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度是指一个物种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个体数量之和，丰富度是指一个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即物种数量的多寡。丰度会随环境变化而出现波动，影响群落结构进而导致群落内物种数量的变化，造成丰富度的转变。在局部尺度下，受干扰的、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由于受各种直接干扰多，水热条件不稳定，通常具有较低的土壤节肢动物丰度和丰富度。N’Dri等发现与未被破坏的热带次生林相比，具有7年种植历史的橡胶种植园土壤中螨虫的丰度下降了60%，丰富度下降了48%；种植25年后，螨虫丰度恢复至正常水平，但丰富度仍比未被破坏的热带次生林低15% [ 29 ] 。Rodgers等的研究中将农业机械运行轨迹限定在一定范围后，在0~190 mm的土壤中，土壤节肢动物的整体丰度及丰富度都显著上升，跳虫的丰度也在春季出现显著上升 [ 30 ] 。在澳大利亚，Nkem等发现土壤节肢动物在没有农业活动的草地中具有最高的丰度和丰富度，而放牧草地的土壤节肢动物比耕作的草地丰度多30% [ 31 ] 。Elo和Sorvari发现皆伐减少了人工林土壤中甲螨的丰富度 [ 32 ] 。在北欧云杉林，红橡的引入减少了包括土壤节肢动物在内的次级分解者的丰度 [ 33 ] 。在巴西几个牧场，放牧强度最低的农场跳虫的丰度最高 [ 34 ] 。Machado等对不同用地类型的土壤跳虫多样性的研究表明，自然林中跳虫的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在冬季时比其他用地类型高 [ 35 ] 。

由于干扰对原有生境，特别是内生生境的破坏，一些特有种可能会随之消失。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Dopheide等发现，特有种数量指标是一个比物种多样性指数更能区分土地利用类型的指标 [ 36 ] 。在非洲南部一系列退化的草原上，自然形成的低地平原生态系统相比受到干扰(人工修复)的生态系统具有更多的特有种 [ 37 ] 。在大西洋东部的特塞拉岛，受人类高度干扰地区的土壤节肢动物特有种仅为低干扰地区的约20% [ 38 ] 。在意大利全国范围内，在10 × 10 km的空间粒度(grain)下，步甲特有种的数量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性 [ 39 ] 。

某些土壤节肢动物物种对环境变化相对其他种类敏感，可单独作为生物指标指示土壤生态系统的状态和变化。例如缺弹跳属(Anurophorus)被认为是抗干旱能力较强的一类跳虫 [ 40 ] ，在受到干扰的生境更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在受风灾影响从而出现倒木的云杉林中，缺弹跳属跳虫丰度上升，成为跳虫群落的优势种 [ 41 ] 。柴特北绥螨(Arctoseius cetratus)具有较高的繁殖速率，常随其它物体一起迁移，从而开拓新生境，被认为是演替早期生境的代表性螨虫 [ 42 ] [ 43 ] 。在荷兰，5年间，一种平懒甲螨属螨虫(Platynothrus peltifer)丰度随着松林的恢复上升 [ 44 ] 。也有研究发现在科、目水平上，土壤节肢动物具有一定特异性的响应。Rousseau等发现，将砍伐后的针叶林中木质残落物移除后，甲螨在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形态上的响应要强于跳虫 [ 45 ] 。一个欧洲山地云杉林在发生林火两年后，其土壤跳虫群落显著与对照组不同，其中等节跳科和棘跳科仅出现在发生过林火的区域中，研究者因此认为这两个科的跳虫具有指示火烧干扰的潜力 [ 46 ] 。Reis等通过对比发现，虽然将跳虫鉴定至属的解释度更高，但鉴定到科也能很好地区别五种不同林型的跳虫群落多样性 [ 47 ] 。Meehan等用中气门螨虫和甲螨从科、属、种三个物种级别，均成功揭示了林火、森林砍伐和道路建设三种不同干扰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 48 ] 。然而，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空间异质性很大，而且由于土壤节肢动物种间高度的功能冗余性，以单一物种作为生物指标的应用容易受到一定的限制。

与活动能力相关的土壤节肢动物形态特征，如体型(大小、性状等)和运动器官等是受关注较多的功能特征。一般来说，干扰及不稳定的生境有利于体型小、运动能力强的物种生存。例如，Birkhofer等研究了草原和森林两个生态系统的大型土壤节肢动物的功能特征对土地利用强度的响应，发现草原生态系统中所有物种的土壤节肢动物的体型大小平均值都随利用强度提高而减小，同时发现蛛型纲和异翅目中迁移能力弱的物种丰度比例下降 [ 53 ] 。Barber等长期观察植被恢复0~28年后的一系列草地，发现处于恢复早期的草地中的步甲体型更小，具有更大的翅膀，而恢复时间较长的草地中体型更大，飞行能力较差的物种成为优势种；如果在植被恢复之前进行火烧，将进一步减少体型大的物种的出现 [ 54 ] 。另外，林火 [ 55 ] ，皆伐 [ 56 ] 和种植园管理 [ 57 ] 通过改变地表有机质的质与量以及随之发生的土壤理化性质改变，也能够减少体型较大、体色鲜艳的表栖跳虫。

