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孤幼，责在州县” [ 24 ] 检校制度的主要责任人是州县官府。地方官司依法检校分割财产，保护相对弱势群体的财产安全，这是检校制度的初衷。但是检校财产的管理制度是不完善的，责任划分是不清晰的，神宗时期，检校财产的存放地点转移为常平库，在这一转运财产的过程中，虽名义上是转运司负责，但转运司交由其他机构代替执行，并且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因致州县得为奸弊” [ 20 ] ，对于一些不易储存的物品也没有进行估卖，而是一同转运，造成财产的损失。官司侵用问题也是屡见不鲜，检校财产交由官府管理之后，州县官司“视同官物” [ 15 ] ，故意占吝不予归还，孝宗乾道年间记载，“州县检校孤幼财产，官司侵用，暨至年及，往往占吝，多不给还” [ 25 ] ，理宗时也见有记载，“州县检校孤幼财产，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陈乞，多称前官用过，不即给还” [ 20 ] ，宋朝地方官员调任频繁，接任官吏称前任官吏侵占财产，摆脱自身干系，并且没有检校财产的交接管理的程序，双方相互推诿责任，损害孤幼财产利益。

“古人宗族之恩，百世不絶，盖以服属虽远，本同祖宗，而况一家叔伯兄弟之亲，血脉相通，何有内外间隔” [ 26 ]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室亲室本应该是孤幼可以依靠的对象，但是从清明集中可以看到，“宗族亲戚间不幸夭丧，妻弱子幼，又或未有继嗣者，此最可念也。悼死而为之主丧，继絶而为之择后，当以真实恻怛为心，尽公竭力而行之，此宗族亲戚之责之义也。近来词诉乃大不然，死者之肉未寒，为兄弟、为女壻、为亲戚者，其于丧葬之事，一不暇问，但知欺陵孤寡，或偷搬其财物，或收藏其契书，或盗卖其田地，或强割其禾稻，或以无分为有分，或以有子为无子，贪图继立，为利忘义，全无人心，此风最为薄恶” [ 27 ] ，诉讼的争端缘由大都是亲族内的利益相关者意图分取财产，不惜与血肉至亲对薄公堂满足一己私欲。“不当检校而求检校” [ 1 ] 一案中，张文更父亲死亡之后，其堂叔张仲寅意图掌管卑幼财产，官乞检校，此时张文更已满三十岁，完全有能力代理家业照顾弟妹，完全不符合检校的条件，而张仲寅此前已为一己私欲，离间张文更父母关系，致使双方相离，现在又打着大义的旗号，陈乞检校，判官叶岩峰在判词中对此评价为“复挠乱其家，使不得守父之业，岂非幸灾以报仇，挟长以凌幼，用意何惨哉！法不可行，徒然扰扰，但见心术之险，族义之薄，天道甚迩，岂可不自为子孙之虑也哉”，亲族侵占财产行为可见一斑；“欺凌孤幼” [ 28 ] 一案中，尤彬家财丰厚并无子孙，在尤彬垂亡之际，其弟尤彦辅“胁以官司”，强行立自己的孙子荣哥为后，等到其兄死后，尤彦辅向官府提起户绝检校，将其兄之妻女逼至出家。立继之事本合情理，但是其兄刚死就提起诉讼，“本非笃天伦之爱”，而是想立其孙荣哥为后趁机把持尤彬家产；“阿沈高五二争租米” [ 29 ] 一案中，高五一死亡时仅有阿沈所生的女儿公孙，其弟高五二陈乞立嗣，将其次子高六四立为五一后，得其兄四分之三田产，而高五一亲生女公孙仅得四分之一田产。租佃公孙田产的佃户正是高五二的亲家康一，佃户欺阿沈母女孤寡，九年内阿沈依靠收租仅得十三石米，而高五二与高六四作为一宗之族理应帮助阿沈追要所得，但实际上高五二父子与佃户合谋故意拖欠田租，高五二父子已经占据其兄产业的四分之三，剩余一份也想据为已有，完全不顾及阿沈母女的生活处境。

囚牙讼师本身是作为一个诉讼辅助人的角色，但是在检校程序中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在“继絶子孙止得财产四分之一” [ 30 ] 一案中，田县丞共有二子和二女，其中一子名为世光(又称为登仕)，是抱养子，诉讼时世光已经去世，生前只有与秋菊所生的两个女儿，另一子是与侧室刘氏所生，名为珍珍，只有十岁，二女亦是刘氏所出。田县丞的弟弟田通仕想谋取其兄家产，意图将自己的儿子世德立为世光之后，而刘氏意图霸占家产，在诉讼中以县丞妻子自称，绝口不提世光留有二女的事情，诉讼当事人各怀心思隐瞒案情，致使该案审判三次才得以解决。其中刘后村在判词中提到，“通仕、刘氏皆缘不晓理法，为囚牙讼师之所鼓扇，而不自知其为背理伤道”，将该案件归咎为是被囚牙讼师煽动，田氏尊长也认为刘氏是被鼓动出官，不光刘氏被讼师教唆，就连身处官场的通仕也难以分辨落入讼师陷阱，“餍足囚牙讼师无穷之溪壑哉”。囚牙讼师可以从诉讼中获利，故而违背情理只求满足私欲，在检校财产的过程中推波助澜，扰乱诉讼秩序，官府不厌其烦。

