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客体化理论认为自我客体化是指个体以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观察和审视自己的身体(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重点关注自己的身体外貌特征而不是能力属性。个体的自我客体化程度越高，对自己身体审视的频率越高，而习惯性地审视身体，会使个体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心理结果，如身体羞耻、焦虑体验的增加，“心流”体验的缺乏及对身体内部感知的迟钝(郑盼盼等，2015)。女性遭遇到更多的性客体化经历(Swim, Hyers, Cohen, & Ferguson, 2001)，有更高的外表焦虑水平(Tiggemann & Williams, 2012)。外表焦虑对女性的威胁理应受到格外的关注。在概念化自我客体化理论时，Fredrickson和Roberts (1997)认识到特质和状态自我客体化之间的差异，特质被看作是人的稳定属性，状态则是对环境因素的反应。与特质自我客体化相反，状态自我客体化可以通过各种刺激和环境条件诱发。大量研究表明，接触媒体当中的性客体化信息会对自我客体化产生显著影响，例如，长时间暴露在时尚媒体环境中，女性会以其中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自己，时刻监视自己的身材，导致自我客体化的发生(王雅琴，黄明明，2021)。女性在社交网站中发布自拍照片，网友对外貌的关注会引发其自我客体化(杜红芹等，2016)，状态自我客体化会增加身体的内疚感(Calogero & Pina, 2011)，同时增加外貌焦虑进而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Calogero et al., 2005)和对自己身体的不满意(Aubrey et al., 2009)。外貌焦虑作为焦虑的亚型之一，是一种来自社会环境对女性外貌的评价性焦虑(蔺佳佳，2019)。自我客体化会提升外貌焦虑水平(于庆鼎，2016)，即个体感受到人们对其外貌和身体形象不符合社会审美标准而进行负面评价的恐惧，同时研究发现这一现象更多出现在女性群体中(Tiggemann & Williams, 2012)。Fox和Rooney (2015)发现照片编辑行为与自我客体化显著正相关。杜红芹等人(2016)研究则发现，社交网站中女性自拍与自我客体化显著正相关，通过外貌评论影响自我客体化。Szymanski和Henning (2007)的研究发现，自我客体化与外貌焦虑显著正相关；并且特质焦虑起到了调节作用(于庆鼎，2016)，对于高特质焦虑水平的个体，外貌焦虑水平随着自我客体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对于低特质焦虑水平的个体自我客体化对外貌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曹依萍等人(2021)的研究证明，外貌焦虑部分中介了性客体化和自我客体化的之间的关系。自拍照编辑的过程是一种客观自我观察，即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外表。客观自我意识理论认为，当个体将自我视作一种客体来进行评价时，会将自我与理想进行对比，由此产生的自我–理想差距会降低自尊水平。另一方面，在编辑自拍照的过程中个体会格外关注自身外表的缺陷或不完美，这也会降低身体满意度，从而引起个体的外貌焦虑(Mills et a1., 2018)。自我客体化与心理安全感存在密切的关系，它通过影响心理安全感的获得而使个体出现外貌焦虑的程度加深(于庆鼎，2016)。

身体自我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以及评价，包括对自我外貌、身体能力等的看法，是自我意识中萌芽最早的一部分，是自我概念的重要基础(曾向，2001)。负面身体自我指消极取向的身体自我，即个体对自我身体的负向认知以及消极评价，包括整体、外貌、瘦、矮以及胖五个维度(陈红，2003)。该学者认为相较于身体意象，身体自我的范围更为宽泛，身体意象主要指个体对身体的评价以及主观认知，从属于身体自我认知这一维度。本研究注重个体的外表身材而非内部功能，故使用负面身体意象一词的概念更易帮助理解。在社交网站自拍的过程中，身体外貌引起越来越多年轻群体的关注与重视(王灿等，2023)。个体会为了更理想的在线自我呈现、避免获得不良的评价而选择编辑自拍(Chae, 2017)，而Tiggemann和Williams (2012)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编辑自拍时顾虑“他人如何评价”、“要展现得比真实自我更好”的动机预测了编辑自拍后的身体不满意。McLean等(2015)发现，通过拍摄、编辑以及发布自拍照主动呈现期望的身体形象，会使得个体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貌，可能会引起自我审视和审查，从而导致身体关注以及对自身的不满，而被动的传统媒体参与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关于社会比较对自拍照编辑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貌比较还会导致个体产生消极的身体意象，如较低的身体满意度等(Fardouly et al., 2021)，而消极的身体意象是自拍照编辑的重要影响因素(Wang et al., 2022; Mclean et al., 2015; Lonergan et al., 2019; Cohen, Newton-John, & Slater, 2018; Fox & Rooney, 2015)。Mclean等(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青春期女孩的身体不满和自拍照编辑呈显著正相关，Bij de Vaate等(2018)基于他们的结构方程模型提出，负面的身体意象可能是个体参与自拍照编辑的动机。Wang等(2022)通过纵向研究发现，青少年6个月前的面貌不满意可以预测6个月后的自拍照编辑频率。Rodgers等认为，自拍照编辑行为实质上是个体对在线自我呈现的感知控制，它可以通过美化自拍改善个体在自拍中的身体形象，减少个体身体意象与理想体像间的差距，从而降低个体对自身体像的消极感受，缓解体像比较对个体身体意象造成的负面影响。

