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胁迫并非是新出现的概念，而是拥有悠久的历史，“coercion”来自于拉丁语中的“com-”(一起)和“arcere”(限制)的组合 [ 7 ] ，古希腊时期就有使用经济胁迫的记载⁵。美国在建国之初曾通过对英国制成品实行禁运来抵制对美国船只的骚扰 [ 8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手段逐渐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措施，这一时间段内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制裁，例如美国对古巴等国家的经济制裁从1962年开始⁶，直到现在联合国大会还在敦促美国停止此项行为⁷。联合国在制定宪章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其中第二条第四款中的“禁止使用武力”是否包含经济胁迫还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议 [ 9 ] ，有学者认为经济胁迫可以被包含在“武力”的含义当中 [ 10 ] ，但当时的主流观点是该条款中“武力”的范围并不包含经济胁迫⁸。但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并没有停止，为了限制胁迫性经济措施的滥用，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制定新的公约，由此出现了不干涉原则，即将经济胁迫中的压力不再视为是一种武力，而是被视为对另一国国内管辖范围内事务的非法干预 [ 9 ] ，例如《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19条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或政治性质的胁迫性措施，以迫使另一国的主权意志并从该国获得任何种类的好处”⁹。在1997年，联合国就“胁迫性经济措施”组织特设专家组对经济胁迫进行专题研究，并出具了报告对经济胁迫的定义和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讨论¹⁰。专家小组认为确切定义经济胁迫有一定的困难，有专家认为可以通过四项具体特征来判断，包括：(1) 单方面性质：缺乏国际社会清楚明确的支持；(2) 胁迫性目的：力求目标国改变国内或外交政策，达到有利胁迫者但不利被胁迫者的目的；(3) 经济损失：以实质性和可核实的方式对目标国的经济利益造成，或威胁造成严重的实际影响(例如利用胁迫者和被胁迫者之间不对称的关系)；(4) 负面的干涉性质：不作相应让步提供适当奖励或鼓励以促使改变政策¹¹。从基本特征可以看出，经济胁迫需要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包括：(1) 向目标国施加压力，使其采取符合实施国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内部或外交政策；(2) 为实施国取得具体优惠或特殊待遇争取特定的让步或利益；(3) 削弱目标国的经济能力(并且从而打击削损其军事潜力)，以从而破坏其执奉行其自称选择的政策的能力；(4) 企图破坏目标国的稳定或者推翻目标国的其政权，因为实施实施国认为该政权反抗拒其意愿望或者妨害反对其利益¹²。目前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仍然在争论之中¹³，专家小组仅仅给出了基于国际公认、接受或商定的准则、标准和文书来判断。

前美国商务部出口管理副部长巴里·卡特认为经济胁迫指的是：“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措施，而不是外交或军事性质的措施，以诱使目标国改变某些政策或做法，甚至其政府结构。作为经济措施对象的国家或其他实体有时被称为目标，而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有时被称为发送者”¹⁴。这里可以看出巴里认为经济胁迫的目标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个体。这与本条例的定义也存在区别。

我们需要注意经济胁迫与经济制裁的关系，经济制裁和经济胁迫都具有强迫性的特征，因此二者存在内在的联系。有学者认为经济制裁是一种运用结构性权利的经济胁迫，即经济制裁属于经济胁迫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经济胁迫以一国对国际机制的高度影响力而限制他国的经济政策 [ 5 ] 。这种类型的经济胁迫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较为常见，例如美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对伊朗和古巴等国家进行的经济制裁。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制裁只是经济胁迫的工具之一，此外还包括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非制裁措施 [ 3 ] ，但相当多学者认为出口管制属于经济制裁具体措施的范围 [ 11 ] 。因此，从研究现状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制裁属于经济胁迫的一种形式，经济胁迫的范围更加广泛。

根据ACI第2条的规定，欧盟委员会认为经济胁迫是指：“通过实施或威胁实施影响贸易或投资的措施，试图阻止或促使欧盟或其成员国停止、修改或通过某一特定行为，从而干扰欧盟或其成员国的合法主权选择”¹⁵。从欧盟对经济胁迫的定义可以看出，“经济胁迫”突出了经济手段的强制性和胁迫性，但ACI对经济胁迫和经济制裁的概念与上述研究似乎有所不同，欧盟认为有些经济制裁同时可以产生经济胁迫的效果，如果经济制裁同时对经营者本国政府产生了胁迫，那么就落入到ACI的管辖范围，但如果没有产生上述效果，例如仅仅是想要通过制裁获取目标经营者的技术等，则不属于ACI经济胁迫的概念范围内，这有可能通过阻断法的方式进行性规制。因此在欧盟的法律框架下，经济胁迫仅仅是国家层面的概念，而经济制裁，既可以针对国家也可以针对具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主体。笔者认为，这与学者的研究并不冲突，首先在ACI立法中也提到了非国家行为也可以被认定未构成经济胁迫，例如欧盟认为中国民众自发抵制欧美品牌的行为实际上是中国在行经济胁迫之举，但在一般情况下，非国家行为既难以胁迫另外一个国家，也难以对众多非国家主体进行惩罚，因此ACI并没有规定针对个人的反制措施，但这并不代表经济胁迫与经济制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根据第2条第1款的规定，ACI在两个累积条件同时满足时得到适用，即“(一) 第三国干涉欧盟或其成员国的合法主权选择，试图阻止或促使欧盟或其成员国停止、修改或通过某一特定行为；这种干预涉及(二) 实施或威胁实施影响贸易或投资的措施”³⁰。第一个条件强调的是第三国的行为影响欧盟或者其成员国的合法主权选择，第二个条件既强调第三国的行为影响的目标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贸易措施，并且也暗含了这种措施存在胁迫的意味。

