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怀旧认知理论入手，并结合乌托邦与怀旧两大概念的深入联系，对美国十九世纪的乌托邦共同体实验进行剖析，审视乌托邦共同体实验背后的演变机制和怀旧性建构，并结合社会历史语境揭示美国十九世纪乌托邦怀旧潮的失败原因和背后的文化悖论。论文旨在讨论这些心怀不满的改革家们是如何在不利的现实环境中，尝试构建温馨纽带，重建人际团结和归属感，与主流社会话语交锋却最终失败，进而加深对美国十九世纪乌托邦怀旧潮的理解，管窥美国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取向。

乌托邦，怀旧，共同体实验，美国文化价值观，个人主义

—Interpreting the Boom of American Utopia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stalgia

Yuhan Wang, Tao Q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Jan. 18^th, 2024; accepted: Apr. 1^st, 2024; published: Apr. 10^th, 2024

In the light of latest cognitive theory of nostalgia and in-depth connection between utopia and nostalgia, this thesis interprets the major utopian communal experimentation in the 19th-centrury America and examines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and nostalgic construction of them, expecting to analyse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hese utopian communities and American cultural ambivalence behind them. It explores how these disaffected reformers tried to build warm social bonds, interpers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in an unfavorable reality, but ultimately failed in the progress of engaging with the dominant social discourse. In this way, it contributes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utopian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ts a glimpse into the values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Utopia, Nostalgia, Communal Experimentation, American Values, Individ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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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一词源于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小说，后被广泛用于指涉理想社会，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西方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进入19世纪，由于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乌托邦逐渐从单纯的政治、哲学理念转化为社会实践，激发出一波接一波的乌托邦实验潮。尤其在19世纪的美国，数百个乌托邦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迄今为止世界上最知名的乌托邦，如“新和谐公社”、“奥奈达公社”和“傅立叶主义方阵”等，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在这些实验启发下，美国同时期出现了大批相关文学作品，包括霍桑的《福谷传奇》(1852)、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1888)、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1915)等。因此，全面认识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19世纪的美国文化，对研究同时期乌托邦文学和怀旧文学的繁荣也极具参考价值。

国外学界目前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例如，让·克里斯坦在《19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中对19世纪主要乌托邦共同体的诞生、思想、发展和消亡过程的梳理，对于系统分析该时期美国乌托邦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唐纳德(Donald)主编的论文集《美国乌托邦共同体》总结了美国主要乌托邦社区的演变过程，试图“通过提出对美国乌托邦的‘发展性’解释，解决对美国共同体社群日益复杂的理解” [ 1 ] 。也有一些学者从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关注某种特定类型的乌托邦共同体背后的民族特征，埃伦·韦兰·史密斯(Ellen Wayland Smith)的《奥奈达公社》一书描述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乌托邦共同体——奥奈达公社从宗教乌托邦到有限公司再到最终破产的兴衰历程，其中“揭示了美国人性格中最令人困惑的特征” [ 2 ] 。国内对于乌托邦共同体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经济效能、运作模式和可行性的分析上。

总体而言，多数著作只是对乌托邦社区进行了梳理，少有研究深入到认知心理和文化层面，探寻美国乌托邦共同体形成的心理机制和文化因素。本文拟从认知视角的怀旧理论入手，剖析美国19世纪的乌托邦实验潮背后的认知心理动因，透视其中折射出的美国社会的文化逻辑，在加深对该现象及美国文化的理解的同时，为深入分析同时期的美国文学主题，尤其是其中的怀旧和乌托邦主题，提供借鉴。

美国十九世纪轰轰烈烈的乌托邦运动潮无疑为其民族历史注入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也是诸多学者讨论的重点。从现有研究来看，三种社会批判为美国的乌托邦探索提供了源动力，即宗教性批判、政治经济批判和社会心理批判。