社会比较理论最早由Festinger (1954)提出，该理论认为人们有一种需求或驱力对自身的能力水平和观点水平的正确性做出准确评估，当客观标准在周围环境缺乏或者不可得时，人们为了对自己准确的评估往往和他人进行比较，这个过程就叫做社会比较。在外貌方面也是如此，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的外貌(Leahey et al., 2007)。社会比较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会影响人们的心理，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表现，如自拍行为。近年来社会比较对自拍行为的影响也受到关注。Wang et al. (2018)研究表明，社会比较倾向和自拍照编辑的频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Fox和Rooney (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貌比较倾向完全中介了不同性别对自拍照编辑的影响。Rousseau和Eggermont (2018)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社交媒体外貌比较的频率和自拍行为、自拍操纵和自拍发布之间的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用经过编辑的自拍照来呈现理想的自我，这使得个体与同伴之间的外貌比较的机会增多，尽管同伴的外貌不如模特那样完美，但由于身体上的接近和心理上的亲密，同伴外貌比较会给个体带来更大的外貌上的压力(Chang et al., 2019)。

外貌比较水平高的个体可能会进行更多的自拍编辑，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体映像水平，降低对自己的外貌焦虑。例如，Chae (2017)的纵向研究发现，个体和朋辈群体的社会比较预测了一个月后的自拍照编辑频率。Fastoso等(2021)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和同伴的外貌比较能够正向预测自拍照编辑频率，相关研究也表明外貌比较倾向和自拍照编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ousseau & Eggermont, 2018)。这些结果说明，个体对自拍进行的社会比较，可能促使个体通过自拍操纵而进行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个体在编辑完自拍之后，可能会进一步进行外貌比较，从而影响其对自身外貌的看法，在自拍的情境中，观众的反馈(比如点赞和评论)是对个体认可度、受欢迎程度和吸引力的反映。个体会通过比较自己与他人获得的反馈来判断自己是否获得了周围人的认可，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Chua & Chang, 2016)。当个体浏览好友自拍，与他人进行外貌比较时，若对自身外貌评价呈消极状态，则容易产生外貌焦虑(蔺佳佳，2019)。

内化就是将社会性身体形象采纳为个人目标和标准的过程。大量媒体图片己经对个体的自我概念产生了影响，个体不断的将这些社会性外貌标准内化。这种将理想外貌内化为个人目标和标准的过程会让个体无法判断自己和他人。理想美内化是指个人对媒体中所强调的理想身体在认知上的接受程度(郭清龙，2015)。有研究指出体重耻辱意识比体型的肥胖对社交外表焦虑的影响更大(Shank et al., 2019)。在长期强调“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作用下，女性基于自身的体重认知，并不断的通过外貌比较和理想瘦内化的渗透，逐渐形成了对身体的消极认知(认为照片里的自己很胖)，情感(厌恶自己的外貌)和相应的行为(自拍照编辑、减肥)。这更加证实了社交媒体传递的理想美标准是造成外貌焦虑的关键因素。高外表焦虑女性通常具有更高的自我厌弃感(Rozin et al., 1999)，为了降低这种负面感受，个体会选择对自拍进行编辑，使自己更加接近于理想的自我，从而减少自我厌弃感。有研究发现，理想美内化正向预测大学生外表焦虑，并通过外表焦虑间接影响限制性饮食行为(马雨欣，兰盈，2022)。自我差异理论提出，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应然自我之间存在差异时，个体会产生各种负面情绪状态，因此人们有着缩小自我差异的动机(Higgins, 1987)，在这个动机下，更可能产生自拍照编辑的行为。

