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观点基于共犯理论进行展开，认为在相关行为中，自杀是属于正犯实施的实行行为，而教唆自杀行为是共犯行为，应当从属于自杀行为。该观点的论证以承认自杀行为具有违法性为前提，基于共犯的从属性理论，教唆自杀行为作为共犯应当从属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具有可罚性。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自杀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非所有违法行为都会受到刑事处罚 [ 1 ] 。认定自杀行为具有违法性，体现了国家及司法机关对待公民生命权的绝对维护，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但并不代表该违法行为应当与犯罪画等号，对于自杀者进行处罚太过严苛，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不进行处罚。但教唆自杀行为不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其不仅应当从属于实行行为的违法性，而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共犯独立说虽然也是从共同犯罪理论出发，但本质上是与共犯从属性和自杀责任阻却说相对立的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唆自杀行为基于教唆犯的属性，与自杀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但对于教唆自杀行为进行处罚的依据并非自杀行为的违法性，而是因为该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自杀行为只具有违法性但不可罚，而教唆自杀行为则兼具违法性与可罚性。共犯独立说与共犯从属性和自杀责任阻却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教唆自杀行为可罚性来源的依据认识不同，前者认为教唆自杀行为的可罚性来源于其自身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后者则认为教唆自杀行为依附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而应当受到处罚。共犯独立说认为，教唆自杀行为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出处一致，但自杀行为缺少可罚性，教唆行为因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而单独具有可罚性，无论其正犯行为是否违法或具有可罚性均无影响。此外，共犯独立说认为，共犯的成立具有独立性，并不一定要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该观点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对教唆未遂的行为人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只要教唆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即可按照共同犯罪进行处罚。

实质社会危害性说并非依据共同犯罪理论论证教唆自杀行为的可罚性，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实行行为，认为可罚性来源于行为本身，并非对其他行为的依附。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唆自杀行为是对公民生命权的侵害，违背了法秩序的整体精神，破坏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并且基于我国目前的立法与司法现状，这种对于生命漠视的教唆自杀行为在实践中频发，体现出较高的社会危害性，因此而具有了进行处罚的必要性 [ 2 ] 。

笔者认为实质社会危害性说相对合理。该学说另辟蹊径，以教唆自杀行为造成的后果为切入点作为其处罚依据，而非纠结于其是否属于自杀行为的共犯进行追溯。相较于共犯从属性和自杀责任阻却说与共犯独立说，实质社会危害性说的最大特点在于主张教唆自杀行为不再依附于自杀行为，因其自身的社会危害性而具有了违法性与可罚性的依据。该学说脱离了共犯理论对教唆自杀行为进行评价，不再拘泥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及可罚性来源，而是从教唆行为本身属性进行认定。因此，实质社会危害性说的最大优势在于，无论自杀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都不影响对教唆自杀行为违法性与可罚性的认定，赋予了教唆行为可罚性的独立判断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唆自杀行为具有可罚性，且其可罚性主要源于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

持不符合犯罪构成说的学者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认为纵观现行刑法，教唆自杀行为不符合任何罪名的构成要件，因此不能根据刑法认定为犯罪，不具有可罚性，否则就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 [ 3 ] 。

笔者认为该学说不合理。依照该观点，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任何一个罪名都无法准确认定教唆自杀行为，没有能够符合其构成要件的条文，但仅仅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情况认定教唆自杀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合逻辑。首先，该观点的论证逻辑存在矛盾。毫无疑问，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不能说未被《刑法》规定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不能以《刑法》尚未作出规定为标准来认定行为的性质。恰恰相反，一个行为只有在实质上具备了一定可罚性及社会危害性时，才会被纳入《刑法》进行规制。因此，不符合犯罪构成说颠倒了可罚性理论论证的逻辑关系。其次，该观点只是在形式上对教唆自杀行为的可罚性进行判断，没有实质上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因此做出的结论不具有可信性。最后，从《刑法》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说，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滞后性，并非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被《刑法》明文禁止，目前不符合《刑法》犯罪构成的行为不代表日后不会受到《刑法》的规制，随着教唆自杀行为关注度及发生率的提高，一旦该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则不符合犯罪构成说的理论也无立足之地。综上所述，笔者不赞同不符合犯罪构成说的观点。

客观归属说，又称客观归责论，认为自杀是行为人处分自己生命法益的自由行为，刑法无需进行干涉，也不必对教唆自杀行为进行规制。具体而言，根据客观归责理论，要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客观归责，应当满足如下条件：首先，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创设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危险或造成了某种危害结果；其次，行为与危险或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最后，这种危险或危害结果是受刑法保护的 [ 4 ] 。针对教唆自杀行为而言，教唆行为在客观上创设了使他人放弃生命权的危险，并且行为与自杀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第三个条件并不符合，即客观归属说认为自杀是行为人自愿放弃生命权的自由行为，刑法无权进行干涉，也就是说，教唆自杀行为造成的自杀结果不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不能对教唆者进行客观归责，而自杀者对自己的生命行使处分权，应当根据自我答责的理论由自己承担死亡后果。德国学者乌尔弗瑞德·诺依曼将该观点总结为：“只要其他人与‘受害人’相比没有在更高的程度上支配事件的发生，那么，受害人的自我负责的自己损害就排除了共同起作用的其他人的可罚性。” [ 5 ]

笔者认为客观归属说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方面，虽然自杀行为不受刑罚处罚，但并不意味着通过加功行为干涉他人自杀是合法的。在他人进行教唆、干预的场合下，即便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完全自由，因为教唆自杀行为与死亡结果间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如果没有教唆行为，自杀者未必选择实施自杀，对于这种强化自杀意识、对自杀起推动作用的教唆行为，在刑法层面上应当进行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生命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刑法不对自杀行为进行处罚，并非放弃对生命权的保护，而是尊重个人对生命自由处分的权利，但对于漠视生命、教唆他人放弃生命的行为仍然具有可处罚的价值。综上所述，笔者不赞同客观归属说的观点。

不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说从实质的可罚性角度出发，认为教唆自杀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原因有二。其一，该观点认为教唆自杀行为具有极小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教唆者只有教唆他人自杀的意图，不同于故意杀人的主观恶性，其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使用刑罚进行处罚的严重程度；其二，教唆自杀行为只是使自杀者产生自杀决意，但自萌发自杀意图到实施自杀行为期间有许多干扰因素，自杀行为的实施并非由教唆行为独立导致，该危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弱，死亡结果是由自杀者的自杀行为直接导致而非教唆行为。因此，教唆自杀行为只是违反道德观念，其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刑罚处罚的程度，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能认定为犯罪。

笔者认为不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说不合理。首先，有学者曾指出，教唆自杀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值得动用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既不能无视中西方社会与法律的差异而盲目效仿外国相关立法措施，也不能仅因为该行为违反社会主流道德观念而将其认定为犯罪 [ 1 ] 。如果认为教唆自杀行为不具有实质的社会危害性，那么教唆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自杀行为的邪教组织将如何认定。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邪教组织教唆自杀行为按照故意杀人罪进行处罚，其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其次，前文论述有关教唆自杀行为构成要件后得出结论，认为教唆自杀行为要求教唆者在主观上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产生的结果，即意识到具有产生他人自杀的可能性，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持的是间接故意的心态，其主观恶性与故意杀人行为一致，并且在客观上实施的教唆行为推动了自杀结果的发生，具有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危险性，因此存在一定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最后，认为教唆自杀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实则违背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对其不处罚的行为也是对侵害他人生命法益行为的放任。综上所述，笔者不赞同不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说的观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认定教唆自杀行为不具有可罚性缺乏合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