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层化形成的技术逻辑。人工智能化拓展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全新领域，打破了原有的时间限制与空间限制，人类的活动可以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一些互联网企业主及时抓住了共性层级背后的商机，借助算法、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将“随机性”的网络发展成为“指定性”的层级，试图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演变至今，逐渐“圈层化”。协同过滤算法机制可以最大程度上计算并推荐难以进行文本结构化表示的对象，使受众对象发掘更多潜在的但尚未发掘的新的兴趣爱好，扩大社交圈层。新的技术手段使圈层文化中的分离性再次强化，处于不同圈层的人群接收大相径庭的社交文化，构筑不同关系网中的圈层文化。

圈层化形成的历史逻辑。《淮南子》曾说：“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 [ 2 ] 。一个特定区域或是范围，必然会有圈内、圈外作为划分，然而圈内与圈外，中间可能会有层层壁垒。“圈层化”传播的文化并非网络时代的专有产物，自古以来，“圈层”就存在于各领域、各部落之中，以核心组织文化为中心，不断向外辐射，对圈层外人员产生一种强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圈外组织者，壮大圈层气势，组织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早在20世纪初，费孝通在“差序格局”理论中提出：中国的乡村就存在“圈子”。处于圈子中的人如石入水中产生的“涟漪效应”，根据交往程度、熟悉度等社交影响因素一圈圈外散，形成“圈子”这一特有的社会现象。21世纪以来，网络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改变着以地域、血缘为基础的传统圈子，形成了以兴趣、情感、文化为纽带的新的网络圈子。

圈层化形成的现实逻辑。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67亿，较上一年新增网民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6% [ 3 ]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拓宽了人们的社交媒体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微信、微博、短视频等便捷的社交媒体圈中分享自己的生活，随时随地与自己的朋友隔着屏幕进行无阻碍的交流，网络空间俨然成为现代大众生活的新空间。在这种新的空间内，大数据会根据成员等级、交流频次的喜好，依据其搜索次数、查阅习惯等，及时、准确地锁定用户的喜好，进行精准投放。长此以往，通过新的需求导向，达成新的默契，形成特定的文化圈层。

圈层间传播群体呈现同质性趋势。群体交往中，人际连接的重要特征为“基准类聚”，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通过研究社会群体形成规律提出了“同质性”这一概念。在网络空间构成的圈层中，社会群体之间表现出的同质性特征更加明显。构成群体社交圈发生同质化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在于人与人通过互联网连接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会受到生活环境、地理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社会学家安德里亚斯·维默尔在对Facebook的运行状况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经常在社交媒体圈上发布自己合照的学生更容易上升到朋友的关系，这是因为个体的朋友圈会受到教育背景、家庭生活习惯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结构性因素对同质性的影响不亚于个人的选择。处于智媒时代的大背景下，人们更容易受“同质性”因素的影响。

圈层间现实生活空间窄化。圈层理论认为，社会中的单个个体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遵循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准则：个体与中心距离越远，受“圈层化”传播中出现的群体效应强度越弱。因此，在形成圈层之前，个体会根据利益交换守恒原则对圈内成员进行筛选，寻求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以期达到自身的发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成员的关系会呈现出强弱不同的特征：身份地位接近、具有相同生活习惯的成员会构成“强关系”；反之，通过好友圈形成的点头之交，会呈现“弱关系”。例如bilibili弹幕站，专门收集动漫爱好者的制作视频，作为视频网站，与抖音、快手等竞争力较为薄弱，但是它主攻“二次元”领域圈层，其最大的卖点就是弹幕的吐槽，发弹幕的样式也可以区别用户锁定的爱好，划分不同的圈层。智媒时代下，社会成员之间由于不同影响因子的存在，而形成的“强弱关系”使得圈层成员在现实生活中所获得的空间结构窄化。

圈层间出现“信息孤岛”现象。智媒时代的加速发展，媒介传播过程中介体与途径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具备了更加完善的功能。媒介内成员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沟通与交流，形成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的圈层。社会交往的必要前提是进行信息交往，在特定的圈层中，各成员所关注的主要信息会拘泥于特定的范围，真正有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因圈层性质不同，得到不充分的传递与交流，圈层内的成员无法获得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熏陶。再者，“圈层化”的存在限制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圈层之间的传递，使得媒介成员关注的信息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形甚远。一旦人们长期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慢慢忽视不感兴趣的问题，接收到的信息就会有限，长此以往，会将自己封闭在“信息茧房”之中，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效力受限。

马歇尔·范阿尔泰曾经提出了“网络巴尔干化”的概念，“网络巴尔干化”即整个网络圈层会随媒介的发展被撕裂成代表几个或多个利益的子群，发生组内同质、组间异质的怪异现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产生于教育主、客体发生的相互作用中，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米歇尔·福柯首次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在福柯看来，话语权是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的一种权力，它彰显着一个人的影响力与社会价值，关系着个体的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理应掌握在教育主体手中，由教育主体根据教学性质对教育客体进行教学内容的灌输。但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发展与重组，很多人逐渐习惯于快餐式的学习：喜马拉雅听书、“指尖阅读”等，新的APP的出现虽然使教育客体获取知识的方式便捷化，但却压缩了他们深度思考的时间。纷繁复杂的数据和信息整合到网络平台之后，构建了与众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些体系之间可能存在与社会主流意识相背的价值观：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在网络传播中盛行，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利用网络公开性在各媒体平台大肆宣扬代表派别的观点，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价值表达，削弱话语客体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与接纳。

