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 1977)在他的社会学习理论研究中提出的，它被定义为“人们对于否能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的信心”。学者李茜(2018)系统的总结了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定义：一般自我效能感出现在个体行为和活动之前。它是个体的主观感受，是个体在不同环境中完成特定任务的自信程度。一般自我效能感不是针对特定领域，更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将采用李茜的定义，对大学生这种一般性的自我效能感进行研究。

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其在社会中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其中，许多学术研究者着重探究自我效能感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如学者Wong & Law (2002)发现，自我效能感对学生在学习活动中遇到困难和曲折时的情绪反应、努力过程和持久力存在重要的作用。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比低效的人会有更高的成就动机，且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拥有更高自信，他们在面临选择时更倾向于挑战任务难度大的。然而，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在面对任务的选择时，往往选择任务难度较小的，且其绩效和坚持性较差。学者Taghani & Razavi (2022)研究发现通过对学习技能的训练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有助于推动学生学习成绩的进一步提升。学者Samuel & Warner (2021)研究则发现好的课堂心理体验可以提高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学习成绩。国内学者多倾向于探讨自我效能感在相关领域中的应用和自我效能感培养策略的研究，以教育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居多。例如，学者田甜(2016)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应对压力事件的能力越强，经历焦虑的可能性也越小，同时他们能够保持较强的学习动机，学习策划、时间管理更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越成熟。崔琦等(2021)学者发现，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有密切关系，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抑郁有负向预测作用。建议采用舞蹈疗法、正念干预或瑜伽干预等方法来提高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以减轻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李雪平，刘月(2016)学者的研究中发现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而且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拥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才会有信心有恒心去开展和坚持做某件事，从而在其中体会到幸福。

情绪管理(Emotion Management)方面的研究可被追述至20世纪60年代。情绪管理研究逐渐展开，学者们对各概念的范畴界定意见不相统一。我更为认同的是学者王琇萱(2014)总结的定义：情绪管理能力指个体能够觉察自我和他人的情绪状态，适度掌控自己的情绪，使情绪表现与当时情境相符，并由于自我调适及有效的处理，增强正面情绪，达到身心平衡的状态的能力。

关于情绪管理能力的研究，国外学者探究了多种因素与情绪管理能力的相互关系。如学者Goleman (1995)研究发现情绪管理能力与个体幸福感呈正相关，表明了有较高情绪管理能力的人，不仅环境适应能力较强，而且可以找到生活中的趣味，享受并且体验生活过程中带来的幸福。学者Kimberly & Kathryn (2010)研究认知情绪管理策略中的性别差异是如何与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紧密相关的，结果表明女性更乐于使用冥想策略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她们对于负面情绪更敏感，更擅长分享和反思自己的情绪体验，而男性则更偏向于通过指责他人来降低自己的情绪。目前国内较多探究情绪管理能力的现状及其在学习、人际关系以及身心健康等在不同的方面关系研究。如学者胡晴(2016)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显示，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总体情况比较好，且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能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的高低，表明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达到对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学者田云清和秦迎林(2021)对670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情绪管理对学业成就具有提升作用，善于情绪管理的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是积极正面的，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策略，巧妙获得学业成就。通过研究，学者李雄鹰等人(2020)发现情绪管理能力较强的大学生具有较好的人际适应能力，与人际关系较差的学生相比，人际关系良好的学生更加活泼开朗，善于与朋友进行情绪沟通，遇到情绪波动或情绪问题时，会主动与朋友交谈或寻求帮助，以减轻不良情绪。

目前关于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的直接研究较少，大多是与之相关或者三个变量之间关系的间接探究。如学者夏蕾等人(2020)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社交焦虑、拖延、负性情绪等呈负相关。贾颖婕等学者(2017)研究也同样表明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越高，他就越少有抑郁、焦虑等情感，心理状况也更好。学者吴静涛等人(2022)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了体育锻炼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在体育锻炼与负性情绪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体育锻炼可以让个体获得愤怒等情绪的掌控能力，身体不断适应运动带来的刺激、生理极限被一次次打破的成就感，而掌控感、成就感能够加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越强，越有助于个体应对挫折和困难，打破挫折和困难带来的负性情绪。

通过查阅和收集与本研究有关文献，关注国内外的研究动态，从而全面、准确地了解其研究方向，为本文的撰写和后期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运用王才康等(2001)修订的Schwarzer等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孟佳(2012)编制的《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问卷》对师范类学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自我效能感量表》共10条目，单维结构，采用四点计分，涉及个体应对挫折或困难时对自身能力的认知评价。量表的得分越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低。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信度良好。《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量表》共22个条目，采用五点记分，从1完全不符合，至5完全符合，问卷中各项题均为正向计分。各项总和越低，表示情绪管理能力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7，信度良好，可作为本研究的测量工具。

