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措施指为了收集或保全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而对相对人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一般分为强制性侦查措施和任意性侦查措施。任意性侦查措施一般会在征得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强制性侦查措施则会采取强制性方法，例如搜查、扣押、冻结等等。若强制性侦查措施不加规范，极有可能侵犯公民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人身权等合法权益，所以各国法律都强调控制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力度并进行有效监督 [ 8 ] 。

在17份裁判文书中，明确列举了“电子数据提取”、“电子数据检查”以及“调取电子数据”三种取证措施，但并未涉及对电子数据原始载体是否进行了扣押的说明。以电子数据取证过程中程序性证据的表述形式无法判断出其所对应的取证措施，更无法明确其任意性或强制性的性质。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程序规定也较为宽缓，样本中涉及电子数据提取笔录、电子数据检查(工作)记录、调取证据通知书等证明电子数据合法性的证据表述并不统一，尚有12份裁判文书省略了程序性证据的列举。电子数据检查(工作)记录出现的频率最高，说明在帮信罪案件中，对电子数据的勘验、检查几乎是必经程序。现实的勘验、检查中，刑诉法要求就其情况应当写成笔录，但所选取的样本中并未出现对电子数据检查过程写成的笔录，仅以记录形式作为证据合法性的依据。随着技术的发展，笔录类证据已经突破之前的单纯记录行为，同步录音录像、检查前后的照片等也作为笔录的一部分保证其可信性。

另有学者指出，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坚持一并提取为主、单独提取为辅的原则，绝大部分的在线提取、远程勘验及网络技术侦查，是未经相关权利人同意，未取得他们的配合而秘密进行的，均是对公民、企业等各主体权益的严重干预。但从另一方面考虑，负责现场勘验的侦查人员不一定具备确定需要提取的证据范围的能力，提取原始载体有助于后续诉讼的开展。

全部样本均未载明涉案的电子数据量，但从涉案金额、非法推广诈骗APP的点击次数等案件事实来看，部分帮信罪的涉案数据量过万次。在“林某妮、李某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中，仅林某妮、李某两人为十余款诈骗APP提供的网络推广服务就产生了上百万次点击次数。司法工作人员明显采取了逐一取证的取证方法，以保证涉案数据数量精确。

帮信罪所涉及的被害人数量往往较大，电子数据的数量往往也和犯罪团伙人数成正相关。由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技术能力存在一定差距，即使海量电子数据的侦查取证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手段，但检察机关对海量证据的审查仍然存在困难，会造成对司法资源的过度占用。

对电子数据的呈现形式主要有光盘、优盘和照片截图打印、鉴定意见书等书面形式。样本中明确出现纸质电子数据呈现方式的裁判文书共9份，其他未说明但将各平台交易记录与电子数据并列提出的，可以推出其展示形式也为纸质文件。选择纸质文件展示电子数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件原始载体不易携带的问题，使电子数据的展示过程简单化，提高质证效率。但根据佳证据规则，原始电子数据证明力比纸质化电子数据更强，而且部分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缺乏完备的证据证明该过程的合法性、真实性。纸质化的电子数据如果缺少对应的提取过程笔录，将无法确定检方提供的电子数据的完整性，辩方也就无法就电子数据提出异议。也有学者提到，部分电子数据经过加密设置无法进行截图、打印操作，过度依赖纸质文件的展示形式，也会造成这一部分电子证据在法庭质证过程的缺席。

17份裁判文书中，有5份在列举定案证据时，将支付宝、银行卡交易流水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列为书证，有2份虽未明确指出银行卡交易流水属于何种法定证据，但与电子数据并列提出，显然未将其列入电子数据类证据范畴之内。仅有3份裁判文书说明电子数据证据的具体内容——监控视频光盘和微信聊天交易记录。

现实的搜查、勘验、检查与网络虚拟世界的电子数据检查、在线提取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传统的取证措施直接针对被告人的财产、人身进行，原则上需要先审批后执行。但电子数据的检查、勘验、在线提取等措施起码不会形成对被告人身的强制，关于虚拟人格是否独立构成权利内容的讨论，在我国也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

如前所述，刑诉法搜查、查封、扣押的程序规定在《公安电子数据规则》的电子数据取证措施中——除了网络技术侦查设计了严格批准程序——并未实现全面有效衔接。从《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的章节体系来看，第二章规定“电子数据收集提取”时，将在线提取与查封、扣押和冻结并列。而后者都是法定的侦查措施，但电子数据在线提取并未取得刑诉法的法定侦查措施地位。“网络在线提取电子数据”一节中，远程勘验似乎成为了网络在线提取的下位概念，这也意味将网络远程勘验作为网络在线提取的技术手段。但电子数据提取不属于法定的侦查措施，而勘验是法定的侦查措施，如果将电子数据的提取与痕迹类证据的提取相类比，电子数据在线提取的性质，更倾向于技术手段，则二者的上下位关系在立法上并不合适，但电子数据的远程勘验实质上也不具备严格的批准手续。《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37条中将电子数据冻结定位为强制性侦查措施，明确需要事前审批，以实现对被调查人程序性保护和防止侦查人员权力滥用。但电子数据在线提取没有相应的审批程序，如果将其定位为独立的侦查措施，可能会导致权力滥用问题。

