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大体上可以分为主导主体和主动主体。政府作为乡村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乡村文化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既是为乡村发展提供可持续性政策倡导的“领头羊”，又是切实保障村民利益和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当家人”。村民作为乡村社会中最广泛、最基本的主要群体，对乡村文化的存续状态和发展前景有着直接影响，他们既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建设新时代乡村的践行者。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调动村民的自我能动性，变主要为主动，这就要求政府和村民之间实现双向互动。政府在建设乡村文化过程中，减少命令型的管理方式，营造鼓励村民建言献策的良好政策环境，尊重村民自主选择，增加与村民之间的有效互动，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导主体。村民对于政府的响应和号召，作出积极回应，建立起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动自发的投身乡村文化建设中来，和其他乡村文化主体实现多向互动。

我国乡村孕育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乡贤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通过不断对乡村文化的思考理解和融合创新，这些优秀乡土文化逐渐内化为新时代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乡贤文化包含的待人处事之道、伦理道德之理、行为准则之规是对儒家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中国社会得以秩序稳定、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农耕文化蕴含着中国社会处世之道，与勤劳、踏实、肯干的积极人生态度高度吻合；红色文化始终贯彻着爱国精神，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潜移默化激励着每一代中国青年；乡村生态文化逐步衍生出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推动了美丽乡村从“一时美”向“长久美”转变。这些都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客体，不仅是乡村精神的凝聚与展现，更是乡村文化传承的希望与憧憬。它们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不断丰富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作为连接乡村文化与村民及人民群众的桥梁，发挥着传递和运载我国乡村文化的重大作用。乡村文化载体具有可视性、历史性和多样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民间文化的“博物馆”。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区、手工艺品陈列馆、名人英雄故事馆等，是村民承载记忆和情感的文化符号，实现了乡村文化的可视化，变抽象为具象。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乡村文化遗产，承载着乡土文化的历史记忆，因其赋予着独特的传统意义以及具有不可再生的标签，较为鲜明的体现出乡村文化载体历史性的特点。随着新时代新农村新村民的发展趋势，不同领域的乡村文化载体层出不穷，乡村建筑、乡村文化产业、乡村文化活动、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等都成为振兴乡村文化的有力中介。

“从功能主义文化论出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乡村文化，其振兴离不开文化的主体” [ 5 ] 。青壮年群体是农村发展的主力军，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顶梁柱，随着新时代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的青壮年力量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生活品质和为后代提供更为成熟的教育环境，大量涌向了城市，剩下孩童、妇女和老者在家乡生活，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造成了农村生活面向的外倾。而“老弱妇孺”群体由于年龄、身体素质和教育水平的限制，难以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现阶段乡村文化振兴主要依靠政府的主导，政府作为主导主体，不断引进来走出去，从政策、经费、人才等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但村民缺乏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一些农村基层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略有些忽视村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使得农村公共文化基础建设与广大村民群众需要的文化生活之间存在差距，导致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实施情况难以得到保障。

乡村文化内嵌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习惯，如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长幼有序的优良家风家训，邻里和村民之间仁爱互助、吃苦耐劳的文明乡风民风，口口相传、脍炙人口的歌谣舞曲以及流传千年的农耕文化和传统技艺。乡村文化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乡村文明的传播，推动了家乡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人文家园、和谐家园。但现在乡村文化主体的缺失却导致家风家训无人遵循，乡土礼俗秩序影响弱化；家族社会功能萎缩，差序格局逐渐瓦解；利己思想、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冲击着淳朴乡风民风；手机里的短视频和小游戏代替了佳节之日吟唱起舞的欢乐景象；传统手工艺技术面临无人继承的困境……一些乡村文化逐渐淡出大众视野，乡土文化正在逐渐边缘化，被蒙上了“无价值、无意义”的面纱，导致农村共同体意识的解体，村民对本土乡村文化记忆的缺失，乡村文化发展后继乏人。

现阶段，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不断丰富，但伴随着村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群众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更高层次的期待。因此，着力增强乡村文化载体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地区乡村文化建设阵地输出文化的模式逐渐趋于格式化，缺乏地方特色和模式创新。这种传播乡村文化的表达方式较难与村民的自身需求完美对接，限制了乡村文化在空间和地域上的发展。“百姓大舞台”、“农家书屋”这样的文化场所有效利用率低，一些地区虽然设有文化活动室，但设施设备无法更新换代导致的老化、滞后，使之难以开展正常的文化活动，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乏味。一些地区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过分追求城镇化，没有考虑本土化差别，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与群众文化生活存在差距，逐渐成为“面子工程”。

培育思想认识机制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乡村文化振兴思想认识机制的建设，需要政策保障、机制创新、思想统一，需要有“一盘棋”思想，凝聚“一股绳”力量，需要合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有序开展。

第一，政府部门要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相关法律法规，统筹兼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充分保障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村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自主选择，令村民成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受益群体。对于各项政策必须落到实处，致力于构建统一、完整、高效、务实的乡村文化政策体系，贯穿于乡村文化振兴的全过程。第二，社会组织要按照“保护固态、传承活态、培育新业态”的发展思路，构建乡村文化产业合理的收益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最大限度的满足广大村民的文化需求，激发乡村主体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第三，广大村民要坚信党和国家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思想，确信党和国家振兴乡村文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树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发展意识，在政府的带动下积极投身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贡献力量，与家乡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振兴乡村文化必须通过构建一定的人才协同发展机制，去激发广大村民和人民群众的内在需要，引导他们在现存问题中进行思考探索，在需要诉求中把握理性选择，在正向情感中获得文化认同，在个体自觉中实现幸福感的提升。促进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激发，有效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顺利进行。

第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育新时代村民，确保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有力量。新时代农村亟需培育出有思想、有能力、有进步、有觉悟的“四有村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其在日常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村民社会责任意识、集体意识，形成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自信；要引导村民形成自我发展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发扬村民首创精神，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实现个人发展的同时不忘振兴乡村的初心和使命。第二，要凝聚乡贤能人的力量，营造良好的人才聚集效应。乡贤能人是建设乡村文化的一支重要队伍，他们是农村的中坚力量，要吸引更多扎根农村大地的在外游子和持有故土情结的村民致力于乡村文化振兴。把乡贤能人资源打造成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集聚正能量的重要渠道以及强化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第三，“选派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一线岗位” [ 6 ] ，打造出一支具有人文情怀、有基层工作经历，真正懂乡村、爱村民、想要把乡村文化发扬光大的基层党组织队伍。

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发展，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既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乡村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的时代要求。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发展关键在做深文化、做精品牌，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支撑，依托其原有文化内涵，深度挖掘文化资源，推动特色文化发展。

第一，协同好产业发展规划，既要考虑乡村文化的特殊性，也要兼顾文化产品的盈利性。要对乡村文化的特点进行多角度的规划，找准特色，突出特色，扩大特色，防止同质化竞争，促进特色产业的发展。既不能破坏乡村文化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纯洁性，又要为大力传承乡村文化提供一条经济富强之路。第二，结合村民需求提高文化产业的价值性收益。乡村文化产业的效益果实必须落实到村民的日常生活，积极听取广大村民的需求和建议，实现发展为了村民，发展依靠村民，发展成果由村民共享。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契合村民的需求，村民的日子有盼头了，实现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乡村文化才能迸发出强大的驱动力。第三，内外联动，找准市场，走出特色发展之路。文化产业布局要新、要稳、要可持续，必须立足本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努力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风、一村一韵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 7 ] 。各个参与主体建言献策，充分运用互联网+，开发各类特色产品，形成产业链。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产业形式展现出来，在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实现文化可视化，实现文化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