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毕飞宇开始转向对人的生存境遇与现状的观察与思考。他善于观察生活细节，敏锐地捕捉时代变迁中人们内心的冲突与矛盾，《大雨如注》和《两瓶酒》中截取了现实生活的横断面，通过对个体及个体之间人际关系焦虑、异化地书写，表现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低温关系。

毕飞宇，焦虑，异化

—On Bi Feiyu’s Rain Falls in Torrents and Two Bottles of Wine

Minming Z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Received: Mar. 10^th, 2023; accepted: May 30^th, 2023; published: Jun. 9^th, 2023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Bi Feiyu began to observe and think about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status quo of human beings. He is good at observing the details of life, and keenly captures th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in people’s hearts in the changing times. Rain Falls in Torrents and Two Bottles of Wine intercept the cross- section of real lif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nxiety of individual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writing of dissimilation shows the low-tempera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in modern society.

Keywords:Bi Feiyu, Anxiety, Dissim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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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经历了反思徘徊期的毕飞宇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路——“从零度海拔开始”。这是他告别先锋写作的开始，也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直面人生，“睁开眼睛，低下头来，从最基本的生活写起，它的依据就是我所走过的路 [ 1 ] 。”文学作品反映出的精神气质必然印刻着作家生活的痕迹，因此文学创作始终是作家个体经验的忠实传达。

毕飞宇曾坦言“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降低 [ 2 ] 。”他以“低温”来形容人际关系的特点。事实上，“低温关系”贯穿了他整个孩童时代。父亲毕明是孤儿，后又因政治原因改姓，血脉根源的无法追寻，家族史的无法延续，成为了毕飞宇一直的遗憾与隐痛。由于儿时父母工作地的改变，毕飞宇自出生起，就不断辗转于各地。大约每三年搬一次家，家庭生活以及人际关系总是被连根拔起，孤独感伴随了毕飞宇的整个童年时代。“漂过来漂过去，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远方。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的将来也在远方。我唯一不属于的仅仅是这里 [ 3 ] 。”年少的漂泊感，使他更敏锐地观察到身边的人事变迁。早在1995年，他创作的《哺乳期的女人》就已关注到了农村的留守儿童，立足点就是传统家庭模式的消失。后来发表的《家事》仍然延续了这一点，小说里的高中生在同学之间模拟亲缘关系，互相结为夫妻、兄弟、姐妹，甚至连襟、妯娌等关系，以此获取情感缺失的补偿。“《家事》不是一个关于恋爱的故事，这是一个‘戏仿’的故事，它是一代人对我们传统家庭模式的一次集体性的戏仿。——为什么要戏仿？因为‘家’消失了，说得文气一点，只剩下一个背影 [ 2 ] 。”《彩虹》则聚焦于两代人的孤独，抒写了一个独自住二十九层楼的“小绅士”与一位空巢老人的互动交往。小男孩缺少亲人的陪伴、没有作为孩子的天真烂漫，言行中是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警惕与老到。小绅士与人交往时呈现出的敏感早熟、少年老成，既是毕飞宇成长片段的一个缩影，亦是众多少年不得不经历的成长历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物质上的富足再也掩盖不了精神上的失落，因为“家”消失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解构，亲缘关系的淡化，无故乡的漂泊感促使人际关系变得脆弱，逐渐由家庭温馨、邻里友爱变成高楼之下的戒备、冷漠、疏离。人与人之间的“低温关系”成为当代人际交往的普遍状态。

漂泊的个人经历造就了毕飞宇敏感自省的性格特点，也促使其对人际关系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与理解力。在某种程度上，从《哺乳期的女人》到后期的《彩虹》正是呈现出了由于“家”的消失所造成的人际伦理关系的变迁。作为一个“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 [ 4 ] ”，毕飞宇后期转向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中也多执着于当下人际关系的书写，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低温关系”，以此挖掘人性深处的内在情感诉求。

作为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处于我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期，“转型”与“变革”成为90年代的关键词。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物质文明过渡，由此引发了社会文化的改变。“经济进入全民经商模式，文化出现世俗骚动和个体化倾向，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充满欲望活力、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场域 [ 5 ] ’”。新时期以来，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席卷全球，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纪末的“喧哗”而来的是表面繁荣而内在却暗流涌动的焦虑感。

“我们的文化心态是世纪末的。世纪末的文化心态有两个特点，我把它总结成两个词，一，急功，二，近利 [ 6 ] 。”处于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人们不可避免的出现急功近利的心态。《大雨如注》中姚子涵便是功利主义家庭教育下孩子的普遍状态。她是样样优秀的“画皮”，对自己非常狠，自懂事起就没有浪费过一天光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别人都进步啦”。至于为什么这么狠，因为“经历过‘pk’能‘活到最后’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好孩子，倒下去的最多只能算个‘烈士’。”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自身价值通过病态的竞争体现，人人自危，不甘落后就要不断进步。从家长到孩子都展现出一种无法控制的焦虑感。“既然社会内部的敌意和侵略性可以透过社会认可的竞争方式表现出来，焦虑的个人便会更加努力竞争。但更多的竞争与侵略只会带来更深的孤立、敌意和焦虑 [ 7 ] 。”随着竞争而来的敌意，充斥在所有人的人际关系中。姚子涵与父母之间始终有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感，与米歇尔的初次见面，举止得体但面无表情，“女儿的脸上向来没什么表情”。如果说《大雨如注》中更多表现“急功”的一面，那么《两瓶酒》中则更多地展现“近利”。《两瓶酒》中通过对当代社会人心浮躁的书写表现两代人观念的变化。巫叔与父亲是社会转型期中的多余人，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高唱所谓的《从头再来》，“架不住时代的巨变，喝到后来，就只剩下他们哥儿俩了”。“两瓶酒”隐喻了一代人的苦痛与无奈。同样是两代人，父辈经历了上世纪末的“下岗潮”，作为时代的边缘人彼此依慰，情深义重；而“我”和二妮却在新的时代潮流中渐渐相行甚远。父辈以喝酒来麻痹自我逃避现实，二妮以远走深圳摆脱乳名的困扰与父辈的姻缘安排，“我”在一场又一场的爱情追逐中逐渐偏离初心。急功近利是世纪末的“表象”，而焦虑感则是世纪末的“实质”。

