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传统出口贸易，数字化贸易生产让企业依托互联网平台降低成本，扩展国际市场，获得高质量的发展。

在市场方面，数字技术使得企业以低廉的成本更加精准地掌握消费需求，获得市场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快速且实现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匹配。而且，数字技术打破交易的时空束缚，将面对面交付转变为网络空间支付，让多样化的产品融入国际贸易，实现了商务、远程医疗等服务贸易的跨境交易。企业以较低的边际成本拓展市场，打破区域限制，实现规模经济。

在生产方面，生产要素线上市场实现线上化流通和配置，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从而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下，贸易生产组织呈现的更加智能化和科技化，企业分工更加细致，协调成本降低。

在技术创新方面，数字经济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动力与更好的条件，一是金融科技飞速发展，出口企业能以更宽的融资渠以更低的融资成本快速融资，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数字经济营造了创新的氛围，激发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力与潜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假说1：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从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方面，环境规制加重了出口贸易的成本负担，对出口贸易额产生负面影响。这与中国过去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有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主要从事制成品出口，以自我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为代价维系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再加上技术水平落后，环境治理相关制度欠缺，生产产生和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环境成本和环境负担。因此，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以环境规制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增加了企业的污染治理支出，压缩了利润空间，影响高资源和能源投入、低产品附加值的商品出口，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环境规制激励企业创新，倒闭企业优化生产提高效率，对出口贸易产生正面影响。环境成本与环境负担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淘汰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方向转型。同时，地方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实现治污技术和生产技术的两重进步，提高企业生产率，获得竞争优势。

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抑制效应被促进效应逐步抵消，总体上提高我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假说2：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有正向的总效应。

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尤为突出，也给企业发展带来环境成本压力，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在短期内，企业为适应环境规制标准需要提高环境内部化成本、支付污染治理费用、支付技术研发成本等，这些导致产品生产运营成本提高，削弱了企业的价格优势；但从长远来看，环境规制会倒逼受约束企业转型升级，而数字经济在很多环节具有绿色低碳的特点，使得传统贸易由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型，减轻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压力，数字经济从资金成本，运营成本等方面降低企业生产与贸易成本，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一部分成本。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相协调，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性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建立技术优势，在树立企业品牌口碑、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都能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收益及提升国际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出口贸易。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共同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总的来说，严格的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竞争压力，促使企业主动进行技术革新从而弥补因环境成本内化而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造成的损失，与数字经济相协调促进企业向绿色化转型升级，提高自身竞争优势，共同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假说3：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程度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共同作用。

ln E X P i t = α i t + β E R i t + μ D i g e i t + σ X + u i + u i + ε i t (1)

式中， ln E X P 表示出口贸易额，α表示截距，ER表示环境规制强度，Dige表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ɛ表示随机误差项。

本文在实证验证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见表1，描述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系列指标。图1和图2分别展现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从整体上来看，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分别与我国出口贸易呈现正相关关系。

表1. 统计性描述

图1. 出口总额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散点图

图2. 出口总额与环境规制强度散点图

结合表1和图1、图2可知，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总额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表2估计结果来看，发现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238，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我国出口贸易额增加0.00238个单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因此，假说1成立。

根据实证回归的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提高可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18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提高1%，出口贸易额会增加0.181%。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假说2成立。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与预期相符合，外商投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人均GDP对出口贸易均具有正向的促进效应，但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地区开放程度和人均GDP都较为显著，地区开放程度影响最为明显，外商投资程度影响不显著。地区开放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地区开放程度越高，地区的出口竞争力越强。

表2.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注：^*表示p < 0.1，^**表示p < 0.05，^***表示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由于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呈现明显的区域性，所以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回归。从表2回归结果来看，东中西三地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均为正向作用，东部地区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不明显。东中西三地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影响各不相同，如欧阳强等(2021)的研究类似，东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系数为正，西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沿海，地理区位条件优越，且科技创新水平高，出口贸易较为便利，数字经济对其出口贸易发展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由于产业密集众多，当环境规制强度逐渐增强时，短期内会增加企业转型成本，从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但是远离沿海与一带一路，受地理区位条件的影响，技术水平发展仍有一定局限性，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创新能力有限，创新倒逼机制难以实现，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但由于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创新转型升级，环境规制对于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西部地区位处内陆，交通不便，本身技术创新落后，出口贸易较少，但受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出口贸易发展有所改善，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正向影响，刺激其技术发展，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其中环境规制的作用更为显著。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对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用于基准回归和分区域回归的稳健性分析。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环境规制水平对出口贸易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验证了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正向影响，基本可以认为该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如表3所示，将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和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滞后一阶处理，得到的回归结果仍显著，排除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再次验证了该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3. 稳健性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共同作用，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

ln E X P i t = α i t + β E R i t + μ D i g e i t + φ E R i t × D i g e i t + σ X + u i + u i + ε i t (2)

由表4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共同作用。因此，假说3成立。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具有负向作用但东、中地区都不显著，西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创新能力较强但产业密集众多、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规制短期内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和技术成本，共同对东部地区产生了负向影响但不显著。中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转移的高新技术产业，但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受环境规制压力，对于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受一带一路政策影响，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有一定发展，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影响。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每提升1%，西部地区出口贸易额增加0.09522个单位。

表4.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

通过对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共同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弥补了一部分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成本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环境的污染，对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东西部地区受数字经济、地理位置以及政策的影响，当地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发展；而中部地区由于远离沿海地区与一带一路，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

第二，环境规制的出现对于出口贸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其创新促进作用大于成本抑制作用，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对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总效应。中西部地区在环境规制的刺激作用下对其出口贸易产生正向效应，而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呈现出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上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共同作用。东部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呈现出的负向作用，但不显著；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高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受自身地理环境的影响，远离沿海地区与一带一路，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限制，因此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则依靠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环境规制以及一带一路的政策，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向绿色化转型升级，拉动当地的出口贸易发展，其中环境规制的作用更为显著。

针对以上问题及相关结论，通过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于出口贸易的作用提出一点对策建议：

第一，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根据以上的研究可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在越来越重视环保的大形势下，发展数字经济，在无形中减少了很多线下的流通过程，也减少了由此过程而产生的环境污染，最终将减少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增加利润。因此我国各省应该继续加强数字经济的发展，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拉动当地的技术创新，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

第二，加强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进入了新常态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了高质量增长，各省市也应该尽快调整商品出口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降低高污染、高能耗商品的比重，促进其转型升级，同时重点发展和引进低污染和低能耗和高附加值产业，采用清洁方法，发展绿色产业。同时出口产品也应该逐步由高污染高能耗的产品转向高新技术产品，增加知识密集型的一般贸易的出口比重。

第三，东中西针对性发展，同时促进三地协调发展。根据区域回归验证的研究结果可知，东中西三地应针对当前发展情况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要在保持发展现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通过技术的革新来打破环境规制的贸易壁垒，增加出口贸易，同时发展东部地区的龙头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共同发展。中部地区应该加强和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强对各领域的人才培养，从而加强创新能力，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减少环境规制对其出口的负面影响，利用数字经济减轻环境规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出口贸易。西部地区应该加强数字经济的发展，利用数字经济弥补自身的交通不便的缺点，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对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