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黑龙江省属的工科、师范类、医学类以及综合性大学中分别选出1所大学，在每所大学中随机选出2个专业，再从每个专业中随机选取2个班级的全班同学作为调查样本，共1489人，获得有效问卷1453份，有效率97.6%。年龄16~24岁，平均年龄(19.18 ± 1.36)岁；男生739人(50.86%)、女生714人(49.14%)。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1)人口特征学调查问卷：即参考了国内饮酒调查问卷，自编的用于收集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就读学校、性别、年级、生源地、家庭情况、家庭收入、月生活费、心理及健康情况等基本信息(张伟等，2015)。2) 自拟饮酒情况调查问卷：主要包括饮酒情况、饮酒场所、饮酒频数与程度、饮酒导致的不良后果、醉酒情况、饮酒的动机、饮酒对象、对待饮酒行为的看法、学校对学生饮酒行为的管理等问题。3) 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是1982年由WHO协作制定，用于筛查危险性饮酒和有害饮酒的量表。该量表一共有10个题目，分为3部分，1到3题测量饮酒量以及饮酒频度，4到6题测量酒精依赖情况，7到10题测量饮酒所造成的危害。根据不同的得分将测量的人群饮酒行为划分为四类：低风险饮酒(0~7分)，高风险饮酒(8~15分)，有害饮酒(16~19分)，酒精依赖(20~40分) (Ocampo et al., 2014)。李冰等发现该量表在中国人群危险饮酒界限为7分时，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度，故本研究以AUDIT总评分 = 7分时作为是否存在危险性饮酒和有害饮酒的界限分(Collins et al., 2007)。4) 青少年生活事件评分表(Adolescent life events scale, ASLEC)：刘贤臣、刘连启等编制，用于评定大学生经历的生活负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芮琴琴等，2020)，该量表共有27个条目，包括了27项有可能会为大学生带来不良心理反映的生活负性事件。该量表包括了6个因子，分别为学习压力因子、人际关系因子、丧失因子、受惩罚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及其他。选择无影响、轻度、中度、重度以及极重度分别计分为1、2、3、4、5分，该量表的得分区间为0~135分，得分越高说明压力越大。

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分析探讨大学生酒依赖发生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其中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调查的1453名大学生中，共检测出1002名目前饮酒者，饮酒率为68.96% (1002/1453)，94名有酒依赖倾向者，酒依赖率为6.5% (94/1453)。将大学生目前是否饮酒(否 = 0，是 = 1)作为因变量，大学生性别(1 = 男，2 = 女)，年级，居住地，月生活费(1 = 800以下，2 = 800到1500，3 = 1500到2000，4 = 2000以上)，吸烟(1 = 是，2 = 否)，对待饮酒的态度(1 = 是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2 = 否)，父亲学历，母亲学历，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饮酒(1 = 是，2 = 否)，母亲饮酒(1 = 是，2 = 否)，学校管理(1 = 严令禁止并严格管理，2 = 禁止但管理松懈，3 = 放任不管)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饮酒的1002人中，第一次饮酒时间 ≤ 10岁的124人(12.38%, 124/1002)，11~14岁的139人(13.87%, 139/1002)，15~18岁的507人(50.62%, 507/1002)，≥19岁的229人(22.85%, 229/1002)。饮酒者中男生占85.34% (460/539)，女生占52.27% (242/4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另外大学生年级、月生活费、是否吸烟、对待饮酒的态度、父亲是否饮酒、母亲是否饮酒、学校管理与大学生饮酒行为的关联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 0.05)。详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大学生饮酒情况比较

以大学生目前是否饮酒作为因变量，性别、年级、月生活费、吸烟、饮酒态度、父亲饮酒、学校管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入变量的标准为0.05。结果表明，女生、不认为饮酒行为是大学生活一部分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不饮酒，而父亲饮酒(OR = 0.504, P < 0.01)、有吸烟史(OR = 0.547, P = 0.03)、认为饮酒是大学生活一部分(OR = 0.352, P < 0.01)、月生活费较高(OR = 1.194, P = 0.013)、年级较高(OR = 1.642, P = 0.001)、学校对学生饮酒行为管理不严格(OR = 1.82, P < 0.01)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饮酒(P值均 < 0.05)。见表2。