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录入与整理，再通过SPSS 19.0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分析过程如下：通过描述分析，分析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情绪管理能力的现状；运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分析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人口学差异；运用相关分析，探究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二者之间的关系。

据表2所示，此次调查对象的自我效能感条目平均得分为2.532；情绪管理能力条目平均得分为3.676，都分别高于其理论中值，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和情绪管理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2. 现状描述

在本研究中师范类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略高于理论中值，表明师范类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在这里，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国民素质也不断提高，大学生在校园里收到很好的保护，当遇到生活和学习上的问题时，家长和周围的同学和朋友可以及时帮助他们。由此，大学生有着良好的自我效能感，但仍需要提高。

性别方面，男生自我效能感得分均比女生高，此结论与陈梦姣和张艳(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家庭里通常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拥有较高的地位，在社会中也是往往得到更多的资源，从而男生易获得积极的肯定，更加自信，获得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由于女生在对自我的认知上更介意的是能否被他人所接纳，当她们遇到来自生活、学习和工作方面的压力时，往往会陷入持续的自我怀疑与否定，那么她们对自己是否能完成某项任务的主观判断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进而逐步下降。

师范类大学生在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谢宇等人(2016)关于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多元分析研究结果相符。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的城乡分布不均有关，另一原因可能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正在缩小，大部分父母的教育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对孩子进行鼓励教育，从小着重培养孩子的自信，因此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对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武光路(2016)的研究结果相符，这或许是由于众人的旧思维，旧观念随着社会时代的不断进步而逐渐地在转变，父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的侧重程度日渐上升，更多地注重每一个孩子的各方面发展。因而，是否为独生子女在自我效能感上的影响是较小的。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是否班干上差异显著，普通学生在自我效能感上得分均低于班干部学生。此结果与以往研究相符(李茜，2018)。当上班干部的学生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学习又好，作为同学们的榜样，同时老师对班干部的期望也高，从而促进其自信心，并进一步提升了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中结果发现，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陈晓霖等人(2021)的研究相同。通过LSD检验，大二和大三年级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但大一与大四、大二与大四、大三与大四、大二与大三年级之间均无显著差异。在这里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大一年级的学生刚踏入大学生的校门，对很多方面还不了解，对于未知的环境没有很大的把握，因此降低了大一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而大二、大三的学生逐渐了解校园生活，获得信心，对学习生活有许多积极展望。对于大四年级的学生来说，接受此次调查时正处于毕业实习期，初次进入社会，环境的转变，角色的转变，需重新建立关系网的无措，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打击，也打破了自己对社会的固有认识，进一步感受到了来自生存的压力等。

本研究得出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这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一致(刘静霞，2017)。个体的情绪能力会随着年纪的增长与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提升，不仅如此，大学里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与人打交道，这可以学习到如何处理情绪，表现出更适当的情绪反应。因此，本研究的情绪管理能力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但有待提高。

在本研究中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生得分比男生高，这与以往方咪等(2015)的研究相符，且在情绪表现力维度、情绪觉察力维度、情绪理解力维度得分均男生低于女生。这或许是因为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根深蒂固，在传统观念里女性角色多是温柔、羞涩、软弱，在一般情况下会选择隐忍自己的情绪，而男性角色则是勇敢，担当，力量，男性由于雄性荷尔蒙的影响情绪，比较容易激动自我理智控制能力不如女性，而且男性的情感也不如女生细腻敏感，同时不易感知与表达情绪，这就是大家俗称的“直男”。

在不同生源地上，来自农村的师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得分与城镇大学生得分几乎持平，从整体来看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近年来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城乡之间差异减少，发展水平趋于一致，因此，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在不同生源地上没有统计学意义。

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情绪管理能力比非独生子女要高，且在情绪调控能力、情绪表现能力、情绪运用能力维度上均表现为非独生子女低于独生子女。笔者认为，独生子女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都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得到更好的培养，智力强，见多识广，爱好广泛，同时情商也高。但以上的呈现的结果均也可能是在研究中各占比分布不均的因素导致的。

本研究中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总分在是否班干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张蓓(2019)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但本研究中在情绪表现能力维度和情绪运用能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且为普通学生低于学生班干部。产生的差异可能是由于问卷的发放以及测量工具没有统一性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然而在本研究中笔者认为学生干部在日常与各老师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社交上的学习和经验，故而在情绪表现能力维度和情绪运用能力维度上高于普通学生。

在年级上，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表示师范类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水平的高低与年级的关系甚微。这或是因为大学是学生从校园踏入社会的跳板，无论是大一还是大四，大多数学生对于自己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视作一名学生，而是把自己看作一位成年人，对自己的情绪以及行为都有了一定的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