土壤节肢动物的食性也是指示生境变化的重要功能特征。土壤节肢动物的食性随着生境的资源种类和丰富度而变化。在原有植被被破坏后的早期恢复阶段，群落以速生的草本为主，此时的土壤节肢动物食性以植食性(包括食真菌)为主。随着植物群落的演替，生态系统可利用的资源发生改变，土壤节肢动物的食性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林龄分别为5、25、45和95年的云杉林中，食真菌甲螨的丰度在25年林龄中显著上升，而杂食性甲螨下降，其它食性的甲螨则没有显著变化 [ 58 ] 。在2~160年的针叶林演替系列的4个演替阶段中，腐食性甲虫的物种多样性随着演替的进行而增加 [ 59 ] 。林业生产活动也强烈影响土壤节肢动物可利用的资源的质与量。例如，Birkhofer在草原和森林两个生态系统中发现，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增长，都有部分类群的食肉性大型节肢动物的个体比例出现上升 [ 53 ] 。另外，食物资源的改变还会影响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口器构造特征。例如，在凋落物积累较厚的凋落物层，具有更强壮上下颚的跳虫会成为跳虫群落中的优势种 [ 60 ] 。农药的使用会使具有紧凑/小型螯肢的甲螨在群里中比例上升以适应食物来源的变化 [ 61 ] 。

有性生殖能产生变异的后代，在群落个体密度较大的情况下，有利于抵抗捕食与疾病 [ 62 ] [ 63 ] 。无性生殖则能高效地产生更多个体，能更大概率地占领新生境成为优势种 [ 64 ] [ 65 ] 。因此，在群落充分发展的阶段，有性生殖将成为优势的生殖模式；反之，无性生殖在受到干扰的不稳定的生境中较容易成为主导的生殖模式 [ 66 ] 。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引入红橡树后受到破坏的波兰本地森林生境中，土壤甲螨群落中有性生殖的种类和丰度显著下降 [ 33 ] 。这种对生殖模式的影响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尤其明显，研究表明林火及林业经营活动显著减少了有性生殖的跳虫 [ 67 ] 与甲螨 [ 68 ] [ 69 ] 在森林土壤生物群落中的数量比例。林火使几个样地中有性生殖的跳虫丰度平均下降了40%，并且这种下降幅度与林火的强度正相关，与土壤表层凋落物的厚度及土壤的持水能力呈负相关 [ 65 ] 。

一些学者对不同土壤动物的适应性赋值后进行计算，从而能够量化土壤质量。成熟度指数(Maturity Index)利用土壤节肢动物，例如螨类的生活史策略(r与K)，对所研究群落内的所有种赋值，对土壤质量进行定量化表征 [ 71 ] 。成熟度指数能够指示土地利用类型 [ 72 ] [ 73 ] 、林业管理经营 [ 74 ] [ 75 ] 、农业耕作方式/强度 [ 76 ] [ 77 ] [ 78 ] 所引起的土壤质量变化。但在应用该指数时，某些种的赋值存在一定争议；若将其应用于种水平以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成熟度指数的应用 [ 79 ] 。

土壤生物质量指数(Soil Biological Quality, QBS)是意大利学者Parisi等提出的一个利用土壤节肢动物的丰度及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程度来衡量土壤质量的指数 [ 80 ] 。QBS能够对土壤质量进行定量化，对物种的鉴定精度要求不高，一般仅需要鉴定至目即可，在近十年得到了许多应用 [ 81 ] 。一般来说，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土壤受到更多干扰，QBS数值将降低，表示土壤质量正在变差。例如，受人类干扰的农田的QBS值要小于自然林 [ 82 ] 。Madej和Kozub用基于小型土壤节肢动物的QBS监测了矿山修复后的土壤质量变化，认为它是一个简单有效且灵敏度高的指标 [ 83 ] 。Blas等发现基于土壤节肢动物的QBS在硬木林中的值比灌木丛的高；林业经营活动通过影响土壤理化性状降低了QBS [ 84 ] 。传统耕作和有机耕作对土壤的不同影响也能够用QBS区别出来 [ 85 ] 。QBS可以评估林火、土地利用方式等对土壤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Mantoni等发现野火降低了自然桦林、人工松林和自然草地的QBS [ 86 ] 。通过野外控制试验，Yin等证明不同的用地类型显著影响了基于跳虫的QBS值 [ 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