美国最早的乌托邦社区建立在宗教理想之上。这些社区的乌托邦愿景有一个共同点：以《圣经》的基本真理为基础，创建一个纯净的精神共同体，以便所有成员都能在和谐、合作和密切联系中实现共同理想。这些早期的社区大多起源于欧洲虔信派，教徒们为了躲避主流教会的迫害寻求避难所，并在美国建立符合自身原则的社区。此类虔信派团体往往寻求与上帝、《圣经》的基本真理以及成员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们非常强调社区与主流社会的隔离和隐居，拒绝既定教会的教条和等级制度。威廉·基尔(William Keil)基于这种宗教性批评创建了贝瑟尔和奥罗拉社区(1844~1880年)，他宣讲说，所有既定的教会规则都是人类的杰作 [ 3 ] 。宗教乌托邦的愿景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完全远离现实世界。宗教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于批判现实社会的邪恶和道德沦丧，他们认为现实社会在人与上帝之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常在社区的价值理念中宣称一个与基本真理紧密相连的完美社会是可以实现的。这些早期的乌托邦共同体往往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通过皈依乌托邦社区所提供的精神化生活，实现人类的至善。

乌托邦运动迸发的第二大动力是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这种批判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后日益加剧的贫困、混乱、机械化和人口拥挤出现的。政治经济乌托邦的兴起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此类乌托邦兴起的目的是在小型社会中寻找一个避难所，以摆脱工厂制度的弊端，远离非人化的竞争和为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过度劳动。在这些乌托邦共同体中，成员们崇尚秩序、合作，确保所有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因此，这类乌托邦共同体往往体现一种集体模式，倡导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享生活空间、共同抚育成员后代。政治经济乌托邦社区选择“退回到自足的公社来逃避工业时代的冷酷；在这个公社中，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将在自有合作的基础上，满足各自的需要，而不必依赖市场” [ 4 ] 。

抛却宗教思想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十九世纪的乌托邦浪潮兴起的另一大原因是出于对现代人的心理关怀。乌托邦共同体运动是直面现代性问题而产生的。现代性进程对自由的追求贯穿始终，然而现代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在赋予个人权利和自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担和危险。弗洛姆认为，现代人虽然逐步摆脱了各种显见的权威的束缚，变成人格日益完整、强化的个体，但在此过程中也“丧失了与他人原始的同意，与他人日益分离”。这种情况可能让人产生孤立无援的凄凉之感，引发“强烈的忧虑和不安” [ 5 ] 。现代性社会迫使人们扮演狭隘的角色，使他们无法表达完整的自我，也无法发掘人类最深层、最充分的潜能。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制度被认为是“病态的”。然而，乌托邦式的愿景则致力于创造有利于亲密关系和心理健康的自由环境。因此，乌托邦共同体摒弃了对世俗成就的崇拜，而将自我实现或个人成长作为其信条。十九世纪的乌托邦运动希望通过重建共同体让原子化的个人重获归属感和安全感，在合作中重建人际团结，形成更加同质化的群体。

在过往研究中，乌托邦与怀旧通常被视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一般认为，乌托邦是一种基于更加完美的原则对人类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规范和个人关系所进行的重构 [ 6 ] 。因此，乌托邦似乎更多体现了对未来的展望，是一种着眼于进步的表现，而与此相反，怀旧往往与对故乡或旧日的眷恋联系在一起，是“女性化、不爱国、失败主义”的 [ 7 ] 。但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两者的共性，即两者都是疏离现实的想象性建构，意味着对现实的贬损以及对他时、他地的理想化建构 [ 8 ] 。例如，博伊姆就认为，“怀旧本身就具有乌托邦的维度” [ 9 ] 。在此视角下，乌托邦与怀旧非但不是相互对立，反而殊途同归，原因在于它们是同一认知心理机制的产物。

