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是近年来发生的与“舆论致害”相关的事件，这些言论折射出社交媒体对个体行为的过度评价可能带来的危害。通过深入解读这些言论，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社会舆论对于个体的不良影响：

在选取的上述近年来发生的典型事件中，我们不仅见证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案件，而且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暴力形式：与过去侮辱、诽谤、侵害隐私等形式相比，这些案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侵权形式，造成的损害也更加显著。这种新型网络暴力已经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主流方式，几乎每个人的言论都在某种程度上都没有触及传统侵权责任法律的底线，即便是受到高赞评论的支持这种言论并没有构成违法性标准。在日本，类似现象被称为“炎上”事件，而我们可以使用术语“舆论致害”来描述这种现象。

表1. 网络舆论事件主要言论¹

舆论致害作为一种网络暴力形式，通过个体言论传播对受害者的名誉、声誉等造成实质性伤害 [ 2 ] 。从社会心理学视域分析，在同质网络群体中群体大多数人意见呈现或者受到少数意见领袖激进化表达的影响，加上被群体意识所感染，容易使得整个群体成员的意见转向更加极端，致使网民群体的观点越容易呈现集体偏执性，这被称作群体极化。

舆论致害有如下特征：

(1) 网络传播的时代性：舆论致害现象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传播速度更快，影响更广泛。

(2) 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广泛性：纸媒时代不同，现在参与者众多，公众的言论和观点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形成集体共鸣。

(3) 违法性的欠缺：舆论致害言论虽然可能带有明显的偏见或攻击性，但在法律层面上并不明显违法，缺乏直接的法律制裁依据。

(4) 损害的现实性和可视性：舆论致害言论的伤害具有现实性 [ 3 ] 和可视性，通过新闻报道、自媒体 [ 4 ] 发表的意见，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舆论的焦点。

在过去，传统舆论损害是社会对个人进行评价的一种方式，舆论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在现代信息时代，这种负面的“可视化”评价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主观观点，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深入探讨。舆论致害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而这种判断必须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通过对样本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各个价值判断的关键点。

对于涉及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我们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核心方面：首先，我们探讨了网络是否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其次，我们深入研究了现实中是否存在可行的救济措施；第三，我们考察了对于舆论致害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等等。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全面研究，我们能够辨别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差异。基于这一差异，我们通过实证调查，设计了一系列问题，以便深刻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我们本次调研通过问卷星线上编辑问卷，基于大学生更容易收到新媒体营造的宽松传播语境和校园文化网络所影响，且大学生对社会正义和道德失范关注更加密切，因此本次调研主要调查对象锁定在大学生群体。本次共计问卷投放500人，去除无效问卷39份，共计收回问卷数461份，问卷回收率92.2%，基于上述的价值判断，我们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

(1) 您认为网络平台上针对某人的大量负面言论是否会给该人造成损害？

(2) 您认为一个人在社交平台中负面评价(注意不是侮辱、诽谤言论)会达到什么等级心理上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

(3) 当受害人承受不了负面舆论发生重大人身损害时，您认为是否应当由受害人自己承担损失？

(4) 对于负面言论造成的损害，通过网络自我清洁的能力(正面、负面言论的抵消)即可合理控制，不需要特殊的救济手段或者法律的规制？

(5) 如果一个普通人介入到违反公共道德或群众感兴趣的事项(如乱停车、辱骂他人、家庭纠纷、对某事件的评价等)，那是否应当像公众人物(明星、公务员、重大刑事罪犯)一样接受公众的评价？(注意不是侮辱、诽谤言论)

(6) 您认为网络社交平台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7) 对于重大人身损害，如果网络社交平台承担责任，您认为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针对当今信息时代下，舆论致害的损害是否应该由个人来承担？网络平台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以及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法律规制形式？

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经常面对负面评价或批评，这种舆论常被看作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其影响相对有限，个体通常能够容忍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舆论的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形成了可视化的、聚集性的效应 [ 5 ] ，其影响范围更为广泛。这使得舆论带来的压力在网络时代可能比传统时代更为严重。