Calogero等人(2011)指出，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经常将女性作为被评价和注视的对象。所以在社会建构的需要下，女性被要求监控自己的身体，从而寻求他人的认可，并满足社会规定的狭义的美丽标准，对女性心理健康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羞耻，焦虑，身体不满和身体自尊低下等问题(Moradi & Huang, 2008)。外貌焦虑作为一种常见的焦虑类型，身体监控对其有正向的预测作用(Tiggemann & Williams, 2012)，而在自拍照编辑这一行为中，注意力将被集中于观察自己的外表、身材上，个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进行身体监控，从而引发外貌焦虑。以往研究结果表明，习惯性的身体监控会导致心流减少和外貌焦虑增加(Szymanski & Henning, 2007)。心流的减少可能会促外貌焦虑，这些联系可能是递归的(Moradi & Huang, 2008)。身体监控水平高的女性要比其他女性更容易产生身体和外貌的社会比较(Tylka & Sabik, 2010)，频繁的、习惯性的身体监控会导致对感知到的身体外貌缺陷的经常性焦虑，在自拍照编辑过程中，个体比平时更容易注意到自己的外貌缺陷，并感知到自己的外貌没有满足社会理想标准审美，更可能引发外貌焦虑。女性自拍时的焦点是自己的外貌，并且发布到社交网站时渴望收获外界的肯定评价和关注，因此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表，加强对自己身体监控，从而产生更多的外貌焦虑。

国外研究发现自拍行为存在着性别差异，例如，有研究者调查了男性和女性在自拍发布行为上的差异，发现女性发布的自拍显著多于男性(Sorokowska et al., 2016)，这与国内的研究结果一致(丁倩等，2016)。且有研究发现，女性更倾向于拍摄自拍照以及发布照片，并且相比于男性，女性会更多的使用滤镜等照片美化功能，表现出更多的拍摄照片、上传社交网站和自拍照编辑行为(Dhir et al., 2016)。大量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产生外貌焦虑，例如，有研究表明，女性报告处于高外貌焦虑风险的人数多于男性(Mastron et al., 2016)。女大学生社交网站中的自拍与外貌焦虑显著正相关，并且能正向预测外貌焦虑(蔺佳佳，2019)。自恋能够正向预测自拍照编辑的频率(Kim & Chock, 2017; Fox & Rooney, 2015; Lowe-Calverley & Grieve, 2018)；个体的自恋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在脸书上发布经过编辑的自拍。自恋的个体更加看重自己的外表，可能将编辑和发布自拍到社交媒体上作为一种传达感知优越性的策略，以最大程度地增加自己的吸引力(Fox & Rooney, 2015)。自恋者偏好通过印象整饰策略或者美化技术使自己在各个方面看上去更好，希望获得他人积极评价以获得高自尊，因此，显性自恋者自拍频率会更高，并且会更关注点赞和评论数(王灿等，2023)，隐性自恋者对他人关于自己的看法十分敏感(Su et al., 2019)，因此也会非常关注点赞数和评论数，如果点赞和评论没有到达其预期，则会引起个体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Bozdağ, 2021)。

完美主义者倾向于给自己制定难以企及的目标，并且强迫性地、坚持不懈地朝这些目标努力，并且完全以生产力与成就衡量自己的价值(Burns, 1980)。高水平完美主义的人会将自我价值建立在社会所看重的理想美标准之上，并且不懈追求瘦身理想。因此，完美主义的人更容易因自拍照编辑时达不到理想中的自我而产生外貌焦虑。

家庭和社会关系会通过对话的方式对个体对自身外貌的评价产生影响，例如父母和同伴对外表的嘲笑和批评会提高身体意象差异，从而降低身体自我价值(Michael et al., 2014)，在女生之间的肥胖讨论，谈论者会表达对身体的不满，这会导致对自己身体的消极方面产生更加深刻的认知(Lin & Soby, 2017)，在同伴之间往往会共享相同的理想外表标准，同伴之间对流行明星的讨论会加强对媒体呈现的理想外表标准的内化(Dohnt & Tiggemann, 2006)，来自父母的节食鼓励也会造成子女的身体不满以及相关行为，例如节食、暴饮暴食、不健康的体重控制行为等，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会传递到再下一代(Berge et a1., 2018)。

媒体上经常会呈现身材优越、面容姣好的形象，各类美容和减肥产品的广告为了推销产品不断地宣扬过于理想化的外表标准，劝说人们改善外表。长期接触此类媒体信息会导致女性内化不切实际的美丽标准，这些标准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果不采取极端的行为将难以达到(Thompson & Stice, 2001)。在媒体上，女性的理想形象通常是年轻而极度瘦削的，而男性的理想形象则是苗条且肌肉发达的(Grogan, 2016)。媒体会给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外表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会导致自我客体化，即从观察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身体(Moradi & Huang, 2008)，而内化媒体所呈现的理想外表标准会引起身体意象差异，从而产生外貌焦虑。人们从社交媒体的自拍中内化了理想形象，所以社交媒体环境的改变将直接影响人们的自拍照编辑行为及其对自身外貌造成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