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西省内3所高校340名大学生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探讨情绪调节策略在运动道德推脱影响运动反社会行为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运动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反社会行为；情绪调节策略调节运动道德推脱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与表达抑制者相比，随着运动道德推脱水平的提高，采用认知重评调节策略的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反社会行为增加的更少。

大学生运动员，运动道德推脱，情绪调节策略，运动反社会行为

Xin Gao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Jun. 15^th, 2023; accepted: Jul. 21^st, 2023; published: Jul. 28^th, 2023

To explore 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sport,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to the sample consisting of 340 college athletes from three normal universities in Shanxi. Result shows that: sport moral disengagemen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college athletes’ aggressive behavior in sport;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sports antisocial behavior.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expression suppressor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ports moral disengagement level, college athletes who adopt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ies have less increase in sport antisocial behavior.

Keywords:College Athletes, Sport Moral Disengagement,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tisocial Behavior in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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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反社会行为是指运动员在运动或比赛过程中故意做出的对对手有伤害性的行为(Boardley & Kavussanu, 2009)，这种日益增多的不道德行为，不仅造成了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也损害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形象和声誉，不利于体育强国的建设，因此其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陈华东，王栋，2020)。而运动道德推脱这一认知倾向，对个体的反社会行为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运动道德推脱是指运动员或教练员为了减少因自己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带来的内疚等负性情绪体验而产生的特定认知倾向，包括对自己所表现出的行为进行重新评估，使自己因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或应承担的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小，和否定对受害者的认同等(Boardley & Kavussanu, 2009)。并且已有研究发现运动员运动道德推脱通过行为重建、结果扭曲、优势对比、责任转移、非人性和责备归因6个调节机制发挥作用(Boardley & Kavussanu, 2007)。有研究表明，运动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员对对手的反社会行为(王栋，陈作松，2016)，运动员在进行比赛时，利用运动道德推脱机制为自我服务，使道德的自我调节功能失效，从而摆脱因运动反社会行为给自己内心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李彦儒，褚跃德，2018)。

虽然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道德推脱对个体的反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但是却少有研究者关注哪些因素会削弱道德推脱对反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Arsenio及Lemerise对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与情绪加工和道德领域模型的整合理论，为研究反社会行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认为情绪加工过程(情绪性/气质，情绪调节，心境/背景情绪)与认知加工和数据库相互作用，与“潜在的心理结构”(包括由与道德、社会规范和个人生活有关的知识结构组成的不同类型的社会规则、图式和知识的表征)共同影响反社会行为(Arsenio & Lemerise, 2004)；也就是说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内在心理特质道德推脱与情绪情境下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会共同影响个体的反社会行为(高雯，陈会昌，2008)。

情绪调节是指自我对情绪的效价、主观体验以及如何表达情绪施加影响的过程。主要有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是指个体改变自我对情绪事件的认知，换个角度理解事件，如安慰自己没关系、不重要等；表达抑制是指制止即将产生或正在进行的情绪表达行为(王振宏，郭德俊，2003)。以往研究表明，情绪在情绪效价和动力性(情绪的强度、灵活度、潜伏性)两方面被调节(黄敏儿，郭德俊，2000)；具体而言，认知重评策略可以有效减弱负性情绪的主观体验，情绪体验更加积极，使个体免遭强烈负性情绪对心理状态的破坏瓦解作用，而表达抑制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不强，保持了情绪感受的动力性(黄敏儿，郭德俊，2002)。而个体的情绪状态会对自我道德标准评判水平产生影响(金童林，陆桂芝，张璐，2017)，其与个体的道德认知转化成道德行为时需要通过的多种自我监控机制有密切联系。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对情境中自我不道德行为的评判标准更为严格，道德推脱水平低，运动反社会行为较少；而受消极情绪状态影响，个体更有可能做出极端的举动，对自我不道德行为的判断更为宽容，道德推脱水平高(朱洁婷，2016；杨继平，王兴超，2012)。

有实证研究证明如此，研究表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将会有更多积极正向的情绪体验，在积极情绪影响下，个体体育道德强度更高，道德推脱水平更低，不道德行为更少(陈琴，王振宏，2014；陈梦伶，2016)。并且对初中生情绪调节策略与不良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认知重评与不良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与大部分不良行为显著正相关(刘志军，刘旭，2009)。这些都表明，与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可以更好地减弱负性情绪体验，加强正向情绪体验，减少反社会行为，认知重评是优于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程利，袁加锦，何媛媛，2009)。基于以上论述，情绪调节策略很有可能调节运动道德推脱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路径可能是情绪调节策略→情绪状态→自我道德评价标准→运动道德推脱水平→运动反社会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与情绪加工和道德领域模型的整合理论出发，以大学生运动员为被试，探讨运动道德推脱和情绪调节策略在大学生运动员运动反社会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假设运动道德推脱正向预测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反社会行为，并且情绪调节策略调节运动道德推脱与大学生运动员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为进一步分析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效应趋势，以高/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个体分为运动道德推脱水平高和水平低的两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如图1所示)。结果表明：采用表达抑制策略时，个体运动反社会行为随着运动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而增加(bsimple = 0.70, t = 7.71, p < 0.001)；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运动反社会行为也会随着运动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而增加(bsimple = 0.47, t = 6.61, p < 0.001)，但是其增加幅度远不如表达抑制者更为明显。