圈层中表现的“契约精神”指圈层成员能够本着文明、理性、守信的原则，自觉遵守圈内的规章制度与活动规则。大学生网络圈层看似遵守契约精神，但其成员和成员之间个性迥异，兴趣也比较分散，很难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会过多的关注考据，它总是与不同的社会背景相联系，表征话语与社会现实、话语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新关系。在以碎裂化、异质化、多元化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不同圈层的教育客体过分注重话语的流行性与个性化，催生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生态灰色发展。互联网上时代的社会成员天然抗拒一成不变的叙事方式，更加关注自我的情感抒发表达，他们乐于通过弹幕、表情包、段子等方式进行互动交流。新生一代网民过分注重话语表达方式的流行性，喜欢从个体有限的认知中追求流行性话语，例如，在表达爱国情感时，衍生出了“小粉红”、“此生不悔入华夏”等流行性语言，话语表达方式更趋“泛娱乐化”。加之新媒介话语规约机制的不完善，产生“流量之上”的网络话语乱象问题，应用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会出现话语失范现象，削弱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引导效力。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良性发展是顺利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当前多元媒介的助力下，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大量不同的媒介话语表达符号，这些符号摆脱场域环境与时间空间限制后，极大地破除了物理距离造成的隔阂。“在自媒体和即时通讯大量普及的现代网络社交平台中，充斥着大量虚拟或未经证实的伪信息。数字网络让分享变得廉价，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潜在的参与者” [ 4 ] 。媒介失衡化，强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媒介资源、媒介使用情况、地域分配状况的不平等性，使教育客体接收的信息质量具有参差性，更深程度上的媒介失衡性会随媒介技术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处于重塑关键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需要借助媒介传播，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当今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结构会随世界格局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不同集团、政党竞相争夺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宣扬代表本阶级利益的观点与主张。其中存在的消极甚至具有错误诱导行为的社会思潮，扰乱教育客体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认同，影响价值观念的构建，污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极大程度上削弱了媒介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流话语的传播效力。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导权的把握，只有经过教育主体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催化教育客体发生对话语内容的内化反应，将宣扬的主流话语获得双方的认同作为前提条件，才会成功地引导与发动教育主体，最终取得“圈层化”传播中的主导话语权。面对现阶段的网络空间新形态，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先在身份被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匿名性、无中心性等特征解构，传统的权威性形象受到挑战，但“去身份化”不等于“去主体化” [ 5 ] 。教育主体在传播过程中需要首先审视话语内容，将积极向上的网络话语自然地融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最大程度上接地气、生活化，最大限度地激发教育客体的学习兴趣。其次教育主体要不断创新教育模式，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上做出调整，实现圈内圈外线上线下相连接，通过算法、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向教育客体圈层输入主流价值观念，增强群体互动。最后要有效整合智媒时代下，将有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实现跨界互动，打通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的交流渠道，使圈层交流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有效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 6 ] 。在媒介技术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方面的障碍是关键性障碍。碎片化时代，人人都是内容生产者，内容生产主体、生产形式、传播介质更加多元化，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有可能被关注、也有可能被淹没，因此需要加强话语表达能力，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从内容、形式等各方面下功夫：一要建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气象站”，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通过座谈会、理论研讨会等方式，邀请主要社会学者或学生代表进行集中研讨与交流，线上线下同步交流，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权威性，对话语传播的源头进行处理，形成制度保护下的绿色健康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环境。二要发挥社会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指向牌”作用，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社会圈层具有强有力的辐射作用，在“圈层化”传播的过程中，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社会舆论，“有人粗鄙地解读着‘网络自由’，毫不顾忌地放纵着本能、宣泄着情绪，以反主流、反传统的姿态，试图摆脱显性制度的规约” [ 7 ]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可以引导教育客体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进而奠定话语传播的思想基础。三要发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时代性与权威性的“粘合剂”。时代性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基本方向与新的追求，也是构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基本方向与追求。智媒时代，越来越多的教育客体自愿参与到媒介传播之中，在构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过程中，不可一味追求自上而下的强行灌输，要以时代性为关照，深入教育客体之中，了解教育客体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需求，及时关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输出内容，增强趣味性与丰富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 [ 8 ] 。主流媒介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内容是重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需要加强媒介效应：一要获得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加持。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是圈层内成员通过体验与学习所形成的，主流媒体拥有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构建内容最权威的熟悉与感知，也更容易在传播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公信力，使其强调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获得教育客体的共识。二要获得权威性内容的赋魅。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权威内容的公信力都毋庸置疑，圈层内成员需要寻求值得信赖的权威性内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需要教育客体基于事实真相形成意见，达成共识。三要寻求媒介技术支持。社交机制与算法机制是当前进行网络交互的重要方式，前者主要发挥对信息与人物的筛选过滤作用，后者则负责信息精准投放。两者的默契配合，使信息接收者获得较为满意的信息推送，对外部化境有新的认识与体验。这种认识变化不仅局限在内容层面，也会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收者的社交关系产生新的影响。

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圈层之间横向沟通交流缺失默契性，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陷入了不同圈层自说自话的撕裂状态。智媒时代，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各网络平台、网络社群要根据当下所处的社会背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成有的放矢的新媒体矩阵。不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合方式，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时代性与权威力。未来的媒介技术，将逐渐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更加密集的智力输入、更为关键的范式创新的新发展阶段演进，教育主体需要继续拥抱新技术，重新凝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