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样本文献进行年度发文分析，可以直观呈现出该研究主题在各时期的受关注程度及研究成果数量。如图1所示，自1998年发表18篇文章开始，学科建设研究就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并于2008年达到巅峰当年共发表63篇文章，除1998、1999、2000年之外，其余年份发文均在20篇以上，且没有断层。整体而言，学科建设研究呈现稳定、渐强的趋势，尽管偶尔呈现渐弱趋势，但仍然保持在一定数量，并且发文量在特定的时间段会迸发。

在CiteSpace5.8.R3 (64-bit)软件操作界面，将时间跨度设置为1998~2021，时间切片为1年，网络节点设置为作者(Author)，阈值为默认设定Top N = 50，未使用修剪方式，得到我国学科建设研究的作者共现图。其中关键节点596个(N = 596)，关键路径232个(E = 232)，网络密度为0.0013 (Density = 0.0013)。可知，学科建设研究的作者分布较散，连接不紧密，仅有小范围合作群体出现。此外，依据普赖斯定律中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M = 0.749 (Nmax1/2) (D•普赖斯，张季娅，1984)，其中M指论文发表的数量，Nmax指对应年限中论文发表数量最多者的论文数量，当发表的论文数量在M篇以上时，并且核心作者撰写的论文达到该领域全部论文的50%，说明核心作者群已经形成(王亚南，成军，2021)。作者发文量依次排序为刘小强(10篇)、侯怀银(7篇)、翟亚军(6篇)、刘国瑜、王建华(5篇)。因此，论文发表数量最大为10，即Nmax为10，代入公式计算结果为M = 2.37，说明发表3篇及以上的作者可以被认为是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对样本分析后发现发文3篇及以上的作者共21人，发文84篇，约占样本文献的10.1%。由于核心作者的论文产出量占样本文献数量未超过50%，可见关于学科建设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图1. 我国学科建设研究年度发文量

通过对学科建设研究高发文研究机构的分析，可知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和研究机构的空间分布情况。发文数量超过10篇的机构共有20个，其中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31篇)、中国人民大学(22篇)、南京师范大学(20篇)、华东师范大学(19篇)、天津大学(18篇)。在这五所院校中有三所是我国顶尖的师范类院校，彰显出师范类院校在学科建设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20所高发文机构分布在10个不同的省或直辖市(其中教育部位于北京)，分别为北京(5所)、江苏(3所)、湖北(3所)、上海(2所)、天津(2所)、福建(1所)、江西(1所)、浙江(1所)、山西(1所)、甘肃(1所)。虽然这些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仍可看出首都地区和华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此外，这些机构大多属于985高校，是我国高校中实力最强劲的院校。可见在学科建设研究中，由于研究机构自身的平台层次高、所处经济发达地区，在学科建设研究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如图2所示，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心，依次向外围扩散，包含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北京工业大学等，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合作群体。可见在学科建设研究这一领域，北京师范大学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并且构建了显著合作网络，且成员大多是首都圈高校。从核心圈层向外围扩散，华东师范大学与浙江大学有合作关系；南京师范大学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合作网络；北京理工大学、河南大学、吉林大学也构建了合作网络；华中科技大学与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都建立了较为明显的双向合作关系；以上都属于核心研究圈层向外辐射的次级影响力圈层。整体而言，学科建设研究机构呈现出一个主要核心网络，并且逐渐向外围扩散形成多个次级合作网络的特征，且机构合作之间最主要的因素是空间联系。

图2. 研究机构共现图

在理论基础上，倪亚红依据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认为学科知识主要来源于人在具体情境中的知识运用，人才是学科知识之所以产生的渊源，进一步规训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在实践中，顾秉林提出以高水平学科建设为基础的创新性实践教育，以研究型学习、高水平科研、多样化学习为内容建立一种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项延训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学科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关系；在研究对象上，袁本涛对博士生科研体验感受进行实证调查，从博士生切实感受到的学习环境与科研经历出发，全面了解博士生对于导师指导、资源平台、研究文化、能力发展、培养模式等认知和体验；在研究方法上，魏巍利用政策文本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认为人才培养处于学科建设要素关系网的中心；李娟基于因子分析法对学科建设核心要素进行定量分析，认为学科建设的发展阶段应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

在中国一流学科建设研究中，刘益东认为学术带头人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并借助基于开放评价法的展示评价法、AI评价法和前沿管理系统，旨在解决留住前沿人才的难题。在评价评估上，刘小强呼吁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科研评价改革重视学术共同体内的学术影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影响。在建设路径上，赵渊认为新时代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要建立“中国话语”及“中国标准”的世界一流学科评价、“中国模式”及“中国体系”的学科治理、学科建设的“中国生态”。龙宝新强调“守中望西”的学科建设立场、设计“中体西用”的学科建设方案、实现世界一流学科公共核心指标的中国化。

褚照锋以文本分析法分析24个地区“双一流”政策文本，发现不同地区差异大，目标呈现出数字化特征。高伟依据生态位理论以及生态仿学原理，以新疆高校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王文祥以案例研究，强调了学科建设与加强教学、发展科研的关系。谢凌凌基于学科治理的视角探讨学科建设，针对地方高校学科治理水平低、治理失范现象，提出改善意见。孔建益认为地方高校应采取差异化发展和错位竞争策略。单佳平根据硕博学位授权点将地方高校学科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根据不同阶段特征提供发展策略选择。姚书志分别从学科、学科群、学科系统三个维度分析其学科分布情况。刘军伟以武汉科技大学为例，提出地方行业高校特色一流学科建设路径以及地方高校需要处理好的六大关系。高雪梅以海洋水产类地方高校为例，提出地方行业特色型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三大目标定位、五大支撑平台、两大综合优势以及两方面重要使命。

