郁患者的研究显示，经过MBCT干预并在多个时间点随访后，患者正念和生活质量水平显著提升(Chiesa et al., 2015)。Foroughi等人(2020)也证实了MBCT能显著提高受试者的正念水平，且改善效果在一个月后仍然稳定(Foroughi et al., 2020)。李娟等人(2022)对具有抑郁症状的大学生进行MBCT干预后，发现MBCT提升了大学生的正念水平，减少了反刍思维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李娟，罗香群，王婧，2022)。Raes, Dewulf, Van Heeringen 和 Williams(2009)认为MBCT缓解抑郁潜在机制是通过改变对消极事件的认知反应(Raes et al., 2009)。Rudi De Raedt等(2012)进一步探究了MBCT对抑郁患者情绪注意模式的影响，采用负情感启动任务(Negative Affective Priming Task)，结果发现，干预后患者对消极情绪信息的偏向和对积极情绪信息的抑制都得到了减弱(De Raedt et al.,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