图1表明被调查者对于网络平台上针对某人的大量负面言论是否会对该人造成损害，结果如下图所示。

根据数据表格显示，大多数人(85.47%)认为网络平台上针对某人的大量负面言论会给受害人造成心理上的损害，而少数人(14.53%)认为这种损害是受害人自己心理造成的。网络空间中的极度非理性言论通常是通过社交生活中的各种负面和不满情绪收集起来的，这些社会情绪被网络进一步放大和发酵，同时，由于网络的隐匿性和虚拟性，使网络文化成了非理性情绪和极端话语滋养的温床。极端非理性的情绪，在面对社会问题而作出判断时，主要遵循道德和情感需求，理性思维被取代，导致过度的情绪化和话语表达。这些言论可能会对受害人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包括社会对他们的恶意看待和负面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压力。

图1. 受访者认为大量言论造成的心理损害情况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网友关于在社交平台中负面评价(不是侮辱、诽谤言论)会达到什么等级心理上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受访者关于在心理上损害的负面评价数量的情况

对于网络上可视化的压力，从数据表格中可以表明，大部分人认为在社交平台中收到超过100条负面评价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占比为41%。另外，超过500条的负面评价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的人数比例也较高，占比为45.55%。由此可见，在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事件中，例如头条热搜的评论数量在10万条以上，而由前文分析的群体极化现象 [ 6 ] 又极易形成，也就导致了处于热点新闻中的受害人所要承受的负面舆论数量超过心理承受边界。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在社交平台上收到超过100条负面评价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超过500条的负面评价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的人数比例也较高。

在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基于传统侵权责任法的构成要件，涉及舆论致害损失的责任主体仍然是个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是否能够承担舆论致害的责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图3问题表明当受害人因无法承受负面舆论而遭受重大人身损害时，是否应由受害人自行承担损失这一个问题的认知情况。

图3. 受访者认为受害人承担损失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23.64%的受访者认为受害人承受不了负面舆论发生重大人身损害时应当由受害人自己承担损失，而76.36%的受访者认为不应当由受害人自己承担损失，认为这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损害，不能由受害人一人承担。这种认知反映了社会对于舆论致害责任归属的新观点，即应该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这种舆论压力带来的心理伤害。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法律和社会治理层面正视这种可视化、聚集性的舆论致害。应该考虑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将责任扩大至网络平台，鼓励其加强监管、加大惩罚力度，确保网络舆论环境的健康和安全。

对于舆论致害的出现，有学者认为网络具有自我清洁功能 [ 7 ] ，通过网络自洁机制，可以避免滥用司法资源，更好地保护言论自由。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网络自洁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网络自洁可能不够及时或不够彻底。特别是对于受到网络欺凌、诽谤、侮辱等严重言论侵害的个人，仅仅依赖网络自洁机制难以解决问题 [ 8 ] 。因此，他们主张在必要时通过司法途径介入，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以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网络自洁指的是网络环境本身的一种自我调整和清理机制 [ 9 ] ，以解决问题和不良内容。具体来说，网络自洁包括以下方面：(1) 技术过滤和监管；(2) 用户举报和监督；(3) 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4) 公众舆论监督。下图4反映被调查者对网络自洁功能认知情况。

在得出的数据中，81.56%的受访者认为需要特殊的救济手段或法律的规制来应对负面言论造成的损害，因为不能有效地防止其频繁出现。只有18.44%的受访者认为不需要特殊手段，因为对言论的间接钳制功能已经足够。

因此，网络言论具有“泛在”特征。当出现不实信息(谣言等)和其他危害他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息时，平台可以通过用户生产内容的互相补充、纠错、印证和延伸的结构性关系，自发地接近事实真相。网络自洁功能无法完全发挥，社会需要建立特殊的救济手段和法律规制，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网络自洁通常是指社会大众通过舆论、道德规范和社交压力来制约不当行为的过程。平台的风险控制义务可以强化网络自洁过程，通过删除或限制恶意内容，从而降低社会负面舆论的传播。而司法介入和平台风险控制义务通常是相辅相成的。司法体系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法律，对恶意网络行为进行惩罚和法律制裁，为受害者提供正当的法律保护。