研究结果表明，运动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反社会行为，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Hodge & Lonsdale, 2011；马虹，杨继平，2018；陈华东，王栋，2020)。究其原因，大学生运动员在运动中会通过运动道德推脱策略机制弱化或忽略道德自我控制和调节过程，使其即使做出不道德行为伤害了别人，也不会有太多的歉疚，为自己的运动反社会行为做出更加良性的评价，进而促使其做出更多的运动反社会行为。研究结果发现，运动道德推脱的“行为重建”和“有利比较”维度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反社会行为，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马虹，杨继平，2018；崔神州，2016)。研究结果还发现，“非人性”也是运动反社会行为的重要的预测变量之一，与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王栋，陈作松，2016)。这可能是因为非人性化机制，使运动员在认知上产生“不用把对手当人看待”而当作动物来看待的想法，抑制个体的移情反应和对他人的理解尊重，从而使其无礼蛮横的对待对手而无内疚感(陈作松，王栋，2013)，并且也有相关结论表明移情也是影响个体运动道德推脱和运动反社会行为的重要原因(祝大鹏，2013)。

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调节运动道德推脱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支持研究假设。这一结果可以用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来解释，情绪调节策略通过情绪状态影响个体的道德认知过程，修正个体的道德认知和道德的调节机能，严格道德判断标准，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使道德推脱水平降低，进而使反社会行为减少(金童林，陆桂芝，张璐，2017)。

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在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策略下，运动反社会行为都会随着运动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而大幅度地增加，但是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时，增加幅度更少，认知重评是优于表达抑制的调节策略。一方面，可能因为表达抑制作为反应偏向的调节策略，虽然在行为上直接快速启动自我控制功能抑制个体的情绪表达行为即反社会行为(袁加锦，龙泉杉，丁南翔，2014)，但是在情绪上并没有降低心理体验强度，在生理活动上还引起了手指脉搏和血容振幅更大的增加，在认知上需要个体在运动的全过程中进行自我监控和纠正(王振宏，郭德俊，2003)，也就是说，表达抑制只是抑制了当下的反社会行为而不是运动的全过程及其情绪体验和生理激活水平，从各个方面都不利于抑制运动道德推脱来减少运动反社会行为；而认知重评这一先行地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不仅降低了情绪表达行为，还降低情绪的心理体验和生理反应，其认知调节在情绪发生之初，不需要持续的自我监控，消耗认知资源来管理情绪信息，从生理、认知、情绪上都利于降低运动道德推脱水平来减少运动反社会行为(李静，王庆，2011)。另一方面，有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会影响运动员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愤怒信息的注意偏向，认知重评策略对愤怒信息的注意促进低于表达抑制，并且在对愤怒信息的注意解除上，认知重评也更容易(张慧籽，姜媛，2016)，使用表达抑制调节策略，很有可能在运动过程中，由于这种注意促进和解除困难，多次反复注意和回想愤怒情境，引起愤怒反刍，提高运动道德推脱水平，使发生运动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王梦颖，2019)。

最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者由于控制和管理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行为举止，分散了对运动过程中其他成员情绪信息的注意和交流，不仅对降低运动道德推脱和减少运动反社会行为没有积极作用，更不利于比赛过程中的发挥和取得比赛的胜利，因此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调节策略。而认知重评降低了运动道德推脱水平与行为表达，还增强积极情绪的心理体验和行为表达，更是一种提高生活主观幸福感的调节策略(李中权，王力，张厚粲，2010)，也就是说，认知重评策略是一种更根本更健康的情绪调节策略。

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道德推脱水平可以很好地预测其在运动中的运动反社会行为；尤其“非人性”、“道德辩护”和“有利比较”可能是运动道德推脱机制中最重要的途径策略，对体育运动中的运动反社会行为具有更强的预测力。这些都提示教育工作者应当创造良好的道德氛围感染运动员，并且加强对大学生运动员运动道德推脱这一认知因素的监控和疏导，进一步抑制和减少他们在运动中的运动反社会行为。

情绪调节策略调节运动道德推脱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认知重评策略是优于表达抑制的更根本更健康的情绪调节策略，这些都提示体育教育工作者，在对大学生运动员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的训练时，应注意认知重评策略的引导使用，降低运动道德推脱水平，抑制运动员运动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必要时可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引导帮助大学生运动员，这些不仅有助于提升大学生运动员的整体素质，也利于提升我国的体育水平。

高 馨. 大学生运动员运动道德推脱、情绪调节策略与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Athletes’ Sport Moral Disengagement,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Sport[J]. 心理学进展, 2023, 13(07): 2957-296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7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