针对州县官司侵用检校财产的问题，南宋政府多用修改律令的方式进行规制，一方面增大对官吏的惩治力度。南宋孝宗时期发布敕文声明，被检校的财物必须“依条给付，仍令提刑司常切觉察” [ 31 ] ，该条仅具声明性质，并没有规定惩罚性措施；理宗时，颁布了新的法令，如果州县官吏随意侵占财产，“以吏业估偿，官论以违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 25 ] ，规定了官吏侵占财产后，民事上赔偿侵占财物，要用家业估价偿还，刑事上还要定罪，且不能享受去职、大赦减罪的特权。而在《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 [ 16 ] 判案中，胡颖在判决中引用的敕文，体现出南宋政府禁止州县侵用财产的力度进一步加强。“但准勑：辄支用已检校财产者，论如擅支朝廷封桩钱物法，徒二年。”该条文较之前有较大变化，将擅自挪用被检校的财物的行为与擅自支出朝廷财物的行为进行类比，而且将该犯罪行为的量刑具体化，违反者要被判两年徒刑。另一方面，对于侵用财产不还的行为，允许百姓越级告诉。嘉定十五年时规定对于应该归还而不归还检校财产的违律行为，允许百姓“经台省越诉” [ 15 ] ，严惩经办官吏，在越诉严厉禁止的宋朝，在侵用检校财物不还的情况下破例而为，也可看到朝廷对侵用财产问题的重视。

州县侵用检校财产已然是一大弊病，朝廷屡次用律令来约束该行为。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出现，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南宋时战事吃紧，军费支出比重较大，财政收支失衡是一重要原因。除了缺少律令惩罚规制外，与吏治腐败和财政因素也有一定关系。朝廷加强立法规制的初衷是好的，但成效差强人意，这种立法的频率也从侧面反映出州县侵用财产问题的禁而不绝，实属积重难返。

宗亲势力干扰官司检校，无非是想获得一定的财产，而官府在处理这一类案件时，也需考虑利益均衡问题，“务当人情，合法理，絶后患” [ 32 ]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让宗亲参与到财产分割中来，扩大财产分割群体。

如在“欺凌孤幼” [ 28 ] 一案中，尤彦辅强立其孙荣哥为其兄尤彬之后，逼至尤彬妻女出家为尼，官府知晓尤彦辅父子的吞并尤彬家产之意，仍将大部分田产划拨给荣哥，满足尤彦辅父子的诉讼请求以至不使尤彬绝后；“房长论侧室父包并物业” [ 32 ] 一案中，梁居正死后，其妾郑氏唤梁太行房长之事，梁太不堪托付营利谋私，郑氏这才首乞检校，郑氏之父郑应瑞亦干预梁家之事，梁太对此不满且辩称郑氏为妾室并非居正之妻，并“奚以检校”“恶于检校”，唯恐不能占据粱氏家业。判官韩似斋经多方考量，判决每月给梁太五贯钱，不许其干预梁家财物之事，郑应瑞照梁居正在世时所给钱财，每月给三贯五百文，并判决其无事不许登门干预梁氏家事，由郑氏管收营利之租，抚养二幼。

但是照顾多方利益，考虑利益均衡并不等于全盘接受宗室的诉求，损害孤幼的利益。在“女婿不应中分妻家财产” [ 33 ] 一案中，周丙死后留有遗腹子和女儿细乙娘，李应龙是周丙女婿，见妻家剩一孤子，便不顾礼法诉至官府请求检校岳家财产，意图侵吞。据当时的律令，“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遗腹子得二分，细乙娘得一分，该案最终的判决结果亦是如此，“索上周丙户下一宗田园干照并浮财帐目，将硗腴好恶匹配作三分，唤上合分人，当厅拈阄”。在此案中，官府并没有支持李应龙的诉求，多方参与财产分配考量利益均衡需要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本判词中明确提及“天下岂有女婿中分妻家财产之理哉”，李应龙的诉求不合情理，所以不在考虑之列。

对于囚牙讼师这一类的诉讼辅助人，他们一般藏于当事人之后，教唆当事人诉讼，干扰检校进程，官府很少与其正面直接接触。依法处断，以理服人，减少判决的漏洞，可以降低囚牙讼师教唆诉讼的频率，减轻对检校制度的影响。在“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 [ 16 ] 一案中，胡石壁写到“湖湘之民，率多好讼，邵阳虽僻且陋，而珥笔之风亦不少。然自当职到官以来，每事以理开晓，以法处断，凡素称险健者，率皆屈服退听，未尝有至再讼者”，在好讼之风盛行的地区，用情理和律法断案，好讼之徒找不到判决漏洞，不再诉讼。“若不照条科断，则闻者将谓本府亦为其所持，莫敢致诘，自此奸民皆将是则是效矣”，而如果不据条科断，官府的威信也会大打折扣，而且众人也会纷纷效仿，这不仅会损害官府公信力，也会使得诉讼秩序遭到破坏。而在“房长论侧室父包并物业” [ 32 ] 一案中也曾提到“当职于孤幼之词讼，尤不敢苟，务当人情，合法理，絶后患”，州县官司按照律法情理办案会减少后续的诉讼争端，维持诉讼秩序的稳定。对于处理囚牙讼师的教唆诉讼问题亦是一样的道理。