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生活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工业革命空前兴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快速的改善和提高，然而尽管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繁荣富强，也带来了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重大对立和生态危机。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的生态原材料和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使得资本家开始对大自然进行毫无节制的掠夺和滥用，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大气污染、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乱象在人们心中敲响了警钟，使得人们开始思考经济与环境的重大关系。在此背景下，生态保护者通过创立和发展绿色组织和环境保护团体来应对不断凸显的生态问题，在这场充斥着诸多生态环境保护的诉求中，兴起于1960的绿色运动便轰轰烈烈的开始了。绿色运动首先对资本主义为了利益而罔顾生态环境和自然规律进行了批判，其呼吁生态环境才是人之根本，资本主义国家应该重视生态平衡，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这场绿色运动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便是这些流派中主要代表之一，其通过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挖掘和阐释致力于找出解决当今资本主义发展与自然环境矛盾新途径和适合当今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新思路，其所做出的大量理论方案和实践经验对当今生态问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西方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打击和绿色运动的兴起对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为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理论基础，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 [ 1 ] 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生态观的研究和分析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其生态思想的源头，特别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孕育了一种关于自然本身、人与自然之间的有结构性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自然观中所秉持着深刻的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长期的生态思想的熏陶下，福斯特发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为自然、人、社会三者相互关系的异化，而三者异化关系产生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福斯特进一步详细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了完整梳理与重新建构，独具一格的挖掘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揭露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本质及生态危机产生的重大根源。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对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巨大启示作用，是其生态学理论形成的决定性的关键一环。

此外，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危机理论的汲取。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是在西方社会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和大规模生态危机的爆发背景下产生的，西方生态学家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作为其研究根本，他们指出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根源的事实，并积极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举措，其中，针对将生态危机的发生归根于科技的发展这一结论，以莱易斯、奥康纳为主要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强烈的反对和批驳，他们一致认为，科技并非是生态危机引发的重要根源，相反，科技的强大为日益发展的西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资本主义社会对科技的非正确和非理性使用才是促使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加重的根源，科技本是一把造福人类社会的利剑，却因为其资本家的不正当使用造成了自然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灾难。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对福斯特生态思想影响至深，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吸收下，福斯特认为科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大规模影响，但生态危机的产生的根源并非科技，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其生态思想中所蕴含的科技理念的重要来源，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发展后所形成的重大思想结晶。

福斯特通过分析和考察现代生态危机导致的根源认为“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 [ 2 ] ，深刻揭示出了生态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环境破坏史，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具有反生态的特性。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至上和对大自然进行毫无节制的掠夺，使资源从属于资本发展的需要，使自然似乎成了一种“祸害”，成了诱发各种病患的根源和助涨资本家嗜血工人的原材料。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和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和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他物的利益对自然不加节制的开发利用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不可能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就决定了其发展道路不可逆转，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无法停止，人与自然关系就无法达到和谐统一。

“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福斯特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所提炼出的具有重大代表性的生态思想精华，也是对探索生态危机原因的重要贡献所在。

在众多学者质疑马克思存在生态空场的情况下，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深入分析和研习，深刻地抓住了马克思所具有的生态思想中的关键，即马克思所蕴含的新陈代谢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生态理念的基本总结，是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直接来源和根本启发，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思想的密切探索和思考，认识到马克思新陈代谢思想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风格和特色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 [ 3 ] 其认为，自然环境是具有强大定律的生成系统，人类社会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切相连，因此人类社会和自然一样具有相同的规律，即新陈代谢规律。人类所具有的社会劳动在新陈代谢规律作用下进行，劳动在改变自然面貌的前提下，也改变着人类社会，参与到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规律中。福斯特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其认为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生物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问题而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 4 ] 福斯特在此基础上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大机器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而导致的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城市的繁荣和崛起使得农业产品不得不通过远距离运输到城市来实现交换，农产品在城市进行售卖，售卖后商品依然留存于城市，即使是废弃掉的产品也无法再次回到农村为土地充当肥料，土地逐渐失去肥力，在此同时，废弃掉的农产品在城市被肆意丢弃和践踏，城市成为垃圾库，在此情况下农村土地越来越贫瘠，城市环境也越来越肮脏，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再者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农药、化肥等产品开始在乡村农作物的使用中进行普及，其使用率的大大提高使得原本就十分薄弱的土地问题雪上加霜，土壤污染、水土流失等土地问题频发，资本主义社会下科技的使用使得其自然环境满目疮痍，原生生态环境不复存在。