同时第2条第2款列出了判断上述两个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1) 第三国措施的强度、严重程度、频率、持续时间、广度和幅度，包括对与联盟的贸易或投资关系的影响，以及由此对联盟或成员国造成的压力；2) 第三国是否正在采取一种干涉模式，试图从联盟或成员国或其他国家获得某种特定行为；3) 第三国措施对联盟或成员国某一领域主权的侵犯程度；4) 第三国是否根据国际公认的合理关切采取行动；5) 第三国在实施其措施之前，是否真诚地做出认真尝试，或在双边或国际论坛内通过国际协调或裁决解决该问题³¹。原文件第2款并没有明确指出上述五个考虑因素分别对应第一款哪一个条件，但是从一读的修改部分来看，在判断两个累积条件是否满足时，这五个要素实际上是综合考虑的，例如，第三国采取措施的强度和严重性既可以来衡量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已经干涉欧盟或其成员国的主权选择。

委员会依据各种渠道获得的资料对第三国的措施进行审查，但委员会需要对信息提供者履行保密义务³²。这种审查可以通过自身主动或者成员国的请求而启动。

1) 优先选择接触磋商和谈判

委员会通过两个条件进行测试，如果判断确实存在胁迫，欧盟委员会应对措施的第一选择是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包括直接谈判、第三方调解、斡旋以及国际裁决等途径。相较于欧盟自身咄咄逼人的经济制裁措施，其反经济胁迫措施显得尤为谨慎，这其实是出于一些利益方代表不愿意升级争端意愿的考虑，该条例规定的应对措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克制性，这不仅表现在委员会将优先与第三国谈判、调解或者斡旋等方式放在反制措施之前，而且还表现在是否采取反制措施的问题上，委员会还需要衡量这种措施是否真正符合欧盟的利益，一读对“欧盟利益”做出解释，这种利益包括成员国、包括上下游产业在内的联盟经济经营者和最终消费者的利益³³。即使决定采取反制措施，委员会将多次通知和呼吁第三国停止经济胁迫，在争端未扩大之前，仍然可以选择谈判。由此可见，欧盟想要真正地采取措施对经济胁迫进行反制，需要考虑各个利益方的权益，这也意味着启动反制措施的门槛较高。

2) 经济胁迫反制措施

本条例规定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国家或者地区，但原始文件却赋予了个人追偿的权利，根据原文件第8条，如果欧盟内部的自然人或者法人遭受到经济胁迫的损害，则可以向相对应的自然人或者法人追偿，此处相对应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并没有要求必须是参与到经济胁迫当中，根据第2款，即使自然人或者法人没有参与经济胁迫，但是只要与第三国政府有联系，就可以成为潜在的被追偿的客体，根据条例的规定，这里的“联系”有两种情况，即该自然人或者法人代表第三国政府行事或者由第三国政府实益所有或者有效控制，并不是一般的联系。这相当于赋予了个人追偿权，但是一读文件对该条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表现为删除了个人追偿权，而是将对与第三国政府有联系的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反制仍由欧盟整体来进行³⁴。

对于欧盟整体采取的反制措施来说，首先文件确定了采取措施的标准，包括采取的应对措施应当与欧盟因经济胁迫所遭受的损失符合相称性原则，同时考虑采取的措施对停止经济胁迫的效果、其负面影响、是否可以向受应对措施影响的欧盟主体提供替代方法、对欧盟投资环境的影响、是否会造成较高执行成本等因素。条例附件规定了委员会可以采取的具体反制措施，包括增加关税、货物进出口限制、货物贸易限制、公共采购限制、服务贸易限制、外国投资限制、知识产权商业利用限制、金融活动限制、化学品以及植物检疫等限制。

3) 欧盟反制措施的暂停和终止

根据ACI第10条，欧盟在第三国经济胁迫行为暂停或者考虑欧盟整体利益的情况下将暂停经济胁迫反制措施，在经济胁迫行为停止、以其他方式商议解决、第三方裁决要求欧盟停止或者考虑欧盟整体利益的情况下将终止经济胁迫反制措施。