低温关系向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量变达到质变的根本性变化。这种低温关系不仅存在于两代人的相处上，而且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亲情，友情，爱情在世态炎凉，权衡利弊的社会里显得不堪一击。《大雨如注》中大姚请米歇尔吃饺子没有换来预想的英语教学，在米歇尔离开后忍不住发飙。因为大姚与米歇尔的相处不是以真诚为前提，而是充满了利益与算计。姚子涵与“爱妃”谈得来，也仅仅是因为有着相似的处境，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两瓶酒》中“我”与罗密欧，奥赛罗，张生，董永的爱情故事都无疾而终。勇敢热烈的爱情背后同样是不安与焦虑。焦虑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精神现象，成为了现代人真实的生存境遇。

毕飞宇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能够透过表象挖掘内在实质，“在理解生活中抵达人性的深处 [ 8 ]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他观察到人世变迁所带来的利与弊，也看到新时期社会价值观的错位混乱，《推拿》聚焦于盲人的生存困境，《大雨如注》关注家庭教育的缺失，《两瓶酒》探析两代人价值观的异同。其中后两部作品的共同点是都表现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

“异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拉丁文中，与“出卖”，“转让”同义。而异化现象最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近代以来才逐渐把这种现象作为一种理论研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还是‘异化’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朋友一定还记得，那个年代有过一次‘异化问题’的社会大讨论 [ 9 ] 。”相比于西方文学作品中荒诞，变形式的异化，毕飞宇对于“异化”的焦点始终集中在个体本身及个体人际关系的变化。他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观察，表达自己对于个体及人际关系的解读，以及对社会现代化的反思。《大雨如注》中姚子涵虽成绩优异，多才多艺，但由于家庭“贫穷”而内心自卑，“姚子涵一下子就觉得老了，凭空给自己的眼角想象出一大堆的鱼尾纹。”终于在与米歇尔于一场大雨中狂欢发泄后，姚子涵发烧昏迷，醒来后只会说英语而忘记了母语。姚子涵本人的异化是社会，家庭，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异化导致了人们在精神上的匮乏，阻碍了个体的正常成长与发展。《两瓶酒》中则是表现了现代社会下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异化”，“我”的爱情观是及时行乐派，爱情故事无疾而终也罢，“到了该爱的时候，姐还是得爱”。相比于上一辈，母亲与巫婶对自己处于失意低谷的丈夫始终如一的陪伴，“我”更倾向于敢爱敢恨，果断抉择的相处模式。这种对传统观念的背离使“我”受到了巫婶的鄙夷。文中结尾提到意大利老头与超市收银女孩一场“四个小时”的恋爱，更是直指当代年轻人轻率、物欲化的爱情观。《睡觉》中将这种“低温关系”更为犀利地表现出来，被包养的小美，想和男大学生在草地上睡个“素觉”，男大学生向她伸出了五个手指，即要价500元。从物质上的冲击到精神上的溃散，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脆弱的，易被解体的。如弗洛姆所言，现代人与人之间是“两个抽象体、两个活机器相互利用的关系 [ 10 ] ”。在当代社会金钱，物欲的利诱下，人们的精神道德日益丧失，价值观渐渐偏移，逐渐异化为内心空虚、外表冷漠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之间关系。面对这个物欲横流，世态浮华的现代化社会，如何保持自身独立的品格，不被异化、物化，坚守自我，是当代社会所有人面对的共同课题。

从成名作《哺乳期的女人》关注于传统家庭模式的消失，一直到近期作品《两瓶酒》展现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的异化，毕飞宇始终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具有较强的思考意识，具有人文主义关怀。

对家族根源的追溯，对现代社会功利化的审视，以及对个体异化的反思，都寄予着毕飞宇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层面得到满足，而精神层面渐渐趋向虚无。因此，毕飞宇着力于描摹现代人在生存过程中的疼痛体验，透过现实探视人物本身。他在《大雨如注》和《两瓶酒》中通过描摹人们潜在的焦虑感、个体及个体之间关系的异化，来表现现代化社会中的“低温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温度在降低，以此反映出现代人内心的困惑与挣扎。

赵敏明. 论“世纪末”的低温关系——以毕飞宇《大雨如注》《两瓶酒》为例The Low-Temperature Relationship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On Bi Feiyu’s Rain Falls in Torrents and Two Bottles of Wine[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03): 191-194.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