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方式” [ 1 ] ，他指出：“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的异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 [ 5 ] 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产方式是造成人、社会、自然异化的根源，劳动是连接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基本纽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下，劳动不是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劳动，是被资本家裹挟下痛苦的无意义的劳作，是促使人、社会、自然异化的基本因素。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破坏了原有乡村生产方式的“新陈代谢”，打破了自然环境的“新陈代谢”规律，导致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处于“新陈代谢断裂”的局面中。因此，在福斯特看来，要恢复原有的“新陈代谢”，弥补“新陈代谢”断裂所造成的裂缝，应从消除人、社会、自然的异化开始，使劳动成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劳动，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方式下所固有的无法调和的新陈代谢断裂的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反生态性质和造成人、自然、社会三者异化的根源，其不仅是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发扬和继承，也是对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有力理论依据。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资本社会所产生的新陈代谢断裂，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剥削造成了新陈代谢的断裂。新陈代谢的断裂本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及自然界本身的异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新陈代谢的断裂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原因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对于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三者异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人、社会、自然三者异化的局面已成既定事实，三者的异化造成了如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 [ 6 ] 因此“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 [ 2 ] ，改良作为一种没有触及根源的延缓式的行动，并不能为现有的生态环境带来益处，其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只有我们愿意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系。” [ 2 ] 另外，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即追求无尽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利益无穷尽的渴望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的根本原因，剥削式的劳动造成了劳动力、社会关系和自然的绝对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贪婪的欲望加持下，人们似乎只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方面，而非被掠夺的自然生态问题。因此福斯特强调：“我们要将人和环境的地位排在经济效益之前。” [ 2 ] 福斯特在吸收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思想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着他的阶级革命思想，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传统经典书本的阅读及革命实践和革命经验理论借用艾萨克·德茨舍在《未完成的革命》指出“人类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联合起来”，而人类的这一联合则只能“到社会主义中寻找”。 [ 7 ] 只有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8 ] ，社会大众才能真正获得公平正义，弥合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的裂缝，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的统一。

福斯特指出：“全球生态危机日渐涵盖所有领域，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全球化的破坏性失控的产物，因为它只关注自身的几何级扩张。” [ 9 ] 福斯特通过深入考察当前生态危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的根源，他认为，资本主义“结构性不道德”的生态观，不仅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支配上，也体现为全球化的生态帝国主义。福斯特通过深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马克思生态思想上升到世界观和理论思维的高度，提出了生态道德观，它既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也强调培养公民的生态意识，树立生态道德观念、构建生态道德体系和践行生态道德实践。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人类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应注重对自然的合理保护，在无愧于自然的生态条件下建设社会。这启示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生态建设之时，不仅应注重自身所具有的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还应将生态道德理念植入社会大众，培养具有生态道德意识的高素质公民，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生态局面。

福斯特认为：“得出如下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人类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农业以及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导致他得出较为宽泛的生态可持续性概念——他认为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具有非常有限的实用性，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应用理性的方法，但是，这种观点对于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 10 ] 福斯特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关系并非天方夜谭。” [ 2 ] 由牺牲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会造成自然生态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和对环境伤害的不可逆转性，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不是两者选其一的抉择，是可以相互兼顾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可持续发展“不是朝着追求利润的方向，而是按照人民的真正需求和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而管理社会的方向” [ 9 ] 。要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向发展可能，关键是在对自然有限范围内取夺的同时对自然进行恢复与保护以实现生态的科学发展。另外，福斯特认为，注重生态的可持续的理念并不代表就是放弃经济的发展，经济乃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当今看来仍然十分重要，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这启示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既要注重经济繁荣，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水平需求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如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11 ] 这进一步强调出我们既要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也要努力建成环境友好型社会，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相互尊重和谐，推动我国真正成为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国度。

福斯特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梳理了科学技术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恶化的确起着助推作用，但并不认为科学技术是危机的根源，所谓的通过发展新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骗局，是为了稳定社会制度而采取的举措。事实上，科学技术对于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构建人们的生态思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把科技技术进步同社会的体制变革、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重大举措。这启示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也应注重运用科技的力量，通过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通过科学技术加快生态环境治理步伐以真正促进生态绿色环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