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史和全球史逐渐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新潮流和趋势。入江昭结合自身经历所作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我们提供了解这股新的史学潮流的绝佳指南。但他关于跨国史的定义也反映出概念本身在适用上的局限，而且本书关于全球史的介绍也较局限，我们需要参考他人研究成果，以全面认识两者关系。

入江昭，跨国史，全球史

Zhiqiang Y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Feb. 19^th, 2024; accepted: Mar. 14^th, 2024; published: Apr. 16^th, 2024

Since the 1990s,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new trend in historical research.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ased on Akira Iriye’s own experiences, provides us with an excellent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is new trend in History. However, his definition about transnational history also reflect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itself,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global history in this book is also limited, and we need to refer to the other research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Keywords:Akira Iriye, Transnational History, Glob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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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跨国史和全球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潮流逐渐兴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说是我们了解这股新的史学潮流的绝佳指南。这是因为入江昭本人就是这股新潮流的发起者和领军者。1934年，入江昭出生于日本东京，1953年赴美留学，1961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曾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从事历史学研究，其学术研究最初聚焦于美国外交史，倡导以多国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史，在70年代倡导以文化为路径研究国际关系史，推动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他卓越的学术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978年担任美国外交史协会主席，1982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更成为首位日裔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到20世纪90年代末，他又开风气之先，明确倡导跨国史，并身体力行。这本出版于2013年的小册子，就是入江昭以自身学术研究经历出发，对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的思考之作。目前，学界已有关于入江昭先生这本书的书评 [ 1 ] [ 2 ] ，内容集中于对书的内容进行介绍。本文则在简要介绍该书内容后，结合其他研究成果，重点对该书的主题概念进行评价，以期有助于丰富读者对本书及其所叙述的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理解。

全书篇幅不到百页，分为四章，讲述了跨国史和全球史这一新兴潮流的渊源、现状和发展前景。首先，入江昭在第一章提出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与跨国史的兴起，存在着一条由外交史到国际史再到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发展脉络。发轫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史学，一开始就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叙事单位，历史学家对国别史的研究、写作和教学主要围绕政治统一、宪政和法律发展、经济现代化等这类题目，其指向不外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这类历史叙事模式不可避免地强调每个国家历史、观念、制度的独特性，也因此与“例外论”的叙事倾向紧密结合。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领域的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以及比较史学的兴起，扩展了传统外交史研究的视角。到20世纪70年代，外交史(或对外关系史)日渐被称为国际史(或国际关系史)，外交史学家开始试图超越国家制定政策和对外策略方面的讨论，日渐关注世界各国如何基于自身利益而塑造世界秩序。有些历史学家也开始把国际关系置入经济的、社会的，尤其是文化的语境加以研究，而不再拘泥于将国际关系简单视作外交和政治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和“跨国”日益成为历史学家的常用词汇，有人开始提议将跨国史作为历史学新的研究分支或新路径，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全球化并将其融入对现当代史的研究中。

然而，当前仍然存在着史学研究与时代发展脱节的现象，因此，入江昭在第二章里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评析。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日趋明显和跨国现象日益增加的事实，史学写作远远滞后于历史发展，历史学家没能在其写作中重新发掘新的解释框架和研究视角，严肃地应对现实中新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代史学者普遍抱有20世纪历史悲观论或冷战中心观思想。二是至少到90年代，西方学者还持有传统的历史欧洲中心论。在作者看来，历史学家开始拥抱更全球化、跨国性的研究范式以前，首先面临着为西方的历史叙事去中心化、去国家化过程。在真正从概念层面解构西方中心论以前，应该首先严肃对待跨国性的研究主题。人们必须接纳一种更包容性的历史观，理解人类经历的普适性和多元性。

在第三章，作者则介绍了新近出现的一系列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其所涉及的主题包括环保主义、跨种族和跨文化相遇、移民、人权、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以及在地缘政治中的战争、地方社群和非政府组织等现象的文化维度，这些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民族国家历史和国际史的认识。

在第四章，入江昭教授表达了自己对全球史和跨国史的未来的看法。首先，他分享了该领域里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研究对象、新的主题和研究方法，例如不同年龄段的社会群体，各种活动组织(专业、艺术和体育运动等各个方面)，历史记忆以及多元背景的个体组成的混合共同体及文化。在他认看来，“只要这些研究话题对这一代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有足够的吸引力，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浪潮至少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 3 ] , p. 78)。“……民族主义叙事复兴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民族认同和民族差异在未来几十年里可能会继续减小。”( [ 3 ] , p. 78)最后，入江昭教授“大胆”地畅想，“全球史和跨国史或许都会不同程度地推进星球史的发展，而这也将标志着历史学家摆脱以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漫漫航程，终于驶向了最后的阶段”( [ 3 ] , p. 90)。

何谓“跨国史”？它与“全球史”等类似概念又是何关系？“西方史学界对此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 4 ] ，“……定义各有侧重，……占据上风的却是实用主义，即注重跨国史的经验研究而忽视对其定义的进一步廓清，以至于蒂勒尔认为过多的定义及其争论反而可能会对跨国史带来危害” [ 5 ] 。

