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选用高级检索，检索设置为“主题 = 工作–家庭冲突”，限定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检索时间跨度为2013~2023年，检索日期为2024年1月15日，剔除作者缺失、相关报道以及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566条有效文献，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分析数据。

CiteSpace软件是Citation Space的简称，译为引文空间，由教授陈超美博士基于Java语言开发、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于CNKI数据可以进行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关键词的共现分析、突变词的检测。CiteSpace软件提供了平均轮廓值(S值)和模块值(Q值)两个指标，这是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依据。当S值在0.7以上时，认为聚类是高效的，若在0.5以上，认为聚类是合理的；Q值一般在[0, 1)区间，Q > 0.3就说明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本文主要采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图谱可视化分析，首先从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发文作者和发文机构来分析其研究现状，再从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和时间线图谱探究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

截至数据检索时间，将检索出的文献进行整理、筛选后，符合主题的有效文献566篇。某一领域的年度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和发展状况。通过图1可以看到，2013~2015年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处于方向探索阶段。该阶段的发文量波动不大，维持在40篇左右。此时工作–家庭冲突领域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2016~2020年是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内容发展阶段，从2016年以来，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论文数量总体呈现出增长趋势，2017年的发文量相较前一年增长了32%以上，这表明在这一阶段工作–家庭冲突受到更多的关注。2021~2023年是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内容深化阶段。虽然总体发文量有所下降，但研究的专业性更强，内容更加深入。

图1. 论文发表数量(单位：篇)

通过对CiteSpace进行参数设置，将时间阀值设置为Top N = 50，选择节点类型 = Author“作者”，得到图2。

图谱中共获得294个节点，121条连线，整体密度为0.0028，说明少量的作者在研究中存在合作，而且合作关系比较松散。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或高生产能力作者的集合数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即N = 0.747 (N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数，N_max为最高产作者发文数) [ 4 ] 。在工作–家庭冲突领域，作者张兰霞发文量为6篇，为最高产作者。根据上述公式，得出发文量要大于等于3篇以上的作者称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统计可得：在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领域，共有13位作者发文量大于等于3篇，共发文48篇，占总发文量的8.5%。此外，在我国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领域中，有58位作者发表了2篇论文，其余作者则发表了一篇论文，这说明研究该领域的作者越来越多，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大多数作者的研究可持续性是不高的。总体来说，在我国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领域中，研究者数量越来越多，但是作者间的合作较少，并且还未形成核心作者集群。

图2. 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发文机构的共现图谱分析，可以了解值得关注的研究机构以及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

首先，根据图3可以看到节点有262个，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1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9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7篇)、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4篇)、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4篇)、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4篇)、中山大学管理学院(4篇)、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4篇)、浙江大学管理学院(4篇)、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4篇)。

其次，根据共现图谱，可以看到连线有108条，整体密度为0.0032，这说明研究机构之间有合作关系，但是因为密度较小，所以联系合作并不紧密。

最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主要是以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为主，除此之外，大多机构的研究都相对独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并不利于相关学术研究的突破和交流，阻碍了我国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创新性发展。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强机构之间的交流，以此来推动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创新发展。

图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概括，分析其共现关系可以发现一些被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和主题，并且可以发现一些新兴的研究方向和趋势。通过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以关键词为节点和连线的共现图谱。在图4中，圆形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关键词的中心性越高，表示该关键词是研究中关注的重点；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其共现强度，连线越多，强度越大。图4中，共有263个节点，320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93，其中职业倦怠、影响因素、护士、中介作用、社会支持、职业女性、职业认同、工作压力、情绪耗竭、工作倦怠、工作绩效、心理资本等关键词表示了从2013~2023年间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研究重点。关键词中心性大于0.1表示该关键词较为重要，在对共现图谱进行中心性处理后，发现只有护士、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工作投入大于等于0.1，这说明工作–家庭冲突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关联程度不高。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进一步聚类，可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图5)。CiteSpace根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两个指标。从图中可以看出，Q = 0.671 > 0.3，表明聚类是显著的；S = 0.9108 > 0.7，表明聚类高效的。其中每一个大类代表一个研究热点，分别是护士、职业倦怠、工作投入、冲突、职业女性、工作倦怠、工作控制、应对策略。聚类标签是共现网络中的关键词，顺序是从0到7，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每个聚类中的关键词如表1所示。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1. 关键词聚类表