表2. 大学生饮酒情况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根据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将大学生的饮酒行为分为四类：低风险饮酒、高风险饮酒、有害饮酒和酒精依赖。其中低风险饮酒者中包含非饮酒男生108人(108/739, 14.61%)和非饮酒女生341人(341/714, 47.76%)，被调查对象中绝大多数为低风险饮酒者908人(908/1002, 90.62%)，其中男生低风险饮酒率低于女生低风险饮酒率，而高风险饮酒率、有害饮酒率以及酒精依赖率均高于女生。

将χ²检验结果中有意义的因素性别、年级、月生活费、吸烟史、父亲饮酒、饮酒态度、学校管理共7个自变量及生活负性事件中的人际交往因子得分(14.46 ± 4.646)、学习压力得分(10.03 ± 2.871)、丧失因子得分(7.82 ± 3.272)、受惩罚因子得分(13.17 ± 5.305，)、健康适应得分(6.86 ± 2.34)和其他因子得分(8.66 ± 3.413)等自变量纳入Ordinal Logistic回归方程，将不同饮酒类别作为因变量进行校正分析，P值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不同饮酒类别的人际交往因子(OR = 0.91, P = 0.002)、受惩罚因子(OR = 1.06, P = 0.002)、其他因子得分(OR = 1.18, P = 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表3. 饮酒类别的Ord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次调查的1453名大学生饮酒率为68.96%，6.5%的学生有酒依赖倾向(男生为17.5%，女生为2.6%)，本研究的结果低于国内其他的调查报道(安徽省大学生，13%酒依赖) (唐杰等，2023)，与国外大学生酒依赖水平相比明显偏低，特别是女生的饮酒行为报告率均低于美国大学女生(美国27.0%) (Karam et al., 2004)。本研究结果发现，女生、无吸烟史、父亲不饮酒、月生活费较低、学校对学生饮酒行为管理严格、认为饮酒不是大学生活必要的一部分的大多数倾向于不饮酒，父亲饮酒(OR = 0.504, P < 0.01)、有吸烟史(OR = 0.547, P = 0.03)、认为饮酒是大学生活一部分(OR = 0.352, P < 0.01)、月生活费较高(OR = 1.194, P = 0.013)、年级较高(OR = 1.642, P = 0.001)、学校对学生饮酒行为管理不严格(OR = 1.82, P < 0.01)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饮酒。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父母给儿女的生活费也在逐年增加，这就促使了不少大学生在正常的生活之外过分的追求物质的享受，更容易产生社交活动，增加了接触酒精的机会。因此父母应多对子女进行教育和引导，对子女的生活费给予适当的控制，防止大学生的过度消费和不适当的消费。

本次研究表明，不同饮酒类别的人际交往因子(OR = 0.91, P = 0.002)、受惩罚因子(OR = 1.06, P = 0.002)、其他因子得分(OR = 1.18, P = 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也是影响大学生饮酒的重要因素。人际交往因子得分越低，往往伴随着被调查对象越倾向于饮酒，这也间接说明了大学生的饮酒行为很容易受到身边同伴的影响。同时，受惩罚因子得分和其他因子得分越高，被调查对象越倾向于饮酒，说明受到惩罚、被老师或父母责骂等都会给打学生带来较为严重的心理影响，由此可见，当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时，容易出现较多负面认知，并采取消极的方式应对。因此学校和家长都应该时刻留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学校设立心理健康相关课程，并采用团体辅导、心理剧等多种形式切实落实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此外家长也不能忽视这个阶段孩子的心理需要，关心孩子、倾听孩子，予以正确而及时的指导，帮助大学生选择合适的方法缓解压力。

在本次调查中，大学生的吸烟率为24.2%，而男性吸烟者中的饮酒者则高达94.5%，大学生的饮酒状况与吸烟呈正相关，而同时吸烟和饮酒会对健康造成更大的损害。同时，研究发现父亲饮酒的大学生比父亲不饮酒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酒依赖，这说明了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的饮酒行会造成重要的影响，父母对待饮酒行为的态度也对子女起着表率和引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