然而，入江昭教授还是在本书中尝试着对跨国史等概念做出了界定。什么是跨国史？什么是国际史？在他看来，“国际史研究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将世界事务视为国家间关系的总和，而在这样的视角之下，各主权国家之间往来互动的平台便是整个地球。与之相反，跨国史则专注于研究跨国个体、非国家行为体和各种无法用国籍界定的共同体之间所存在的跨国纽带，并探索国家间关系以外的网络。在这样的视野下，国家间关系加上以上共同体之间构建的网络，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时代”( [ 3 ] , p. 18)。国际关系和跨国网络或有相互重叠之处，如我们想追溯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就需要在国际史和跨国史两种研究框架中才能加以全面理解；然而它们彼此之间也时常会发生冲突，如通过引入跨国主义这一与国家界定的世界局势大相径庭的秩序观，我们便可充分理解类似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而拒斥全世界种族平等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

而对于本书书名中的两个概念，也就是本书的主题——“跨国史”和“全球史”，入江昭认为，两者基本上可被视为是等价的、可以互换的概念。因为从根本上说，跨国史和全球史都试图超越民族边界，探索国家边界之外的往来与联系；都关心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都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模式并将欧美以外的历史发展纳入研究框架中( [ 3 ] , p. 13)。但另一方面，两者还是存在细微差异。“如果全球史试图研究的是整个人类世界，那么跨国史则试图在不同的情境中研究个体的生存境况。换句话说，跨国史并不否认民族国家的存在及其在特定时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3 ] , pp. 17-18)而是倡导在保留“国家”这一核心叙事单位的同时，发掘本国历史遗产中的跨国特性，以跨国史的视角重新梳理民族国家的历史。在他看来，“民族国家当然仍旧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框架，在预见的未来，它的重要性不会降低；然而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跨国纽带也会不断增多，我们需要一种跨国的视角理解人类历史”( [ 3 ] , p. 4)。

正式基于上述的认识，入江昭在行文中并没有特别区分全球史和跨国史，且偏重于跨国史。因此，本书对全球史的叙述略少。目前学界对于两个概念的梳理，可以弥补本书这方面的不足，有助于我们理解两者关系。王立新教授详细总结了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研究对象是跨地区和跨大洲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现象，题材范围要比以跨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跨国史小；在研究时段上，全球史的起点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而跨国史则始自二百多年前民族国家的兴起；不同于跨国史，全球史不具有明确的修正民族国家史学的目的；相较于跨国史主要基于一手文献展开研究，全球史研究则主要依赖二手著作；就研究方法而言，跨国史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性，而全球史偏向于传统的历史叙事 [ 6 ] 。学者刘祥在注意到“跨国史”和“全球史”两个概念紧密性的同时，也承认二者在适用历史时期上的不同，以及对民族国家的态度存在差异 [ 5 ] 。

外交史和跨国史学者徐国琦也多次表示，跨国史不同于全球史，因为后者偏重研究的地理范围而非方法 [ 7 ] 。同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在入江昭的跨国史基础上，提出“共有的历史”概念，其特点主要是着眼于中外人民共同的历程及追求，侧重文化范畴，以及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 8 ] 。这一概念保留了“跨国史”的主要特征，同时又避开“跨国史”在历史时期适用上的局限，也确是一种可行的做法。

不同于上述学者，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史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跨国史更高一级的概念。在康拉德看来，相比于跨国史，全球史则不仅在字面上不太受时间的限制，而且同样具有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两种属性。“尽管全球史这一术语往往会让人联想到世界范畴，作为视角，其研究范围却不见得一定要囊括全球。”“正如国别史盛行时，即使某个成果的研究范围并未真正扩及全国，人们依旧认为它已经进行了全国性的研究；国别史的整体框架一经确立，这个容器内的一切似乎都像是它的天然成分。”所以，更多的情况是，“书写某些限定空间的历史，却须抱着对全球关联与结构性情势的体察”。因此，跨国史可以看成是全球史的一个分支( [ 9 ] , pp. 1-13)。

既然全球史也可以作为一种视角，那么任何主题都可以从全球层面研究，也都可以成为全球史学者的合理研究对象( [ 9 ] , pp. 1-13)。因此，全球史也在研究题材范围上也并不如王立新教授所总结的那样要比跨国史小。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史研究者不是去做发现和汇编初级历史这类基本工作，而是利用其它历史学家所作的研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全球史作者必须讲述一种志在解释全球规模的历史变迁故事。”( [ 10 ] , p. 98)但全球史中仍有不少微观研究，如以某种文化符号或某种产品的产销的历史研究。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史和跨国史是两种不同而又交叉的史学潮流。它们都是一种研究对象，也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

入江昭这本小书作为学术文献综述性质的读物，自然无法囊括所有相关研究。他本人也在本书前言中坦言：“我即将展示的内容并非网络众家，而只是……挑选了有限的、能够反映史学研究变化的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更像是一种带有个人色彩的回顾。”( [ 3 ] , p. 3)入江昭先生的这种个人色彩并没有降低本书的学术严谨性，反而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为对全球史和跨国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份快速了解两股史学新潮流的指南。

杨志强. 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Review of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历史学研究, 2024, 12(02): 123-127.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4.12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