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重点是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成因研究(护士、职业女性)。不同职业的工作压力不同，当前学者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更侧重于工作压力较大的职业。柯玉叶提出临床护士的工作性质具有压力负荷高、时间不规律(如倒班)和工作强度大等特征。所以护士群体面对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 [ 5 ] 。韩萌萌针对ICU护士的工作–家庭冲突成因提出了三个维度。在行为维度上，ICU护士在被工作和家庭同时需要时会选择首先满足工作的需求，再去履行家庭职责 [ 6 ] 。从时间维度上，ICU护士的工作事件与家庭活动时间发生重合的情况很普遍。从压力维度上，ICU护士需要付出更多体力、精力、工作压力也更大。同时职业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所以她们面临更加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当前学者也更加重视女性所面对的工作–家庭冲突。李莎认为女性的角色冲突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与现代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形成了对女性的双重评价标准，从而加重女性角色冲突。女性家庭劳动价值被忽视是也是其出现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原因 [ 4 ] 。如王操红等所说：“女性劳动价值未被肯定是重要的原因，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集中表现在家庭角色压抑了社会角色，而家庭角色中女性生育和家务劳动且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合理的补偿 [ 7 ] 。”

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研究的第二个研究重点是对工作–家庭冲突内涵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界定上更考虑我国的本土文化情境。胡安荣在研究工作–家庭冲突对城镇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时，将工作–家庭冲突定义为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的冲突和基于行为的冲突 [ 8 ] 。王宁提出本土文化情境下，我国工作–家庭冲突存在关系文化带来的人际压力 [ 9 ] 。员工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巩固工作友谊或维系亲缘关系工作–家庭冲突的新构念，因此，在工作–家庭冲突构念的界定中，除了执行任务(做“事”)引发的冲突外，还强调了维系关系(做“人”)引发的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研究的第三个研究重点是对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的研究(职业倦怠、工作投入、工作倦怠)。学者们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的工作效率有不良影响。如高中华等认为角色压力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工作满意度在角色压力和离职意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 10 ] 。马红宇等通过494份调查问卷研究分析得出工作弹性能力与工作弹性意愿的匹配对工作 → 家庭冲突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对工作 → 家庭增益无显著影响；家庭弹性能力与家庭弹性意愿的匹配对家庭 → 工作冲突、家庭 → 工作增益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 11 ] 。

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研究的第四个研究重点是对作–家庭冲突应对策略的研究(工作控制、应对策略)。汤舒俊认为上司支持、配偶支持能够有效缓解工作–家庭冲突 [ 12 ] 。朱荟等实施家庭友好计划可以促进用人单位性别平等，建立健全工作家庭平衡，乃至互相促进的管理实践。友好政策包括兼职工作、工作分享、弹性工时、远程办公以及特殊情况可以带孩子上班；友好福利包括婴幼儿疫苗接种、育儿讲座、带薪休假、弹性福利等；友好服务包括育婴室、儿童或老人照顾中心、心理咨询辅导中心、儿童或老人活动场所、搬迁服务等 [ 13 ] 。

通过对专业方向学术前沿的分析，不但可以在这个专业领域中发现各个阶段的研究热点，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一个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方向。

本文在共现图谱的基础上绘制了关键词时区图，它能够清晰地展示出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变化，从而能够对未来学者们的深入探索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得到了工作家庭冲突时区聚类图，如图6所示。通过梳理时区聚类图，本文将“工作–家庭冲突”在过去10年的演进历程划分了3个重要时期。

图6.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时区聚类分析图

第一个时期(2013~2015年)：方向探索阶段。这一时期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涉及范围广研究内容较宽泛，主要是结合“特定职业”、“职业倦怠”、“社会支持”、等方面开展研究，这对于后续工作–家庭冲突的相关研究和梳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2016~2020年)：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关于工作–家庭冲突领域的研究更加细致，与理论结合更紧密。发文量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了显著的增加，“情绪耗竭”、“边界理论”、“职业认同”、“二孩政策”等关键词已经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第三个时期(2021~2023年)：深化阶段。这一阶段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发文量存在下落趋势，但是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目前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拓展和延伸到了“多重角色”、“压力知觉”、“职业紧张”、“婚姻倦怠”等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工作–家庭冲突在二孩政策的背景下已经开始关注女性群体所面对的工作–家庭冲突。如何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女性权益，减轻女性负担，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在未来可能会是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