欧盟反经济胁迫工具不断吸收工具箱中其他工具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将对经济胁迫的判断、谈判、反制、执行以及追偿都放在了欧盟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成员国之间在反制和执行等过程中产生区别立法和执法问题，保障了ACI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一问题在欧盟阻断域外制裁的工具——阻断法上表现的十分明显，由于欧盟将该法的执行权放在国家层面，成员国出于保护本国运营商的利益，各个国家的执行方式和标准都不一样，缺乏公正性³⁵。ACI明显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改进，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就像前文所提到的，欧盟成员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可能对根据该工具所采取的措施产生不同意见，这一点实际上在对ACI征求意见时就显现了出来。由于该文书还没有正式出台，其最终可能产生的影响仍需要后续的实践来检验。

此外，从文书中可以看出，ACI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强调自身的克制性，即将反措施作为最后手段，而将不干预作为第一选择，在必要时，以反措施做出回应，而这种反措施必须符合相称性原则，即反措施力度与自身所遭受的损害相称。由此可见，欧盟本身对于直接采取针锋相对的反措施行为并不感兴趣，并且从此文书的立法目的以及运作机理来看，此文书更倾向于一种政治表态和政治威慑³⁶，即表示欧盟不愿意接受经济强迫，其实质上缺乏执行的主观意愿。

欧盟内部成员国对ACI的作用定位以及必要性存在争议。例如立陶宛希望能尽快采用ACI，而捷克和瑞典虽然赞同制定ACI，但由于ACI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外交政策影响，因此ACI必须是“一种特殊的，最后的解决方案”，而爱沙尼亚、芬兰和意大利等国则认为ACI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保守主义，升级贸易争端，因此这种工具并不是必要的，而法国和德国为了进一步推动欧盟政策的独立性，普遍赞同制定此种工具³⁷。从现实层面来看，欧盟层面直接采取反制措施，对于各自成员国来说影响也是不一致的。因此，ACI尽管已经成法，但并不代表依据该法作出的决策符合所有成员国的利益。

通过分析欧盟对于经济胁迫的判定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委员会参考的认定因素较为抽象和概括，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且客观的标准，由此产生一些条文并未涉及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如何确定目标国家的经济行为与政治目的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模糊不清的认定程序很有可能导致这一工具被滥用，这也就意味着在欧盟采取反制措施之前，目标国家难以采取有效的针对性预防措施。根据ACI的反制措施，磋商和谈判是在欧盟判定对方的行为构成经济胁迫后所优先采取的措施，避免将双方矛盾升级。利用现有的争议解决平台应对欧盟反制措施

根据ACI的反制措施，我们可以看到欧盟针对经济胁迫行为的反制措施十分广泛，主要是贸易领域的措施，涉及关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争议解决平台解决贸易领域的争议，例如WTO专家组以及中欧共同提出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MPIA)等，对于双方争议的经济行为及贸易措施进行裁决。

正如我们上文所述，目前的争议解决平台所能解决的问题仅局限于贸易领域，对于无法通过此类平台解决的争议以及对我国国家利益和企业经营造成威胁和损失的单边制裁行为仍需要我国反制防御体系来进行保护。

目前我国的反制防御法律文本包括《反外国制裁法》《国家安全法》《出口管制法》《对外贸易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以及商务部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中国的反制体系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鉴于欧盟重新利用“反经济胁迫”之名行贸易保护甚至经济制裁之实，我国是否需要就经济胁迫进行专门的立法和回应还需要协调不同立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后续的实践检验。从ACI的运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是否属于“经济胁迫”的评估和测试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文本缺乏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ACI的反制措施来看，欧盟所采取的针对经济胁迫的反制措施是贸易保护中通常采取的对目标国家的全方位的贸易限制。从国家层面而言，不断建设和完善自身的反制体系是势在必行的 [ 22 ] ，因为我国也在遭受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胁迫，但是否需要进行反经济胁迫立法，立法就需要评估我国反制法律体系以及追踪欧盟ACI法律实施效果后进行综合考虑。而从企业层面来看，ACI立法的本质实质上是国家层面的较量，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扭转局势，企业所能做到的就是要符合目标市场的产品标准和质量要求，做好风险评估和合规义务。

ACI的正式落地，是欧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标志，是逆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缩影。在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同时，欧洲开始推动“战略自主”，即欧盟希望能够增强自己在全球政策和安全领域的自主能力 [ 23 ] ，ACI可以帮助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胁迫，但作为美国盟友的欧盟尚不能在美国的经济胁迫下全身而退，我们更需认清这一现实。欧盟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于进一步促进中欧贸易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而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成功举办，中国秉持着开放包容、互联互通的态度，在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不断推动沿线国家的和平和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