图4. 受访者对网络自洁功能认知情况

舆论参与者包括主要意见发表者以及附从者，其中以主要意见发表者的责任最为典型，在我国当前民法体系中，与舆论致害相对应的救济制度为名誉权保护制度，但该制度无法追究舆论参与者的相关责任。

在实践中，另外一个观念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在影响舆论受害者救济的实现，就是所谓公众人物化的问题。“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关注度，或者在公共领域活动频繁的人。这些人包括政府官员、演艺人员、社交媒体博主等，他们的行为和言论通常会受到公众关注。

在民法理论中，公众人物通常与公共利益相关联，因此对其名誉权的保护通常要受到与一般人不同的限制。其理论在于：(1) 为了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应当为公众提供有关公众人物广泛的相关信息；(2) 公众人物通常被认为是自发实施公众所关注的事项，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相应的批判；(3) 基于对抗法理的妥当性，公众人物被认为有应对舆论的能力 [ 14 ] 。由于公众人物自己实施的公众关注事项是有意识的(不论是明星、公务员、还是重大犯罪的犯罪分子)，实际上也相应的引入了民法的意思自治理论——自我生活决定权，即每个人均有选择自我生活方式的权利。因此将意思自治因素与公共利益相关联对公众人物的保护予以限缩就具备了相对的合理性。

但是网络信息时代的社交媒体互动已经成为普通人生活方式，一个人可能愿意通过媒体发布自己的一些信息，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做好成为公众人物、应对负面舆论压力的准备。其次，传统媒体时代背景下“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通常会被限制在偶像明星、政府公务员、重大犯罪等具体层面，通常不会介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即使出现也很难出现评论互动，集中叠加的情况。但是在网络信息时代舆论致害事件中，即使是非公众人物，也可能因某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突然获得广泛关注，从而被赋予了公众人物的特征。这种“公众人物化”现象使得一般人在舆论致害事件中难以获得足够的名誉保护 [ 15 ] ，传统的公共利益因素面临着挑战。

普通人公众人物化的现象在观念上将被关注的普通人等同于公众人物，弱化普通人的人格权保护，这会在人格权保护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国人格权保护理论以及司法实践部分地接受了“公众人物”的概念，但是对于“公众人物”概念的内涵尚未明确统一，因此在处理舆论致害案例中，也需要予以重视。

图5问题表明被调查人群对公众人物与普通任务保护范围的认识情况。

图5. 受访者对普通人及公众人物接受同样评价的态度情况

如图所示，51.19%的人认为普通人在违反公共道德或群众感兴趣的事项上应当接受公众的评价，认为这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提升；另外48.81%的人认为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应当区分对待，普通人不应当接受公众的评价。比例相近，表明公众人物与普通人物在舆论致害案例中已经出现了同化的现象。

因此，虽然在传统的名誉权保护体系中，公众人物在言行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存在平衡，但在网络时代，这种平衡受到了更大的考验。公众人物相较于被“卷”进来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利用公关权力，粉丝群聚效应来对抗负面舆论，而普通人公人化的过程只是加诸了关注度，高度的曝光和救济手段的缺失使其更需要名誉保护。

通过设置评论点赞数量上限以及预警机制 [ 18 ] ，平台可以限制某些评论或帖子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点赞或评论。这可以减少网络暴力行为的传播速度和规模。当某一评论或帖子的点赞数量超过上限时，平台可以自动发出预警并采取措施，例如审核或暂时禁止评论。为了减少舆论致害事件的发生和影响，网络媒体平台可以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即对发布的信息进行合理审核和监管。平台可以采用技术手段，如自动过滤、人工审核等，阻止虚假信息、攻击性言论等的传播。

网络媒体平台购买责任保险，以确保在舆论致害事件中受害者能够获得合理的赔偿。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应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 19 ] ：首先，风险发生后产生的危害较大，即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了较坏的影响；其次，责任人因赔偿责任重大而难以单独承担；第三，投保这种风险的商业责任险存在逆选择问题；最后，风险发生相对较为普遍。对于舆论致害事件，网络平台和其运营方通常满足这些条件。这种保险措施可以帮助平台分担一部分责任，并为受害者提供一定程度的赔偿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