论文被引频次是论文学术影响力的体现。通常而言，论文的被引次数越多，其学术价值也就越大(汪雅霜，赵畅，2021)。在CiteSpace中导入研究样本的827条数据，可以获得学科建设的关键文献或著作。表1为被引频次排在前9位的文献。刘献君、周光礼和宣勇的著作位列前3，说明这3篇文献是我国学科建设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文献。

从上述高被引文章来看，被引用频次最高、也是最早发表的文章是刘献君教授于2000年发表的关于学科建设的宏观研究，既是对学科建设的一种回应，亦是奠定了学科建设研究的方向，更是凸显出我国学科建设起步阶段的特征；除此之外，其他文章中几乎均含有“一流学科(大学)”关键字样，在对比其发文时间发现均是出现于2015年之后，亦即是“双一流”政策出台之后。高被引文章一方面可以看出学科建设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亦能看出其代表的研究方向。而上述文章中，光2016、2017年发表的文章就有6篇，2018年还有1篇，也就是说这7篇文章也就代表了学科建设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亦代表着该研究领域学者关注的内容。周光礼对世界一流学科进行概念界定；宣勇强调了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路径；马陆亭、朱苏则是对一流学科建设逻辑进行反思；张德祥审视一流学科建设中存在的六个关系；郭书剑对一流学科建设制度的重视；而龚放强调对知识生产模式II的研究。总结而言，这些高被引文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探讨学科建设：在研究内容上，涵盖了学科建设的概念界定，路径建设、逻辑反思、关系审视、制度重构五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除徐翠华以江苏省为例对学科的现状研究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他几乎都是质性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关注了学科建设与学院和学校、政府、社会等方面的关系。

一方面，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而人才培养又作为大学三大基本职能中最为关键的职能，因为大学最主要的使命是培养服务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另一方面，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实现学科建设走向世界一流的关键，更是发挥大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前提。世界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之一是做出世界一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主要通过科学研究的创新来实现，而科学研究创新的主体是大学培养的创新型人才。此外，一旦出现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必定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社会的发展，如计算机的发明、5G通信技术的实现以及人工智能在实际中的运用。因此，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举措。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学科建设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因此，相应的人才培养观亦存在着更迭。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今后的主要任务与目的。注重创新型人才培养，要从改变思想观念、落实制度保障等方面协同进行。一是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学生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人，能够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教师要相信学生有能力开拓新研究新领域，学生自己也要坚定走出舒适区，勇拓无人区。二是要建立创新机制。创新型人才培养主要途径是激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知识与技能在学术领域或者企业实践中践行自己的初衷。学校的创新保护机制则为学生创新行为保驾护航，并对优秀成果进行奖励。三是加强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交流是思想碰撞的重要形式，师生交流是最主要的环节，生生交流则是最普遍的日常。学科建设亦要有固定的途径或渠道促进师生间的交流、互动。此外，跨区域、跨院校、跨文化等交流更加有利于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首先，“双一流”建设是中国率先提出的，“双一流”建设是我国特有的制度举措，在我国“双一流”建设全面启动之后，世界各国亦开始了相应的学科建设计划。这意味着，我国具有引领各国的能力，也意味着我国的制度举措具有显著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得到其他国家的模仿本身亦是一种承认。其次，我国提出“双一流”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突破，且这种突破是扎根中国大地的，而不是模仿哈佛大学或是牛津、剑桥大学得来的，我们需要的是中国式的世界一流大学，也需要一批中国式的世界一流学科。因此，我国一流学科建设更要发挥中国特色。具体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设立中国特色的学科，并将其培养成世界一流水平。我国在2020年设置了“交叉学科”门类，下设一级学科“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而“国家安全学”则是体现了我国处于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所需要的战略举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设立。二是发挥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保障学科建设。我国于2022年发布政策大力支持“有组织科研”。而“有组织科研”则是集全国之力，发挥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统筹保障学科建设，主要从政策保障、资金支持、项目推动等方面成功落实。

“双一流”建设本质上就是突出强调行业特色院校的特色学科。自“双一流”建设全面实施以后，原先的“985”工程、“211工程”大学自动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并增添了一些行业特色型高校，“双一流”高校的评选条件之一则是根据该学科在全国的同类学科之中的排名，一般取前两名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拥有全国甚至是全球行业顶尖的学科。因此，院校研究是一流学科建设的主体。而院校研究主要区别于部属院校等，强调的是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之路。尽管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有100多所，但我国人口众多，院校数量数以千计。因此，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水平才是提升我国整体学科建设质量、服务我国广大群众的根本之举。院校研究一般以案例研究为主，辅助以定性研究，为准确提升学科质量添砖加瓦。针对地方院校、行业特色院校的特色学科的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众多非部属院校的着力点。地方院校与行业特色型院校较之于部属院校等，有着资源、平台、项目、师资、生源等方面的差距，承认这些差距，并发掘自身的优势，突出行业特色与学科优势是院校研究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是院校自身实现发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