当代认知视角的怀旧理论认为，怀旧由个体对自我的负面认知引发，并非简简单单对过去某个时空的留恋，而是“具有回避、亲附[attachment]双重倾向的人群”，在环境断裂导致自我连续性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一种适应性机制，“其核心是在象征[而非现实]空间建构理想化的社会纽带和归属感，以补偿现实中归属感的缺失，维护自我的连续性” [ 10 ] 。简言之，怀旧通过在象征性空间中构建理想化的社会纽带来弥补现实中缺失的归属感。而乌托邦通常是指一个不存在的好地方，它意味着“躲避现世烦恼的避难所，以及对更美好世界的希冀” [ 11 ] 。从中可以看出，“二者均立足于对当前社会的抗议或逃避，并通过对不存在或已不复存在的中心参照而汇聚一起” [ 12 ] 。

因此在部分学者看来，乌托邦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怀旧 [ 8 ] 。事实上，由于目前的研究多数从政治和哲学的角度对乌托邦进行概念性的阐释，使得许多潜在议题，如乌托邦背后的情感因素和心理机制，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而结合了认知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当代怀旧理论，有助于弥补乌托邦相关研究的空白。

在认知视角下，乌托邦背后的根本动机是寻求归属感和保持自我的连续性。而成功的怀旧建构可以通过调整个人的心理情绪、抵御生存威胁、增强积极的自我认知以及使个人与现实绝缘，来缓解身份危机。在运用疏离和理想化等认知建构策略的情况下，这些功能可以通过建构理想化的时空、重要他人和理想化的社会纽带来实现。

上述理论勾连和概念辨析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乌托邦现象。本文将以怀旧为切入点，以19世纪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乌托邦共同体——世俗性质的布鲁克农场与宗教性质的震教徒为例，，通过对19世纪美国乌托邦实验潮背后的怀旧现象的剖析，探寻其背后的历史、心理动因，以及该现象所折射出的美国文化的矛盾性。

在怀旧过程中，个体需要通过想象构建一个远离现实时空的理想化家园，以象征性地弥补归属感的缺失。事实上，与理想化家园相比，理想化的社会纽带才是怀旧者心之所向，同样也是乌托邦建构的核心所在。对于那些缺乏亲附倾向、主动选择脱离社会的隐士来说，人迹罕至的大自然就是他们理想的家园。然而怀旧个体的亲附特性让他们更惧怕孤独。只有与他人建立起可靠、温馨的社会纽带，才能够让他们获得归属感。因此，怀旧想象不仅总是“充满人”，而且主要体现为对那些能够给怀旧个体以归属感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建构。按照研究，怀旧者理想化的重要他人大多是那些“能给个体带来呵护、知遇、温馨归属感的人”，其特点往往是善良、包容 [ 10 ] 。在美国布鲁克农场与震教徒的乌托邦实验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重要他人的建构。

以布鲁克农场为例，布鲁克农场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空间。作为一个世俗乌托邦共同体，它对成员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成员们也对此引以为豪。首先，布鲁克农场不存在绝对权威的领袖。成员们主张农场并不是某个创始人的作品，而是基于所有成员的努力而创立的，因此强调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其次，布鲁克农场乎为成员提供了他们所需的一切，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一方面，农场为了让成员摆脱贫困提供就业和从事兼职工作的机会，同时缩短成员的工作时间，让他们有机会促进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农场为成员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和促进道德精神发展的场所。布鲁克农场的教师会为所有学生提供通识教育，其中包括各类型的工作以及实用的农业方法。尽管农场生活艰苦，缺乏世俗生活的舒适，但布鲁克农场的成员们却用动人的诗歌来掩盖他们的贫穷，并为他们枯燥的生活注入了魅力。总的来说，布鲁克农场是一个温暖、包容、互助的世界，在社区里，成员们相互支持、相互依存，避免不利的外部环境，并得到社区的肯定和支持，因此一度被赞誉为“美好未来在当下的缩影” [ 13 ] 。