侦查法定原则要求侦查行为类型法定化 [ 9 ] ，这对人权保障具备重要意义。搜查、扣押原始存储介质关系到介质使用者的财产权，原始存储介质中一般都包含大量私人信息，进一步在其中提取电子数据就关系到使用者的个人信息权。由于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在线提取、远程勘验及网络技术侦查未经相关权利人同意秘密进行，而且存在以网络在线提取替代远程勘验规避程序性规制的现象，应当将网络在线提取认定为技术侦查的一种技术手段、实现方式 [ 10 ] ，原因如下：其一，我国刑诉法仅对侦查措施进行规制，原则上不对具体的侦查技术手段做出规定，网络在线提取是通过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进行调整和规范的；其二，侦查措施的具体类型相对固定，运行程序也较为严格，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而网络在线提取可以在初查阶段适用，也无需批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任意性 [ 11 ] 。但网络在线提取会对个人重大权益进行干预，在现有立法未能明确提供有效程序性制约的情况下，更适合将网络在线提取放在网络技术侦查的框架下运行。

不同证据种类对应不用的证据审查方式，司法实践中帮信罪所涉及的聊天软件记录截屏、交易流水打印件属于电子数据。学理上普遍认为书证是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方式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文件或者其他物品 [ 12 ] 。《电子数据规定》也明确指出：“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以数字化形式记载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不属于电子数据。”书证、电子数据都是随着犯罪阶段的发展而形成的，而各种人证笔录——以证人证言为例——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形成的，不论纸质化、数字化形式记载，仍属于证人证言。证据种类的判断需要以原始证据自身性质、产生的时间、依赖的载体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进行，而非单纯依靠证据的表现形式确定。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支付平台的交易流水记录等原本是以数字化形式储存、传输的，纸质文本仅是其表现形式，形成于诉讼过程中，案发过程后。所以，以纸质文本形式记载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卡交易流水不应属于书证，应属于电子数据。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书证与电子数据，在法律文书中应当明确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支付平台交易流水打印件等都属于电子数据，如不明确各证据所属证据种类，也不应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支付平台交易流水打印件和电子数据并列提出。

有学者指出，要构成海量证据需要案件证据数量超过办案机关处理能力上限。应与数据体量大但仍处于处理能力范围内的证据相区分 [ 13 ] 。对于前者主要依赖技术的发展以克服传统数据库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本文讨论的海量证据属于后者。目前司法实务中，海量电子数据的取证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大部分电子数据的提取困难在于传统取证方法效率不高。虽然原则上要求电子数据的准确性、完整度，但我们也应该容许一些不精确的存在 [ 14 ] 。以鉴定意见为例，即使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判断所形成的结果，准确率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但只要具备较高准确率，即可认为鉴定意见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具备准确性，同样不能苛求司法机关对海量电子数据的处理程度达到百分之百。

2022年颁布的《关于办理信息网络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22条规定了抽样取证法，虽然该方法无法在海量证据中抽取高价值证据，但是为立法者根据司法困境做出的合理改变，在被害人众多的案件中具备一定应用价值。如果根据价值量不同，在对海量电子数据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抽样取证的方法也可以发挥一定的提高效率、简化流程的作用。底线证明方法的适用已经具备法律依据，2021年颁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通过设定帮信罪的犯罪对象数量标准的方式，减轻海量数据对司法机关造成的取证压力。该方法仅需要在海量电子数据中收集够达到入罪、加重处罚标准证据数量即可。这种取证方法没有降低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而且无需获取全部电子数据，达到法定标准数量即可停止对剩余证据的提取、审查，可实现效率与正义的平衡。

电子数据纸质化主要是为了方便证据展示，但出于降低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难度的考量，对电子数据应当尽量进行直接展示，《电子数据规定》第18条也对此作出了直接规定。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审理一起诈骗案，庭审中成功应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了电子数据存证，这也是我国首例以区块链技术进行存证的刑事案件。利用区块链加密技术进行电子数据的存证，降低了人为介入的干扰，能够实现网页信息的自动抓取，不进行信息变动，电子数据的固定和检验都是线上进行的，证据被固定在链上，无需脱离原始存储介质 [ 15 ] 。区块链技术的上述特点保证了电子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以及取证存证过程的高效率性。但由于立法上尚未对区块链技术进行规制，区块链技术团队的中立性、存证标准等是否影响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还需要由法院进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