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龄群体的就医行为存在差异。李前文和季国忠(2022)对癌症患者的就医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癌症发病率明显上升，不同年龄组对疾病的认知和卫生服务利用有明显差异，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更偏向于使用中药治疗癌症。李前文和季国忠提出，年龄会影响就医行为和诊疗方案的选择 [ 21 ] 。于大川和李雨晴对广东省3所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越大，就医行为积极性越高。一方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风险也会随之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的知识储量与年龄正相关，这些知识储量的提高使得大学生更关注自己的健康，因此在疾病发生后选择积极而非消极的就医行为 [ 4 ] 。Gerald对卡巴罗莱地区五岁以下的儿童照顾者进行了调查，照顾者的年龄和教育水平与寻求健康行为有很大的关联 [ 22 ] 。

由于性别差别，承担的社会角色也会有所区别，导致就医行为的决策受到影响 [ 23 ] 。孙晓燕等(2021)在中国义乌调查了咳嗽个体的就医行为，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就医，一方面是女性更容易受到咳嗽困扰；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男性的男子气概，尽可能不就医 [ 24 ] 。Elif和Havva (2021)在对土耳其一所高校调查影响年轻人寻求性健康行为影响因素发现，女性更主动去发现和寻求性健康知识，并且有更加积极的主动就医行为 [ 25 ] 。

张玉等(2020)从分级诊疗的视角研究了居民首诊选择意向，研究结果显示，居民选择基层就诊的概率大小依次为小学及以下组 > 初中组 > 高中/中专组 > 大专/本科组 > 本科及以上组，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更倾向大医院就医，反之文化水平低的患者倾向去基层机构就诊 [ 26 ] 。儿童的就医行为完全取决于家长，研究表明家长的教育状况与儿童的健康寻求行为存在明显关联 [ 27 ] 。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对健康信息的认知能力越强，做出理性的健康寻求行为。

黎杰等(2018)调查显示，对健康信仰、就医污名、健康素养和就医行为总平均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文科专业、农学专业和医学专业在就医污名方面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学、在职和退休三类人的健康素养得分也有明显不同 [ 28 ] 。

大多数人出现病情耽误的情况，主要原因就是没能准确认识自己所患的疾病。石颖(2018)表示大部分痔疮患者对这种疾病的了解程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没有认识到病情的严重性，导致90.52%的研究对象出现就医延误的现象 [ 29 ] 。黄畅等(2022)对空巢老人的就医行为进行调查，发现自评健康差的老年人有较强的主动就医意识，更倾向于去医院就诊 [ 30 ] 。

健康信念是指人们对健康和医疗服务的看法、价值观以及认知水平，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医疗服务使用的理解和对需求的理解；健康信念水平越高，就医延迟率就会越低。通过健康教育，提高患者的健康信念，可以有效改善健康行为，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 31 ] [ 32 ] 。Vikas Menon (2015)等表示，学生们认为心理健康咨询的益处微乎其微，并认为心理疾病会被同龄人视为弱者的标志，从而招致社会的排斥。这可能导致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得不到心理保健服务的帮助，使他们的问题长期存在，并妨碍他们的学习成果和身心成长 [ 33 ] 。

经济水平往往与消费理念有直接关系，经济水平越高，投资到健康消费中的越多；经济差异也是造成医疗服务利用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选择就诊机构时，家庭收入较高的病人更倾向于挑选三级医院接受治疗，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医疗质量而不是医疗价格 [ 34 ] 。国内外研究均显示，农村患者的就医率低于城市患者，收入水平的差异是造成这种结果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 35 ] [ 36 ] [ 37 ] 。学者们表示，应重点关注农村贫困人群的卫生服务利用的经济障碍问题，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救助 [ 37 ] 。

潘力等学者研究了新农合对农民就医的影响，提出新农合虽然有效促进了农民就医，但仍存在一定弊端，办理和报销程序繁琐，很多小病和门诊费用不予报销等问题给农民带来了失望感，降低了参保的积极性 [ 38 ] [ 39 ] [ 40 ] 。Savitha和Kiran (2013)探讨了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一项微观健康保险计划方案对患病家庭就医行为的影响，微型健康保险不仅促进了私营卫生服务提供者对卫生服务的正式利用，而且通过提供保险范围降低了卫生服务的费用 [ 41 ] 。王睿和李国飞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建立一个由个人、学校和国家共同承担费用的“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设立“大学生医疗贷款”，使得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得到保障 [ 42 ] [ 4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