而在宗教乌托邦共同体中，社区领袖往往充当着重要他人的角色。发展于十九的震教徒社区虽然以秩序、和谐和无私为主要特征，但社区领导者往往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成员们奉领袖为先知，社区领袖则作为成员们的精神导师为其提供精神指引，并及时给予成员帮助。与竞争激烈的外部世界不同，震教徒社区主张平等、互助、和谐，按照性别角色对成员进行分工，从事日常生产活动，并共同抚育社区内的幼儿。震教徒成员恪守对社区的承诺，并倾向于“将共同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身份认同” [ 14 ] 。

可以看出，外部世界的残酷性让怀旧个体难以在现实中找寻可靠的社会纽带，试图通过结社、互助等共同体生活来增进联系，营造一种温情脉脉的社会纽带来弥补归属感和安全感。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怀旧建构带来的效能有限，原因在于怀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理想时空、社会纽带、怀旧身份与替代价值等诸多怀旧要素之间需要相互协调，才能让怀旧者找到期许的温馨归属感。“其中任何环节缺损或薄弱，都可能造成整个体系崩塌、失效” [ 10 ] 。不仅如此，怀旧建构同时也是一个与社会话语不断博弈的过程。因此，怀旧建构是否有效还取决于其自身的现实度和社会认同度。倘若怀旧者塑造的纽带和身份过分远离现实，往往会被视为异想天开，对归属感的追寻也很可能以失败告终。大多数乌托邦共同体对于无私、博爱等价值追求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并且不断受到外部世界的威胁，因此怀旧建构的效果并不显著。

在虚构的乌托邦中，博爱、友情和合作取代了冷漠和竞争；共享和集体责任取代了私人积累；温暖和亲密取代了孤立。然而，在所有的乌托邦共同体中，和谐、融合、友爱的愿景并没有按照设想实现。因为这些共同体是建立在违背人性的原则基础上的，必然无法长久。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包含利他主义情感和为共同事业献身精神的崇高信仰最终轰然倒塌，成员们在经历了短暂的集体生活之后又回到了人人为我的丛林世界。

很多学者将乌托邦共同体失败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不切实际的理想或违背了历史潮流。但作为一场持续了近百年的社会运动，乌托邦共同体实验蕴含了美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是美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以及美国社会的内在规则，因此有必要对其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从认知怀旧理论入手，并结合乌托邦与怀旧两大概念的深入联系，对美国十九世纪的主要乌托邦共同体实验进行剖析，审视乌托邦共同体实验背后的演变机制和怀旧性建构，并结合社会历史语境揭示美国十九世纪乌托邦怀旧潮的失败原因和背后的文化悖论。

论文指出这种乌托邦式的怀旧建构效果有限，无法对抗现实中的不利环境。首先，组织问题和成员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共同体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另外，来自个人主义的长期挑战和伦理规范的空白从内部瓦解了共同体生活。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管窥美国十九世纪乌托邦怀旧热潮背后的美国文化矛盾性：托克维尔指出的“自愿结社”属性表明了美国公民对共同体具有依附性。然而，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却使得人们无法真正融入共同体生活，也难以在渴望归属感的同时放弃个人自由。一方面，在强调自由和自我创造的社会文化中，人们无法舍弃对自治性的追求；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性话语的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竞争文化严重破坏了共同体的根基，弥补不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缺失的归属感。正如学者指出，“现代乌托邦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生活的一种批驳式反应”( [ 24 ] , p. 113)，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共同体怀旧潮的突然兴起，正是对美国现代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击，而后者也是这些共同体实验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同一时期美国文学的主题，尤其是怀旧文学和乌托邦文学作品的主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安徽省教育厅研究生科研项目(YJS2021007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文学现代怀旧思潮的历史维度(1830~1950)”(21BWW003)。

王玉晗,戚 涛. 理想、模式与内在矛盾——解析美国19世纪的乌托邦怀旧潮Ideal, Pattern and Inner Ambivalence—Interpreting the Boom of American Utopia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stalgia[J]. 世界文学研究, 2024, 12(02): 53-61.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